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唱圣歌的是谁

电影变脸里，一开始出来的唱圣歌那个被尼古拉斯凯奇调戏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正确答案：Megan Paul

　　开场白 大江东去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义，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三国,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面目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起,我们讲三国。

　　所谓“三国”，通常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九十年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三国”，在名目上多多少少是有些问题。因为曹丕称帝，是在公元220年；刘备称帝，是在公元221年；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这个时候，魏、蜀、吴三国，才算是正儿八经的建立起来了。按理说，三国史，应该从这时开始。到三家归晋止，那才是名正言顺的“三国”。但是，纵览古今，几乎没有这么讲的。这么讲，曹操、关羽、周瑜，还有鲁肃等等。就都不能出场了。青梅煮酒、三顾茅庐、败走麦城这些故事，也都讲不成了。大家说能行吗？

　　实际上，无论是正史（比如《三国志》,还是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差不多都会从董卓之乱甚至更早一些说起。这其实才真正是历史的态度。因为曹、刘、孙、这三大势力或三大集团，是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早在他们建国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看历史，必须历史地看。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只看“名”，不看“实”，咬文嚼字，死抠字眼，那不叫“严谨”，只能叫“钻牛角尖”。

　　那么，这九十年间是个什么世道呢？

　　也就两个字：乱世。展开来说，就是烽火连天，饿殍遍野，战事频仍，民不聊生。或者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然而，乱世出英雄。越是沧海横流，越能显出英雄本色。因此，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充满阳刚之气、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浪漫情怀的时代。不知多少风流人物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多少盖世英雄在这里大显身手叱诧风云，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列举这些熟悉的姓名，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英武潇洒的周瑜，坚忍不拔的刘备，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因为他们都想把分裂变成统一，把乱世变成治世，求得社会的和谐、天下的太平。当然，他们也都是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个历史使命应该由他们自己，或者说由他们那个集团来承担，决不肯拱手让给他人。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摩擦，有战争，甚至你死我活杀气腾腾，结果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说起来真是让人感叹不已，悲喜交加！

　　这在当时，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历史，也只能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前进。一方面，是战争只能用战争来结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结束战争，人民必须先饱受战争的苦难。因此，当我们赞美和欣赏那些乱世英雄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时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逐鹿中原的结果是一家独大，龙争虎斗的结果是天下一统。这就是西晋。西晋的情况其实更加不堪，这里先不说它，且说三国。三国的一个特点是时间短。魏、蜀、吴三国的存在，不过半个世纪加上“前三国”时期，也不过九十年。这样短暂的时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真不过“弹指一挥间”。人们甚至来不及认真反思和细细品味，眼睛一眨，就已老母鸡变鸭。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写的，民间修史则难免见仁见智，或者偏听偏信。因此，魏、蜀、吴三国一灭亡，史书的记载就众说纷纭，学者的见解也莫衷一是。比如诸葛亮的出山，就有“三顾茅庐”和“登门推荐”两种说方法；而赤壁那场大火，也有黄盖诈降纵火和曹操烧船自退两种记载。三国，是一段精彩纷呈又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三国历史的戏据性使它成为文学艺术家垂青的对象。在民间，它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知道刘备的，肯定比知道刘秀的多；知道曹操的，也肯定要超过知道王莽的。这不能不归功于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史学著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是需要想象和虚构的。充满想象和虚构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史为据，为线索、为题材，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更为这段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历史平添了许多暧昧。

　　就说周瑜。

　　提起这位江东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气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等等。可惜那是小说，不是历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曾气过周瑜。就算气过，怕也气不死。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气量是很大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开朗，气度宽宏。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刘备说他“器量颇大”，蒋干说他“雅量高致”。顺便说一句，蒋干这个人，又是被冤枉了的。他是到过周营，但那是赤壁之战两年以后，当然没有上当受骗盗什么书。蒋干的脸上也没有白鼻子，反倒是个帅哥。《江表传》的说法是，“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看来是个才貌双全的漂亮人物。

　　周瑜也一样，又是一个漂亮之极的英雄。他的“帅”，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三国志》说他“长壮又姿貌”，还说“吴中皆呼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为郎，带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帅哥”。同时被呼为“孙郎”的孙策，则是“孙帅哥”。当然一个人的“帅”，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气质。周瑜恰恰是一个气质高贵、气度恢宏的人。他人品好修养高，会打仗，懂艺术，尤其精通音乐。即便酒过三巡，醺醺然之中，也能听出乐队的演奏是否准确。如果不准，他就会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说法是“曲有误，周郎顾”。因此我甚至怀疑他指挥军队也像指挥乐队，能把战争变成艺术，把仗打得十分漂亮，就像艺术品一样。

　　周瑜的仗打得确实漂亮。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纶斤，就是青丝做的头巾。羽扇纶斤在当时是儒雅的。本来，贵族和官员是应该戴冠的。高高的冠，宽宽的衣，峨冠博带，即所谓“汉官威仪”。但是到了东汉末年，不戴冠而戴巾，却成为名士的时髦。如果身为将帅而羽扇纶巾，那就是儒将风采了。于是我们就不难想象出当时的场景：曹操的军队列阵于长江，战舰相连，军旗猎猎，江东之人，魂飞魄散，胆战心惊。然而周瑜却安之若素，从容不迫。他戴纶斤，摇羽扇，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终于克敌制胜，以少胜多。这真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这个时候的周瑜，真可谓少年英雄，意气风发，光彩照人！

　　当然，战争不是艺术，不可能那么潇洒，那么儒雅，那么风流倜傥，更不可能谈笑风生之间，不可一世的“强虏”就“灰飞烟灭”了。这个时候的周瑜，迎娶小乔已经十年，也并非“小乔初嫁了”。苏东坡那么说无非是要着力刻画周瑜的英雄形象罢了。文学作品是不能当作历史来看的，但要说历史上的周瑜的英武儒雅，却大体不差。周瑜二十四岁就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也就是在这一年，孙策和周瑜分别迎娶桥公之女大桥和小桥为妻，这就是苏东坡所谓“小乔初嫁了”。可见周瑜这个人，是官场、战场、情场，场场得意。对于男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人羡慕的吗？这样一个春风得意的人，怎么还会嫉妒别人，又怎么会因为嫉妒别人而被气死呢？我们嫉妒他还差不多。

　　没错，周瑜和刘备集团是有过明争暗斗，也曾经建议孙权软禁刘备，分化关张，这事我们以后还会说到。但那是其集团政治利益所使然，与心胸和气量无关。而且，周瑜忌惮的是刘、关、张，不是诸葛亮。老实说，那时周瑜还真没把诸葛亮当作头号劲敌，怎么会去暗算他？反倒是原本高风亮节的诸葛亮，却因为编造出来的“三气周瑜”，被写成了“奸刁险诈的小人”（胡适先生语），想想这真是何苦！

　　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距离我们，有时候竟是那样的遥远！

　　实际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面目，三种形象。一种是正史上记载的面目，我们称之为“历史形象”。这是史学家主张的样子。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历史有没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楚？难。至少，弄清楚三国的历史真相，很难。因为我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原始档案，也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亲口问上一问。就算能问，他们也未必肯说实话。这就只能依靠历史上的记载，而且主要是“正史”。但即便是“正史”，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时候。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就多次提到《三国志》、《后汉书》等等记载未必可靠。何况刘备的那个蜀汉，还没有官修史书。《三国志》中有关记载，竟是“耳闻目见”加“道听途说”。这样一来，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历史学家的考证。然而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畿认为是诬蔑不实之词，谓之“厚诬诸葛”。这可真是越来越说不清。因此，我们只能把“历史形象”定位为史书上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主张的形象。而且还得说清楚，即便这个形象，也并非只有一种，也是有争议的。

　　第二种是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文学形象”。这是文学家艺术家主张的样子，比如《三国演义》和各种“三国戏”。

　　还有一种是老百姓主张的样子，是一般民众心中的面目，我们称之为“民间形象”，比如各种民间传说和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个历史人物形象的。因此，一部历史剧拍出来，总会有观众议论“像不像”的问题。其实，这些历史人物，谁都没有见过，却可以议论“像不像”，可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帐”。

　　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大体上是越到后代，就越不靠谱，主观臆想和个人好恶的成分就越多。当然，有了科学的历史观以后，又另当别论。但我们前面说过，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历史学著作的。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其力量同样不可小看。民间人士不是历史学家，不需要“治学严谨”，也不必对谁负责，自然“想唱就唱”。这原本也没什么。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样，一种形象，如果说的人多了，就有可能从“假像”变成“真相”。

　　就说诸葛亮。

　　诸葛亮这个人，至少从晋代开始，就是许多人追捧的对象，可谓魅力四射，粉丝如云。当时有一个郭冲先生，大约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感觉大家对诸葛亮的崇拜还不够，于是“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其中第三件事就是空城计。这五件事，都被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驳回。驳空城计的证据是：诸葛亮屯兵阳平的时候，司马懿官居荆州都督，驻节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阳平战场，哪来的什么空城计？

　　不过这个故事实在太好听了，于是《三国演义》便大讲特讲，三国戏也大演特演，所谓“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历来就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戏。但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对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时，就断定郭冲所言不实。裴松之说：“就如冲言，宣帝（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所以，空城计是靠不住的。其他如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也都是无中生有。火烧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刘备所放（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敦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没听说有诸葛亮什么事。火烧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将黄盖的主意和功劳，也没诸葛亮什么事。借东方就更可笑。诸葛亮“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登坛祭风，简直就是装神弄鬼，所以鲁迅先生说《三国演义》“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这里说的“妖”，不是妖精或妖怪，是“妖人”，即巫师或神汉一类。

　　诸葛亮当然不是“妖人”。不但不是“妖人”，还是“帅哥”。陈寿的《上表》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汉代的八尺，相当于现在的五尺五寸，也就是一米八四。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年龄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年龄，一米八四的个子，而且“容貌甚伟”，大家可以想想是什么形象。至少，不可能是一身道袍，一脸长须的。羽扇纶斤大概是事实，因为那是当时的时尚，也就不是诸葛亮的专利。所谓“羽扇纶斤，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说的是周瑜，不是诸葛亮。就算有“借东风”这事，也该是周瑜去“借”（民间传说便有说周瑜借东风的），要不然杜牧怎么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其实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期间的主要功绩，是促成了孙刘的联盟；他对刘备集团的主要贡献，则是确立了联吴抗曹、三分天下的政治策略，并身体力行。实际上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成就是有争议的，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玄乎。历史学家缪钺先生就曾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指出：“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诸葛亮也不像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说的那样迭出险招。爱出险招的是郭嘉。而诸葛亮的特点，无论是史家的评论，还是他的自我评论，都是“谨慎”。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就是说，诸葛亮是萧何，不是张良和韩信。

　　但是，到了《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就集萧何、张良和韩信于一身，不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神机妙算未卜先知。任何人，只要按照他的“锦囊妙计”行事，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刘备集团的大将如关羽、张飞、赵云辈，有如他手中的提线木偶，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这当然不是事实，但有原因。什么原因呢？我们以后再说。

　　其实，“锦囊妙计”的故事是有的，可惜是发生在曹操身上。这事记载在《三国志?张辽传》里，时间则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我们以后再说。“空城计”的故事大约也是有的，曹操、文聘、赵云可能都使过。不过这事有争议，我们也只好以后再说。但是，即使没有争议，大家也不会讲，因为民间不喜欢曹操。

　　民间对于三国，也是关注的，其热情决不亚于史学家。我们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高，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也就说，老百姓喜欢的还是《三国》和《水浒》。比如屠宰业奉张飞为祖师爷，编织业奉刘备为祖师爷，强盗奉宋江为祖师爷，小偷奉时迁为祖师爷，没听说哪个行业奉《红楼梦》人物比如贾宝玉、王熙凤为祖师爷的。所以，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也很值得研究。

　　就说关羽。

　　关羽确实有令人崇敬之处，那就是特重情义。他被曹操俘虏后，曹操对他“礼之深厚”,关羽自己也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但他仍然不肯背叛刘备，最后的选择是“立效以报曹公乃去”。结果曹操对他更为敬重（曹公义之），竟然任其重返敌营（奔先主于袁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关羽固然是义薄云天，曹操也堪称侠肝义胆，至少是尊重侠肝义胆的。可惜人们都只记住了关羽的“情”，忘记了曹操的“义”，这不公平。

　　民间崇拜关羽虽然有道理，但有些信仰和习俗也很奇怪。比方说剃头匠奉关羽为祖师爷，就匪夷所思。关羽并没有当过剃头匠呀！再说东汉时也不剃头。想来想去，也就是他们手上都有一把刀。不过关老爷手上的刀是杀头的，不是剃头的。清代有一剃头铺门前挂一对联云：“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倒很有关羽的口气。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把关羽当作财神。关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当战神还有道理，怎么会是财神呢？这当然也有道理，我们也以后再说。不过，我看总有一天，关羽会变成爱神，供奉倒婚姻介绍所去，因为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很执着的。据《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和《华阳国志》，关羽曾经爱上了一个女人，一再向曹操表示要娶其为妻。这话说多了以后，曹操便“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一看，果然国色天香，结果“因自留之”，害得关羽很是郁闷（羽心不自安）。此事如果属实，曹操就太不地道了。

　　现在我知道，三国这段历史，其实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

　　首先还是要弄清楚“历史形象”，这就要读正史，比如《三国志》。《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陈寿是四川南充人，他在西晋统一后五年（公元285年）就完成了《三国志》，时间隔得不久，治学态度又严谨，比较靠得住。不过，正因为陈寿治学态度严谨，许多当时的材料都弃而不用，《三国志》就比较简略。于是又有裴松之的注。裴松之是山西闻喜县人，生活在南朝刘宋时代。他作注的时候，距离陈寿完成《三国志》大约一百三十年。裴注的特点，是补充了大量材料，包括陈寿舍弃的和陈寿没见到的，并加以辨析。无法考证和辨析的就存在不论。可见裴松之的治学态度也是很严谨的，所以裴注也比较靠得住。所谓“正说”，依据就是这两个：陈寿的“志”，裴松之的“注”。其他的史书，当然也可以参考，但如果发生冲突，那还是“先入为主”，以“寿志裴注”为据的好。

　　不过，“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也并非就没有意义或没有道理。事实上，很多人是把三国尤其是《三国演义》当教科书来看的。正如孙犁先生所说：“谋士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清代统治者还把《三国演义》作为“内部文件”发给亲贵。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也谈到好几起后人学“空城计”的事实，甚至认为“空城计”是“不欺售欺”的典型范例。钱先生说：“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是欺也。”毛宗岗父子的批语（简称毛批）也很有道理：“惟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胆事。……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不过魏禧的说法更有意思：“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可见即便是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甚至即便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也能给人教益。因为一种形象能够形成，能够流传，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

　　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要“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

　　这当然不容易。

　　其实，正如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毕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再辉煌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任人评说。张升的词说：“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其实“尽入渔樵闲话”的，又岂知是“六朝兴废事”？那是可以包括一切历史的，正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今后的节目里，我们将笑谈三分，品读三国。那么，从何说起呢？我想，还是从那个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争论最大的人说起，就让他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原本就很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吧！

以“百家讲坛”名扬天下的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知名的作家、学者、教育家。

在这些荣誉光环的背后，你所不知道的是，生于1947年的易中天，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一生中最宝贵十年的青春岁月。他时常会想念自己出发的地方，那个绽放过自己青春的地方，那个叫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方，一个他生活和工作过十年的地方，而且那十年正是他从18岁到28岁，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易中天在兵团的十年

“其实我到现在还经常梦见兵团，后来我也慢慢理解了贺敬之的《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谈起兵团岁月，易中天这样感慨。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劳动力紧张成了兵团建设最头疼的大事之一。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兵团随之作出决定，动员内陆知识青年支边……

在读了苏联作家威拉·凯特林斯卡娅的《勇敢》后，一心想到新疆去写本中国版《勇敢》的易中天在1965年9月和上千名的武汉青年，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机车飞奔烟尘卷”中，易中天和他的战友们到达了他们的分配地，有着“小西伯利亚”之称（150团是石河子最远的一个农场，这里有着最低温度零下40℃的寒冷冬季，也有着最高温度可达零上40℃的炎热夏季）的兵团八师150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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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被分配到了畜牧班，放牛，挤牛奶，后来又放羊，收麦子，拾棉花……沙海之城里艰苦垦荒，让他经历了不少艰苦和考验。

1966年，易中天到新疆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遍布大江南北，因为易中天在文艺方面的特长表现突出，他被连队领导抽调到团部，成为一名宣传队员，主要工作就是编剧。为了苦中作乐，易中天在工作闲暇之余开始创作诗歌，他的作品在《诗刊》、《解放军报》、《新疆文艺》、《军垦战报》上都发表过，一时被朋友们誉为“新边塞诗人”。

通过努力，易中天的文学生命在兵团这片热土上悄然绽放……不再是懵懂少年的他通过学习努力对人生和世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975年3月25日，易中天利用自己在文学上的特长，报名去了乌鲁木齐八钢子弟学校，在那里他得到了校长赏识，成为了一名高中老师。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1978年国家又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易中天全力以赴备战考研，卧薪尝胆三个月的他，以高分考取了武汉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专业，从此走上了学术之路。

兵团留着他的青春

在兵团，易中天有过酸甜苦辣，有过不少纠结，也有过不少郁闷和困惑，但对他而言，兵团给他的更多的是回忆和怀念。

每当易中天回到兵团，看到老朋友，他心里都会觉得暖暖的，对他而言，兵团就是一个走出去但忘不掉的地方，因为，这里留着他的青春。

易中天写给兵团的诗
10月7日，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六十周年。我在兵团工作生活了十年，特赋此歌，以为祝贺：

塞外江南知几许，黄沙漫处英雄旅。

稻花香似酒旗风，麦浪翻如春夜雨。

当年烽火熄狼山，百战将军奏凯还。

二十万人齐解甲，荒原不再是荒滩。

秋雁南飞过无影，红柳瑟瑟风吹醒。

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

有志青年来四方，红装一夜换军装。

为将瀚海存心海，便认他乡作故乡。

旌旗展展羌笛咽，百年孤独千秋业。

难酬家国三春晖，辜负长安一片月。

月下花前曲意新，园中桃李已成荫。

桃红柳绿分天地，遍野春蕾满目亲。

丰收勿忘艰难日，浩气长存军垦志。

愿君步步上层楼，风雷奋起凌云势。

如今，誉满南北的易中天经常会说：“如果没有兵团的10年生活，我就不可能学会务实精神，不可能了解人性，不可能知道做人的道理……10年的兵团生活教会了我人生信条：一是要踏踏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二是兵团生活告诉我，人性是相通的；三是兵团教会了我人民群众的语言。这是我在今后的学术和研究中受益匪浅的！

易中天的新疆往事
来源：微新疆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易中天说起自己在新疆兵团的岁月，是这么说的。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说。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新疆当知青时与妻子一见钟情

现为湖南日报资深编辑的詹世平，老家在新疆。1966年作为乌鲁木齐知青到位于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库特沙漠边缘的农八师150团当军垦战士。1972年，詹世平在《新疆日报》发了一首写女战士赶着羊过天山的诗，让他在全团很有名气。此时易中天在150团文工团当编剧，写过很多剧本，有一天易中天找到詹世平，两人一见如故。受詹世平的影响，易中天也开始写诗，不料一写就与众不同，成了当时的“新边塞诗人”。“当时他在我们那儿是大众情人，那个诗写得了不得，好多优秀女知青都追他，不过他那时像根木头，一点都不解风情，一点都不懂恋爱是什么，所以我可以保证，他结婚前绝对没有谈过恋爱”。被老友兼妹夫“数落”成这样，易中天却只是在一旁害羞地笑并默默点头。

詹世平还说，因为写诗编剧，两人都参加了新疆文联举办的创作骨干学习班，易中天在班上认识了写散文的李华，也就是现任妻子，这时易中天与妻子一见钟情，两人谈了三年左右就结婚了。

在150团的趣事

易中天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50团场当军垦战士时，诗人高炯浩在石河子一家工厂抡锤打铁。由于同在舞文弄墨，彼此便有耳闻。

1974年夏，《新疆文学》在石河子总场召开笔会，易中天抽空到工厂看望高炯浩，高炯浩便用劣质酒和便饭招待他（那时只买得起散酒）。问起他如何分到号称“小西伯利亚”的150团场时，易中天说：从武汉到农8师时，听带队的人说有个共青团农场，觉得名字非常好听，便鼓动大家去，等分到了150团场，才大呼上当。

不过，易中天属于“和工农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到连队后，农工见他身瘦体弱，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都不愿和他分在一个班。谁想他脱下学生装，穿着背心便下了地，干干瘦瘦不到1.70米的个子，干活却很拼命。重体力活让他胃口大开，海碗盛上一大碗土豆疙瘩，筷子叉上5块包谷馍，不一会儿全填进了肚里，让女知青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能吃也能干，所以没人敢叫他“饭桶”。

易中天出身书香门第，骨子里有中国文人的刚正不阿，“文革”时他参加了保护老干部的派别组织。因其父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易中天便被掌权的“左派”们弄成了“内控”，食堂里贴了他很多大字报。但他很有保护自己的一套办法，每逢买饭时，他便戴一顶破草帽，帽檐压得很低，任你大字报铺天盖地，他看都不看一眼。有个“左派”看透了他的心思，上前找茬说：“你为什么草帽戴得这样低？”中天装得很惭愧的样子说：“鲁迅先生说过，'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嘛。”“左派”揪住“辫子”说：“下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对谁'横眉冷对’，谁又是'千夫指’？”中天的辩才十分了得，反击说：“后两句也是鲁迅的诗，你敢反对鲁迅？再说我并没有背后两句。即使背了，你难道自认是国民党，是'千夫指’？”“左派”们见中天还敢顶牛，便“呼啦”围了上来。这时，中天摘下草帽说：“帽子摘下可以了吧？”然后冲出重围，又背了句屈原的诗：“吾方高驰而不顾！”当时只有鲁迅的作品允许看，中天引用了屈原的诗竟无人听得懂，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

受欢迎的座上宾

莫索湾地处天山以北，准葛尔盆地南沿，是五十年代末期从戈壁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处女地，离石河子市有98公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沙漠、盐碱地、戈壁、白杨、条田、地窝子、红柳。这里有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树干粗过树冠的胡杨林。这里没有四季之分，有着长达半年（每年10月底至来年5月初）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度的寒冷冬季，也有着最高温度可达零上40度的炎热夏季。昼夜温差极大。那时的“农工超男”易中天，曾冒着“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寒风拉过每车超过500公斤黄沙的架子车；曾在结了冰的棉桃上抠过棉花；曾在蒸笼般的庄稼地里掰过包谷棒子，收割过小麦；曾在疙疙瘩瘩的田间跪爬着定过苗，拔过草；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手提马灯，一手拿铁锹浇过水，守过夜…….。那时的易中天一餐能吃一斤半包谷馍。大碗地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吼叫，大步走路。到哪里都是一个壮劳力。

当年的易中天，每逢外出，总是干净而朴素。冬天常常穿一件蓝咔叽布的长棉大衣，靠上面有两个护手的大荷包，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夏天总穿一套细帆布的工作服，足蹬一双翻毛皮鞋，（夏天公路上常积尘盈尺）。不足一米七零的身高，却显得很壮实，略显稍大的头颅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只有从他那嘴角常带着的调侃微笑中，才显出他的聪明睿智的书生本色。他的记忆极好，谈吐幽默，又乐于助人。用老乡们的话来说：“他蛮合群”。

那时虽然有三年一次的探亲规定，但在那个年代，在那“天高皇帝远”的沙包窝里仅是一纸空文。即使有极少数“表现好的”享此殊荣，但短短的一个月假期（那时交通不便，往返路途就要8、9天）又岂能弥补亲情的伤痕。由内陆通往新疆的铁路线上不知洒下多少亲友的眼泪。这其中又尤其湖北人思家念骨最切。在新疆，不管你是黄陂的，新洲的，还是武汉的，只要听到带有南方口音，都感到分外亲切。都凑上去聊几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不是春节晚会上的一句笑话，这确实是常年生活在异乡的人们情感的真实写照。人们为了互相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每逢节假日聚在一起，互诉衷肠成为一种企盼。中天是大家每聚必到的挚友，是最受欢迎的座上宾之一。

易中天：回家很高兴
易中天回到第二故乡——农八师一五0团，在面对老战友、面对故土时，他强忍着激动的泪水，大声说：“我曾是一五0团军垦战士，我永远都是一五0团军垦战士。

易中天1947年2月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国知名作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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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唱圣歌的是谁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