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期的历史

商朝历史有多少年？~

500余年。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
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500余年。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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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历史大事介绍：
1、商汤灭夏
夏王朝末期国势日衰，江山开始摇摇欲坠。夏朝最后一任君主夏桀即位后，统治更加残暴。
商部落因为畜牧业发展得很快，到了夏朝末年，汤做了首领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商汤看到夏桀的腐败，决心消灭夏朝。
夏此时已是众叛亲离，而商汤领导有方，所以夏桀的军队很快被打败，桀也遭到了流放。于是，夏朝就被新建立的商朝代替了。
2、汤武革命
夏朝末年，商汤王经过11次战争，无敌于天下，使得夏王朝空前的孤立，又利用有娀氏的反叛，起兵打败夏桀王于鸣条之野，一举灭夏。
由于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更迭，因而史称“商汤革命”。
3、盘庚迁殷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
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同时在统治者之间，对王位的争夺也十分激烈，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
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争夺王位，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为私利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就不得考虑迁都的问题。
自盘庚迁都殷后，商族才定居下来不再迁徙。从此，政局稳定，诸侯来朝，商朝遂强盛起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商朝

最著名的就是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 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 （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 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 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 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 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 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 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 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 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 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 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 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 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
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 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 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 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 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 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 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 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 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 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 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 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 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 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 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 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 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 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 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 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 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 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 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 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 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 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 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 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 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 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 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 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 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 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 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 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 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 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 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 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 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 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 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 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商器里面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司母鼎了。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75公斤（因缺一耳，故原鼎重当不止此数），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所有花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侧缘饰鱼纹。鼎腹上、下均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作饕餮形，中间隔以短扉棱。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部分，都是没有花纹的长方形空白地。足部饰兽见面纹，下有三道弦纹。腹内壁有铭文“司母戊”三字。
关于这三个铭文如何解释，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说法：1.一般的解释认为此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解释为职司、官司、典司。2.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3.第三种解释在“司”释为祠。“祠”就是祭祀的意思。也还有把“司”释作皇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谁呢？最早的推测，“母戊”可能是殷王帝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帝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因此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殷墟妇好墓的发掘，出土了司母鼎，其形制和文字风格都与司母戊鼎相近似，出土的铜钺，亦饰有虎噬人头的图案，这些都为后一种说法，即司母戊鼎为武丁、祖庚、祖甲时所铸器，提供了证据。
就一般情况而言，铸造方形器要比圆形器困难，何况象司母戊鼎这样的重器，工艺复杂程度，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要求制作者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分析，认为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粘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使用二十块范畴铸成的。一次铸造成功如此巨大的器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司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它的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是商代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思索。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时间。总的来说，商朝是处于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奴隶主对奴隶既可以买卖，也可以随意杀死；奴隶主死后还要由奴隶殉葬，从商朝帝王显贵们的陵墓中可以看到，殉葬的奴隶少则几十，多则上千。

在作为商朝鼎盛阶段的武丁时期以后，相继为王的是祖庚和祖甲兄弟两人。祖甲的情况和武丁类似。《尚书·无逸》篇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继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祖甲可能对商朝的一些制度进行过改革，周祭制度即为祖甲所创。在卜辞中他被称为父甲，祖甲和帝甲。廪辛是祖甲之子，在位时间不长。其弟康丁，《史记·殷本纪》作庚丁，关于他田猎的卜辞数量很多。康丁子武乙不仅和康丁一样酷好田猎，而且以蔑视天神著称，《史记·殷本纪》说他“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叩辱之；为革囊，盛血，僇而射之，命曰射天”。他去河、渭之间田猎时被雷震死。武乙子文丁，又被称为文武丁、文武帝。为了遏制周的势力兴起，文丁曾经杀掉周王季历。帝乙是文丁之子，曾对东南方的一些方国部落大规模地用兵。据卜辞记载，帝乙继位后的第十年九月，率众和侯喜等从大邑商出发，经雇、商、毫、攸、杞等地到达今淮河下游一带征伐人方，第二年五月才返归。过了5年，帝乙再次征伐人方。他还用五十月的时间征伐孟方（今河南雅县南）。这些都表明向东方经营是帝乙注目之所在。

帝辛名纣（或作受），为帝乙之子。《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一位天分甚高的人物。但是纣骄傲拒谏，生活奢侈。古本《纪年》说“殷纣作琼室，立玉门”。相传纣在邯郸以南、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北的广大区域里建造离宫别馆。纣王十分暴虐，设置了炮烙之刑。他重用谗毁善谀的费中、恶来等人，诛杀和废逐比干、箕子、商容等贤臣，致使商朝的大师、少师、内史等官员持祭器、乐器、图法等叛纣而奔周。关于纣王末年商朝的形势，纣兄微子曾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罪辜，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可见已经相当严重。致使纣玉覆灭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在于许多方国部落对商朝态度的转变。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囚禁周族首领西伯于羑里，使得不少方国部落叛纣。西伯之臣闳夭等献美女奇物良马等以后，西伯才被纣赦免。纣的时期，周族迅速崛起，《论语·泰伯》篇说周文王时期“三分天下有其二”，《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时期“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可见许多方国部落都投靠了周。这时候，纣仍不改悔，化续与诸方国部落为敌，并向东方大举用兵，讨代东夷，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也耗损了国力，使商朝走向覆灭，所以《左传》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大约在前11世纪中期，纣发大军抗拒周武王所率武装，可是兵无斗志，在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战中前徒倒戈。纣王兵败之后，逃登鹿台，身穿缀满宝玉的华丽衣服，自焚而死。纣死后，其子武庚受封于周。周初三监叛乱被平定之后，周以微子代武庚。尽管“殷祀”还保存了很长时间，但作为一个朝代而言，纣王之死则是商朝寿终正寝的标志。

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在《尚书。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 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 前1066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前1122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但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律历志》），肆意缩短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前1027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 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此说原本于《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年。 近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黄宝权等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他们依据《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溯257 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那么是否可断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隔86年要误差一年，257 年间正好误差3 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因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曾写道：“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根据1910年4 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 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南子》记载相同。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 和支持了前1057年说，并指出“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两字应颠倒过来，这样推算出来的武王伐纣年代才是正确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数）再加275 ，共为1057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何幼琦根据天文历法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推算文物、文献中有关的纪时，也考证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年为起点，推算尺度用现代天文常数，回归年（岁实）为365.2422日，朔望月（朔策）为29.530588 日。何幼琦先通过《小盂鼎》、《庚嬴鼎》的铭文间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1013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年），然后依据《史记。周本纪》“既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后崩。……周公乃行政当国，……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的记载，逆算断定：“克殷之年，当在成王元年前七年又二年”。即前1039年，并算出大战就发生在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胐）。 所以说，武王伐纣是一次利用节日，出敌不意，远途奔袭的成功战例（《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 期）。 一个历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并提出了19种考证结果，这在史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虽然上述诸说结论迥异，但各有所据，难道武王伐纣的年代真是纷纷然而不可定一吗？正确的年代只能是一个，但究竟是哪一年，还有待于努力探讨。

《封神榜》尽管是小说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商朝末期我只知道公元前1044（正确时间有待考证）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战胜商纣王！商朝灭亡！

《史记·殷本纪》
《后汉书。律历志》
纣王得到妲己后、武王伐纣应该是在5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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