有准确王安石知料吗?

一獐一鹿中王安石的儿子回答怎么样?写出来。~

典故：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王元泽分辨獐与鹿》选自《沈括·梦溪笔谈·权智》

寓意：
这个主要叫我们要重视思维形式的作用在叫维中作出正确判断。基本要求是：判断必须真实、准确，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判断应当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能够指导人们去进行实践活动。王安石之子的回答，表面看来，倒也没错，可究其实质，是废话一句，因为它没有回答任何具体问题。现实生活中也常有此情形：大块文章，洋洋洒洒，大会报告，滔滔不绝，但实际上不解决任何问题。

知识拓展：
王雱和王安石一样，不仅自幼聪明且志存高远。他积极支持父亲王安石的变法。为确立变法的理论依据，还亲自参与修撰了《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可以说，王雱在当时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但是，由于父子两人的脾气都很大，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悲剧也就由此产生。
王安石任宰相期间，吕惠卿和王安石是生死对头。王雱为了帮助父亲，和他的手下将别人列举吕惠卿的事项夹杂在其他文书中，下达给皇帝批准审讯的制狱，而王安石对此并不知情。当其他官吏将此事告诉了吕惠卿后，吕惠卿立即报告皇帝，控告王安石违背君命欺骗皇上等，还揭发王安石在私人书信中写上“不要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皇帝将这些材料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心中恼怒，对皇上说根本没有这些事。回了家，马上问儿子王雱。王雱说了这些事的情况，王安石听了，火气一上来，就狠狠的臭骂了儿子一顿。
可王雱也不是什么好脾气。心想自己招谁惹谁了，我不是一心一意的帮你吗，你竟然还骂我？老子毕竟是老子，儿子是无法和老子争辩的，只能憋着一肚子的火。而王雱背上正长着痈疽，心中的怨气无处发作，最终导致痈疽发作，竟然就此一病呜呼而死。当然，也有史书传王雱是因政治抱负受挫而犯了精神病。但《宋史》的记载较为真实可信。王安石后来也因丧子之痛不堪承受，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神宗那时也开始厌恶王安石了，于是再次罢免了王安石的职务。

王安石：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文”，故世称王文公。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全文翻译：





王安石, 字介甫, 抚州临川人.父王益, 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少年时喜好读书, 一经过目终身不忘.他写文章落笔如飞, 初看好像漫不经心, 完成后, 见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精彩奇妙.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带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为他播扬美誉.王安石考中进士, 名列上等, 任签书淮南判官.以前的制度规定, 任职期满, 准许呈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 唯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再调任鄞县知县, 他在鄞县修筑堤堰, 浚治陂塘, 使水陆交通得到方便, 把官谷借贷给百姓, 秋后百姓加些利息偿还, 使官仓中的陈谷能够换新粮, 鄞县的百姓也感到方便.再任舒州通判.文彦博做宰相,向皇帝推荐王安石, 说他淡于名利, 请求越级提拔, 想以此来遏止为名利而奔走竞争的风气.不久, 朝廷召他考试馆职,他不肯参加.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 他以祖母年事已高辞谢.欧阳修对朝廷说王安石须用俸禄养家, 因此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他请求担任常州知州.调任提点江东刑狱, 入京任度支判官, 当时是仁宗嘉佑三年.

王安石的议论高深新奇, 善于用辩论驳难和旁征博引来维护自己的学说,敢于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 满怀激情地立下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风俗的志向.于是他向仁宗上万言书, 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难穷乏, 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落败坏, 症结在于不知道规律, 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缘故.效法先王政令, 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 我们所实行的更改变革, 既不至于惊扰天下人的视听, 也不至于引起天下人的喧哗, 也就必然合乎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 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 自古代以来的太平治世, 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忧患, 忧患在于治理财政没有符合它的规律.居官任职的人才既然不足, 城乡又缺少可供使用的人才, 国家的重托, 疆域的保持, 陛下能够以长久依靠天幸为常法, 而没有一旦发生忧患的考虑吗? 我希望陛下能明察朝中苟且因循的弊病,明文诏令大臣, 逐渐革除这些弊病, 以期符合当前世事的变化.我所说的, 流于颓废风俗的人是不讲的, 而议论国家大事的人又认为这是不近事理的陈词滥调.”后来王安石执政时, 他所施行的政策措施, 大多是根据这份万言书而来的.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在此之前, 朝廷多次下达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 他都辞谢了; 士大夫们认为他是无意显赫于世以求仕途畅达, 都恨自己不能结识他, 朝廷多次打算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美官, 只是怕他不就任.第二年, 任命他同修起居注, 他推辞了好多天.􏶢门吏拿着委任敕命到他府上交给他, 他拒不接受; 􏶢门吏随即下拜, 他却躲避到厕所里去; 􏶢 门吏把委任敕命放在桌上离去, 王安石又追上去把委任敕命交还给􏶢门吏; 他上章辞谢了八九次,才接受了同修起居注的任命.于是任知制诰, 纠察在京刑狱, 从此他不再辞官了.

有位少年得到一只善斗的鹌鹑, 朋友向他讨取, 他不给, 朋友仗着与少年平时关系亲昵就拿走了鹌鹑, 少年追上去把朋友杀了.开封府判决这位少年当处死刑, 王安石反驳说:“按照法律, 公开的夺取、偷窃都是盗窃行为.少年不肯把鹌鹑送给他, 而他拿了就走, 这是盗窃的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 是追捕盗贼, 虽然杀了人, 也不应当加以追究.”于是弹劾开封府审判机构将不该判刑的反而判了重刑, 犯了错误.开封府的官吏不服, 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审刑院、大理寺再审, 审刑院、大理寺一致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皇帝下诏免于追究王安石这次弹劾错误, 他应当到􏶢门前谢罪.王安石说“: 我没有罪.”不肯谢罪.御史全都上奏皇帝, 皇帝置之不问.

当时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皇帝诏书文字, 王安石争辩说:“ 确实如诏令所说, 那么舍人就再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 而听任大臣为所欲为, 这虽不是大臣为了私利而侵夺舍人职权, 不过立法也不应该如此.今天大臣中软弱的人不敢为陛下执法守纪, 而刚强的人则假借陛下的旨意来制造命令, 谏官、御史都不敢违背他的旨意, 我实在感到害怕.”王安石的这些话侵犯了执政大臣,从此更加与执政大臣相抵触.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任, 一直到英宗朝结束, 朝廷多次召他, 他都不肯起复任职.
王安石本是楚人, 在朝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二族是世家大族, 想借助韩、吕来取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于是就和韩绛、韩绛弟韩维以及吕公著深交, 这三人更加对人称道赞扬王安石, 王安石的声望才开始显著.神宗在颍王府时, 韩维任记室, 每当他的谈话得到神宗称赞时, 就说:“这不是我的说法, 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当他升任太子庶子时, 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任记室之职.神宗因此很想见到王安石, 刚一即位当皇帝, 就委任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 召入朝廷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 王安石才到朝廷.他进宫答对神宗询问时, 神宗问治理国家应当首先做什么事? 他回答说“: 首先要选择推行政策的方法.”神宗问道“: 唐太宗怎么样?”他答道“: 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要效法唐太宗呢? 尧、舜之道, 极其简明而不烦杂, 扼要而不迂阔, 容易而不繁难.但是后世学者不能晓, 才以为高不可及.”神宗说:“ 你这可说是以难为之事要求我了, 我自顾微末之身, 恐怕无法与你的这番好意相称.你可以尽心尽意地辅助我, 希望共同成就这一目标.”

一天讲学, 大臣们都退朝了, 皇上让王安石留坐, 说:“ 我有一些事情想和你慢慢讨论.”因此说“: 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 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 然后可以有所作为, 这二人确实不是代代都有的杰出人物.”王安石回答说:“ 陛下果真能为尧、舜, 那必然会有皋陶、后夔、后稷、􌘢 ;果真能为高宗, 那必然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两人都是有识之士所不耻的, 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以天下之大, 人民之多, 百年治平相承, 学者不能说不多.然而经常忧虑无人可以帮助陛下治理国家, 这是因为陛下选择人才的方法不明确, 诚意待人做得不到家, 虽然有皋陶、后夔、后稷、􌘢、傅说那样的贤人, 也会被小人遮蔽, 藏身退隐而去的.”神宗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 即使是尧、舜时代, 也免不了有四凶.”王安石回答说:“只有能够辨别四凶而惩处他们, 这才所以成为尧、舜.假使让四凶任意谗害忠良, 妄为邪恶, 那么皋陶、后夔、后稷、􌘢难道也肯得过且过地拿着俸禄而虚度一生吗?”

登州有名妇女厌恶自己丈夫相貌丑陋, 夜里用刀砍杀丈夫, 伤重没有死.这件案子上报朝廷后, 朝中讨论一致认为这名妇女应判死刑, 独有王安石引用法律辩驳证明, 适合从谋杀伤律条, 减死刑二等论处.神宗同意王安石的意见, 并且把它定为法律.

熙宁二年( 1069 ) 二月, 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神宗对王安石说“: 人们不能了解你, 以为你只知道经学, 不明白世上的事务.”王安石回答说“: 经学正可以用来治理世上的事务, 但是后世所谓学习经学的读书人, 大都是些庸人, 所以世俗就认为经学不可以施行于世务了.”神宗又问“: 那么你首先要施行设置的是什么呢?”王安石说:“ 改变风俗, 建立法度, 为今天当务之急.”神宗认为很对.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任命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令他的同党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从此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问世, 称为新法, 并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 颁行新法于天下.

青苗法, 是把籴买常平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 散给百姓, 要他们出二分的利息, 春天散出秋天收回.均输法, 是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 朝廷给予钱币和米粮, 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 都必须离开价钱高的地区而在价钱便宜的地区购买,以路程近的地区代替路程远的地区, 预先报告京城仓库需要购买的物品, 以便能在价钱便宜时购买贮存.保甲法, 乡村人口编入户籍簿, 两名男丁取一人, 十家为一保, 保丁都发给弓弩, 教他们战斗阵法.免役法, 根据百姓家庭财产多少,分别令他们出钱雇人充役, 下至单丁户、女户, 本来不要服役的家庭, 也一概出钱, 叫助役钱.市易法, 允许私人向官府赊购或借贷货物钱款, 以自己的田地、住宅或金帛作为抵押, 出息十分之二, 超过期限没有交纳的, 利息之外每月另加罚金百分之二.保马法, 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 每户养一匹, 用牧马监现有的马给他们喂养, 或是官府给买马的钱, 让他们自行购买, 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程度, 死亡或生病的要补偿.方田法, 把东、西、南、北各千步, 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一方, 每年九月, 县令、县佐分地丈量计算, 检验土地肥瘠, 确定这些土地的成色, 分为五个等级, 按照土地的等级, 均定赋税数额.还有免行钱, 规定京城各行各业根据获利多少, 都必须交纳免行钱, 给予免除行户当差.自从这些法令推行以后,全国各地争言农田水利, 古代的陂塘和废弃的堤堰, 都必须兴建修复.又下令平民百姓可以投递密封状, 增加价钱购买坊场, 又增加茶、盐的税收数额, 又设置河北籴便司, 在临近河流的州县广积粮食, 以备粮饷运输.从此赋税聚敛越来越重, 而天下骚动不安了.

御史中丞吕诲说王安石有十大过失, 神宗为此派吕诲去做地方官, 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吕诲任御史中丞.韩琦规劝神宗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 神宗感到醒悟, 打算同意韩琦的意见, 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离去.司马光为神宗起草批答诏书, 其中有“ 士大夫沸腾, 百姓骚动”的话, 王安石大怒, 上章为自己辩护, 神宗用恭敬的言语表示歉意,派吕惠卿传达旨意, 韩绛又劝神宗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谢恩, 因而对神宗说了朝廷内外大臣、从官、台谏官、朝士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 并且说:“陛下想用先王的正道战胜天下流于颓靡风俗的人,所以是与天下流俗相互较量轻重.流俗的这个秤锤重了, 那么天下的人们就都归向流俗; 陛下的这个秤锤重了, 那么天下的人们就都归向陛下.秤锤与物体较量轻重的时候, 虽然是重达千钧的物体, 增加或减少秤锤一铢一两的重量就会使准确性发生改变.今天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的正道, 以此阻止陛下所做的改革.现在正是陛下和流俗的秤锤较量轻重的时候, 流俗增加铢两的重量, 虽然极其微小, 但是天下这一秤锤, 已归属于流俗了, 这就是天下议论纷纷的缘故.”神宗认为是这样.于是王安石重新任职治事, 韩琦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王安石与司马光一直相交甚厚, 司马光根据朋友之间互相督促行善的道理, 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反复劝说, 王安石很不高兴.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 司马光还没有任职时, 而王安石执政, 于是这项任命就中止执行了.虽然吕公著是王安石推荐的, 也因为请求罢除新法而被派出任颍州知州.御史刘述、刘琦、钱岂页、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 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 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 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任命诏令, 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 都被罢免并逐出朝廷.翰林学士范镇三次上疏议论青苗法, 被罢免职务而退休.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 王安石不知道把吕惠卿离开后的空缺委任给什么人时, 得到了曾布, 很信任他, 信任的程度仅次于吕惠卿.

熙宁三年( 1070 ) 十二月, 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 京东路、河北路发生暴风的异常现象, 百姓十分恐慌.神宗批示中书省, 令省事安静以应付天变, 放还这两路应募的农夫, 责罚不如实反映汇报情况的监司、郡守.王安石扣住而不下达这道诏令.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 有切掉自己手指、砍断自己手腕的人, 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这些事我固然还没有知道, 即使有这种情况, 也不足为怪.今天士大夫对于新政,尚且吵吵嚷嚷感到惊异; 何况二十万户百姓, 必然会有由于愚蠢而受到别人蛊惑煽动的人, 怎能因为这种人而不敢有所作为?”神宗说“: 听取百姓的各种意见就能取得成功, 百姓的意见也不能不畏惧.”

东明县百姓有人拦住宰相的马头控诉助役钱, 王安石对神宗说:“ 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 喜好附和流俗, 导致百姓做了这种事.”又说“: 治理百姓应当知道他们的真假利弊, 不可以向他们表示无原则的姑息宽容.如果放纵他们使之妄经中书省、御史台等中枢机构, 击鼓拦驾, 凭借人多以图侥幸, 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王安石强词夺理, 违背常理, 都像这样.

皇帝起用韩维为御史中丞, 王安石怀恨韩维以往的言论, 指责韩维善于附和流俗以此否定神宗所建立的新法, 这次任用因韩维的辞谢而结束.欧阳修请求退休, 冯京要求朝廷挽留他, 王安石说“: 欧阳修依附韩琦, 推崇韩琦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这样的人, 在一郡就败坏一郡, 在朝廷就败坏朝廷, 留下他有什么用呢?”于是神宗同意欧阳修退休.富弼因为阻挠施行青苗法被解除了宰相职务, 王安石说这不足以阻止奸邪小人,甚至把富弼比作为共工、鲧.灵台郎尤瑛说天气阴了很长时间, 星辰失去了正常运行, 应该黜退王安石, 朝廷立即把尤瑛刺面发配到英州.唐穅本是因王安石的推荐而担任了谏官, 只因他借请求奏对的机会极力论说了王安石的罪过, 结果被贬谪而死.文彦博说市易法是与百姓争利, 致使华山崩塌.王安石说:“ 华山的变化, 仅是天意为小人而发作的.市易法的起用, 是由于平民长久穷困, 用它来抑制兼并, 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压下了文彦博的奏章, 把他派出去任魏地留守.吕公著、韩维, 是王安石凭借他们树立自己声誉的人; 欧阳修、文彦博,是推荐王安石的人; 富弼、韩琦, 是曾追随王安石的人; 司马光、范镇, 是与自己友情甚厚的人, 王安石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斥.

礼官讨论确立太庙中太祖神主牌位东向的位置, 王安石独自决定把僖祖的神主牌位奉入祧庙, 参加讨论的官员联合起来与王安石争论, 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的傍晚, 王安石跟随圣驾骑马进入宣德门, 守门卫士大声呵叱阻止,并鞭打王安石骑的马匹.王安石发怒,上章要求逮捕惩办这些卫士.御史蔡确说“: 宫廷中值宿的卫士,保卫皇帝而已,宰相不在他应该下马的地方下马, 卫士理所应当加以呵叱制止.”皇帝终于还是杖打卫士, 斥责内侍, 王安石还是愤愤不平.王韶开拓熙河成功向朝廷报告功绩, 神宗因为这是王安石的建议, 解下自己身佩的玉带赐给王安石.

熙宁七年春天, 全国一直干旱, 饥民流离失所, 皇帝忧容满面, 上朝时感叹不已, 想要罢除全部不好的法度.王安石说“: 水旱灾害是常会发生的事,尧、汤时代也不能避免, 这事不足以使陛下忧虑,不过应当治理好人为之事来应付天灾.”神宗说“: 这怎么是小事,我所以感到恐惧, 正是因为没能做好人为之事.现在收取免行钱太重, 人们怨叹, 甚至有人说出对朝廷不恭顺的话来.自亲近大臣到皇后家族, 没有不说免行钱有害的.两宫太后声泪俱下, 担忧京城里会发生动乱, 认为天旱更加失去了人心.”王安石说“: 亲近大臣不知是谁,如果两宫有这种话, 那一定是向经、曹佾所干的.”冯京说“: 我也听说了.”王安石说“: 士大夫中不如意不得志的人都归附冯京, 所以只有冯京听到这些话, 我是没有听说.”监安上门郑侠上疏, 把所见到的流民扶老携幼的困苦情状, 画成图进献神宗, 说:“旱灾是由王安石招致来的.罢免王安石, 上天一定会下雨.”郑侠又因为这事被放逐到岭南.慈圣、宣仁两位太后痛哭流涕地对神宗说:“ 王安石扰乱了天下.”神宗也怀疑王安石, 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 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吕惠卿服丧期满时, 王安石早晚不停地推荐他, 这时, 王安石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 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 没有丝毫改变, 当时韩绛的绰号是“ 传法沙门”, 吕惠卿的绰号是“护法善神”.然而吕惠卿实际上是想自己掌握大权, 害怕王安石重新回来当政, 就乘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弟弟王安国, 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 秘密奏知皇帝请求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 王安石再次被委任为宰相, 他接到诏令后, 立即兼程赴京.《三经义》写成, 王安石加官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任命他的儿子王蚞为龙图阁直学士.王蚞推辞不就, 吕惠卿劝说皇帝接受他的请求, 因此王、吕间猜疑成仇更加明显.吕惠卿被蔡承禧弹劾, 在家等待皇帝的处理诏令.王蚞暗示御史中丞邓绾再次弹劾吕惠卿和华亭县知县张若济共同犯法谋利事, 立案审查他们, 吕惠卿被派出任陈州知州.十月, 彗星出现在东方, 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得失, 以及询问政事之中不能与百姓相和谐的方面.王安石带领同朝大臣们上疏说:“ 晋武帝五年, 彗星出现在轸宿; 十年, 又有孛星出现.然而晋武帝在位二十八年, 与《乙巳占》所预言的日期不符合.这是因为天道遥远, 先王虽然有官方占卜的预言, 但他所相信的仍是人为之事.天文的变化无穷无尽, 上下牵强附会, 难道就没有偶然的巧合?周公、召公, 怎么会欺骗成王.他们说到中宗在位的时间很长, 就说‘ 中宗谦虚谨慎, 兢兢业业, 用天命约束自己, 勤于治民不敢荒废政事’.他们说夏、商两朝维持很长时间时, 也说是由于‘ 施行德政’而已.裨灶预言火灾能够应验, 想用祭祀求免灾祸, 国侨不听他的意见, 裨灶就说‘: 不采纳我的意见, 郑国又将会发生火灾.’国侨没有听他的意见, 郑国也没有发生火灾.有像裨灶这样的人, 未免荒诞, 何况今天的占卜星象之人呢? 现在流传的占书, 又是历代所禁止的, 誊写讹误尤其不知道有多少.陛下的品德至善至美, 不仅比商中宗更加贤能, 而且周公、召公所说的话早已全部看过了, 哪里需要蠢人、盲人再有什么陈述.我听说两宫太后因为这件事而担忧, 希望陛下用我们所说的这些道理, 尽力地开导劝慰.”神宗说“: 听说民间极苦于新法.”王安石回答说“: 冬天严寒,夏天暴雨,百姓尚且怨恨, 这不用抚恤.”神宗说:“ 不能使冬天严寒夏天暴雨这种怨恨也没有吗?”王安石听后很不高兴, 回家托病卧床, 神宗安慰劝勉, 王安石才上朝治理政事.他的同党出计谋说“: 现在不要选取皇上历来不喜欢的人迅速提拔重用, 那会使自己变轻, 这时就将有窥伺君臣间隙的人.”王安石同意这个谋略.皇帝高兴王安石出来执政, 听从他的一切意见.当时军队出征安南, 密探得到安南的露布, 说:“中国推行青苗、助役法, 使平民百姓十分贫困.我国今天出兵, 是要帮助拯救那里的百姓.”王安石恼怒, 自己起草敕牍诋毁安南.

华亭案久久未能成立, 王蚞把它交给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 他们取来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的事项, 夹杂在其他的皇帝下达的文书中, 王安石不知道这件事.省吏到陈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吕惠卿, 吕惠卿报告给皇帝, 并控告王安石说“: 王安石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学的先儒教诲, 崇尚纵横家的末流方法, 违背君命假传号令, 欺骗皇上, 要挟君主.一年之间极力干了许多恶事, 纵然是古代丧失志行而倒行逆施的人, 恐怕都没有这样的.”又揭发王安石在私人书信中写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话.神宗把这些材料给王安石看, 王安石谢辞说没有这些事, 回家问王蚞, 王蚞说出这些事的情况, 王安石责备了他.王蚞愤怒怨恨, 背上的痈疽发作而死.王安石公开宣布邓绾的罪过, 说:“邓绾为我的子弟求取官职及举荐我的女婿蔡卞.”于是邓绾和练亨甫都获罪.邓绾开始是以依附王安石而做到谏官的, 到王安石和吕惠卿互相倾轧时, 邓绾极力帮助王安石攻击吕惠卿.神宗很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 邓绾惧怕失势, 多次留在皇上身边, 说话无所顾忌; 练亨甫邪恶不厚道, 巴结奉承王蚞得到进用, 这时他俩都被贬斥了.

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后, 多次托病请求离职, 到儿子王蚞死去, 更是悲伤得不堪承受, 极力请求解除枢要职务.神宗愈加厌恶他, 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 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年, 改任集禧观使, 封舒国公.王安石多次乞求把自己的将相大印交还朝廷.元丰二年, 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官特进, 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 加封司空.

元佑元年, 王安石去世, 终年六十六岁, 追赠他为太傅.绍圣年间, 赐谥为“文”, 配享神宗庙庭.徽宗崇宁三年, 又配享文宣王庙, 位次排在颜回、孟子之后, 追封为舒王.钦宗时, 杨时有议论,皇帝下诏停止王安石在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问的意见, 停止王安石在宗庙配享, 并削去他的王位封号.早先, 王安石诠释《诗》、《书》、《周礼》, 写成后, 颁布到学舍, 天下称为《新义》.晚年居住在金陵, 又撰写《字说》,书中多有穿凿附会之处.他的学说混合入佛经、老庄的思想.当时学习的人, 没有人敢于不传授学习他的《新义》和《字说》的, 主考官只用它为标准来录取考生, 士人不得自立新说, 先儒解释经书的著作, 一切废除不用.废黜《春秋》这部书, 不把它列在学舍里, 甚至戏弄地看作是“断简残篇的朝廷公报”.

王安石还没有显贵时就已经名震京师.他不好奢华, 自称是最为节俭, 有时衣服脏了也不换, 脸上脏了也不洗, 人们都认为他这样很贤达.蜀人苏洵则说:“这是不近人情的做法.像这种人很少有不奸慝大恶的.”并作了《辨奸论》文以讥刺他, 说他和王衍、卢杞是一类人.王安石性格倔犟, 遇事不论对错, 非常自信, 他决定了的事就从不改变.至如讨论变法之事, 王安石与朝中大臣争辩得不可开交.他引经据典, 大发议论,动辄数百言, 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可学,人言不可怕.”他执政期间, 几乎把内外老臣都罢免完了, 而大多提拔一些轻浮的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很久以后, 因全国发生大旱灾而被罢黜, 自第二次复出为相后一年多又被罢免, 此后, 终神宗之世再没有被召用, 他执政共长达八年之久.其子王蚞.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词集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元日·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谢公墩》
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山行》
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4.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公元前4世纪的公孙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商鞅变法外，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都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封建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勘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五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今天的改革，其成功之处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但是，在这一伟大事件的历史进程中，并非没有不谐和的噪音，那便是贪污腐败，个别部门、个别地方政府的注重敛财而不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公，公众福利的缺失。尤其是用人路线上的失误和政府监督的不力，致使多少贪官得以肥了私囊，甚至卷财外逃，成为异国富翁。这一切淡化了人民的改革热情，使他们自身因在改革的裂变中遭受必然的阵痛时，往往容易忽视大局，而迁怒改革，归罪于功臣。这一切构成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噪音。因此，吸收并借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的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就是我们应当注重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此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王安石简介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 王文公。 生平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 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 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 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 （《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 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 《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 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忆昨诗示诸外 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 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 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 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 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 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 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 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 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 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 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 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 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 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 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 稗类钞》等。 文学主张与创作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 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 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 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 （《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 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 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 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 （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 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 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 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 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 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 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 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 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 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 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 《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 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 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 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 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 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 《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 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能“希风《史记》论赞， 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 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 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 《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 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 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 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 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 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 磊落的胸怀。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 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 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 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 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 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 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 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 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 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 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 语）。 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 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 得形象性不足。 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 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 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 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 幽，感激□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 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 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 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 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 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 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 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 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 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 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 轼的区别。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 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 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 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 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 《发廪》、《兼并》、《省兵》、《读诏书》、《次韵 和甫咏雪》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 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 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如《兼并》诗，洪迈即认为 “其语绝不工”(《容斋诗话》卷三)。执政以后，推行 新法,当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他写了《众人》、《赐 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诗进 行回击，表现出对于推行新法毫不动摇的意志。 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 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赵学士陕 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次韵元厚之 平戎庆捷》等，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以咏史和怀古为 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商鞅》、《宰□》、 《韩信》、《范增二首》、《贾生》等都有感而发,寓意 深刻,李东阳以为“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 麓堂诗话》)。历来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由细致 的刻画与精妙的议论结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 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黄庭坚以为“可与李 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 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 如《旅思》、《登飞来峰》、《题西太一宫壁》、《别 孙莘老》、《送程公□守洪州》、《寄王逢原》、《思 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难得的佳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铺 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不高。 王安石在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 《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 描绘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 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他曲折言志， 著名的《北陂杏花》诗的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 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 精华录》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独山梅 花》、《望夫石》、《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 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示宝觉三首》、《示 无著上人》、《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 都表明他离开世情愈来愈远。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 情，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如《南浦》、《染云》、 《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 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 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故严羽说:“集 句惟荆公最长。”（《沧浪诗话》）
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 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画像》充分 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倾倒。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 情饱满。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明显地 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 雄直之气。但如《读墨》一类诗作,“终篇皆如散文,但 加押韵”（《王荆文公诗笺注》引李郛语），助长了宋 诗议论枯燥的缺点。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 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 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 美。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 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 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吴之振说他“遣情世 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 都比较恰当地指出他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严羽称王安 石的诗歌为“王荆公体”(《沧浪诗话》)，主要指其后 期诗风而言。也有人对王安石后期诗过多地搬弄典故和 讲究技巧表示不满，如陈师道说他“伤工”（《王直方 诗话》引）,叶□说他“徒有纤弱”(《习学纪言序目》 卷四十七),赵翼说他几首属对精切的诗“皆字面上求工， 而气已恹恹不振”(《瓯北诗话》卷十一)。不过总的来 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影响、开创宋诗局面 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 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包含着自己的创作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 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 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 语等形式技巧的不良风气。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艺术性却比较高。〔千秋 岁引〕《别馆寒砧》词“意致清迥”（《蓼园词选》）； 〔桂枝香〕《金陵怀古》足堪“颉颃清真、稼轩”（《艺 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作品集与版本 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 人编纂成集，早已散佚。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 先生文集》，通行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应云□刻本及 嘉靖三十九年何中丞刻本，都是100卷,源于南宋绍兴年 间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 《王文公文集》,也是100卷、但篇目、编次与临川本不 同，且只剩两个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 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 集末附日本岛田翰从残本《王文公文集》中辑得的47篇 佚诗、佚文作为《补遗》。这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 集。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得龙舒本的两个残本 合刻，去其重复，配成完整的《王文公文集》。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王安石少怀大志，博学多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自22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几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了一幅初步的蓝图。1069-1076年，王安石两度为相，在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
为改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在文学方面，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他的诗词瘦硬雄直，散文说理逻辑严密，行文峭菝凌厉，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其诗文《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散文《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课本。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现存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周官新义》，《宋说》等。
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炼、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象《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
王安石简介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 王文公。 生平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 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 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 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 （《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 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 《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 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忆昨诗示诸外 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 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 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 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 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 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 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 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 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 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 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 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 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 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 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 稗类钞》等。 文学主张与创作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 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 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 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 （《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 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 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 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 （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 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 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 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 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 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 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 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 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 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 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 《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 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 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 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 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 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 《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 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能“希风《史记》论赞， 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 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 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 《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 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 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 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 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 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 磊落的胸怀。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 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 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 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 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 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 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 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 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 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 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 语）。 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 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 得形象性不足。 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 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 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 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 幽，感激□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 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 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 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 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 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 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 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 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 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 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 轼的区别。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 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 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 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 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 《发廪》、《兼并》、《省兵》、《读诏书》、《次韵 和甫咏雪》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 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 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如《兼并》诗，洪迈即认为 “其语绝不工”(《容斋诗话》卷三)。执政以后，推行 新法,当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他写了《众人》、《赐 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诗进 行回击，表现出对于推行新法毫不动摇的意志。 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 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赵学士陕 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次韵元厚之 平戎庆捷》等，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以咏史和怀古为 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商鞅》、《宰□》、 《韩信》、《范增二首》、《贾生》等都有感而发,寓意 深刻,李东阳以为“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 麓堂诗话》)。历来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由细致 的刻画与精妙的议论结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 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黄庭坚以为“可与李 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 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 如《旅思》、《登飞来峰》、《题西太一宫壁》、《别 孙莘老》、《送程公□守洪州》、《寄王逢原》、《思 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难得的佳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铺 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不高。 王安石在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 《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 描绘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 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他曲折言志， 著名的《北陂杏花》诗的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 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 精华录》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独山梅 花》、《望夫石》、《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 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示宝觉三首》、《示 无著上人》、《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 都表明他离开世情愈来愈远。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 情，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如《南浦》、《染云》、 《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 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 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故严羽说:“集 句惟荆公最长。”（《沧浪诗话》）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词集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元日·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谢公墩》
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山行》
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4.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公元前4世纪的公孙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商鞅变法外，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都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封建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王安石，便是这样一位历史的过客，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勘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五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今天的改革，其成功之处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但是，在这一伟大事件的历史进程中，并非没有不谐和的噪音，那便是贪污腐败，个别部门、个别地方政府的注重敛财而不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公，公众福利的缺失。尤其是用人路线上的失误和政府监督的不力，致使多少贪官得以肥了私囊，甚至卷财外逃，成为异国富翁。这一切淡化了人民的改革热情，使他们自身因在改革的裂变中遭受必然的阵痛时，往往容易忽视大局，而迁怒改革，归罪于功臣。这一切构成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噪音。因此，吸收并借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的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就是我们应当注重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此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王安石小故事

王安石年轻时赴京赶考，半路上遇见一富户人家在对诗选婿，难住了许多人。他细一打听，这上联是小姐出的：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求对下联。王安石略一思索，对出“地满红香花连风，风连花香红满地。”众人齐声称好。于是，王安石约定科考后完婚。

巧的是，考场上收毕试卷，主考官又另出一题：“地满红香花连风，风连花香红满地。”求对上联。王安石灵机一动，对道：“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主考官闻言大喜，十分赞赏。

不久，王安石与小姐举行婚礼，正进行时，传来王安石高中状元的消息。正是喜上加喜，王安石非常兴奋，亲自下厨房烹饪菜肴，招待贺喜的四亲八邻。其中的一道“喜喜字肉”的菜别具特色，不但味道好，而且每块肉上都刻着个喜喜字。众人越吃越爱吃，边吃边夸新郎精湛的烹饪技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王安石少怀大志，博学多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自22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几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了一幅初步的蓝图。1069-1076年，王安石两度为相，在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

为改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在文学方面，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他的诗词瘦硬雄直，散文说理逻辑严密，行文峭拔凌厉，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其诗文《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散文《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课本。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现存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周官新义》，《宋说》等。

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练、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像《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练、朴素，立意非凡。

参考资料：http://221.193.230.7/xxshang/09/XK01_NJ06/ZY20050720162117718/WBZY/SC20051018144533625.mht

王安石家族简介

王安石（1021—1086）中国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提出和坚持“权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抑郁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与王安石家族 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家族临川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派，临川王氏祖先为王安石的曾祖王明。王明以子贵赠尚书员外郎。其长子王用之，卫尉寺丞；次子王观之，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临川王氏先世衰徽无闻，至王观之、王用之兄弟，始起家为吏，再到王用之子孙辈开始兴盛，王用之娶妻谢氏，封永安县君，生有五子，其中长子王益和五子王孟最像父亲。王孟官楚州司理参军，其子沆，官荆南府建宁县令。王益，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历任建安主薄、临江军判，知新淦、新繁县，天圣时以殿中丞知韶州，终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卒赠工部郎中，后以子贵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王益中进士和做官，标志着临川王氏已经崛起。

临川王氏传到王益的儿子辈时，家族臻于极盛。王益娶妻徐氏、吴氏，生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其中王安仁有文才学问，尝以五经教授弟子于江淮间，其门下成器者甚众，后以进士下科补宜州司户，终官于监江宁盐院，著有文集15卷。王安国，熙宁初以材引召试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后历任崇文院校书、秘阁校理、著作郎、大理寺丞，屡以新法力谏，后为吕惠卿所诬陷，卒年47岁，有文集60卷。王安礼，嘉佑六年(1061年)进士，历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润州、湖州，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升知制诰，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终知太原府。王安礼为人刚直宽谅，多次以直谏闻名。当年苏轼下狱，情势危急，无人敢救，独王安礼从容上谏守神宗，使苏轼得以减轻处罚。后因得罪权贵而见黜不得重用。绍圣二年去世，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宋史》68卷有传。

在王益七子中，最优秀的当属王安石。王安石之后，临川王氏也随变法失败而日益衰落。王安石娶妻吴氏，封越国夫人，生二子：长子王雱，为人聪敏过人，有才学，未及冠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进士及第，累官至天章阁侍制。王安石变法，王雱实导之。但其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为政尚严酷，年33岁去世，特赠左谏议大夫，《宋史》有传。次子王旁(滂)，初以父官荫江宁府粮料院勾当，累官奉议郎秘书省正字。王雱无嗣，王旁则有一子王桐，官承事郎龙图阁直学士，累赠特进。王桐之子王珏，初因王安石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绍兴二年起家盐官县丞，历两浙湖南提举常平茶盐，兴利除弊，迁湖北夔州转运判官，有政声。终官太府少卿，卒于苏州宝华山。王珏有子王宜之，是为王安石玄孙，其后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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