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慎言“三教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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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
当下很多朋友谈到传统文化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三教同源”，上文这句话（或其意思）也往往成为了“同源论”的起手式。
接下来儒家“性本善”，佛家“众生皆有佛性”，道家“红莲白藕，俱出一根”等耳熟能详的经句叠加式地平铺以证明三教思想的一致性，期间有些朋友还会引用一些三教始祖之间颇有关联的记载，例如孔子拜访过老子，老子化胡为佛等等。
最后在加上或引用一些总结性的语句，例如王重阳所说的“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等作为总结。
从道德教化的角度讲，我不反对“同源论”，甚至笔者自己在做类似主题的文章或演讲时也会采用上述的行文方式。
因为道德教化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的道德素养、维护社会的稳定。“三教同源”乃至“中西方文化互通”等观点不仅有利于矛盾的消除、人心的维稳，而且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发展。
但是，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讲笔者认为有些问题还是要正本清源。道德教化与学术研究有“互存”但也“互异”，不能混为一谈。
佛家的传说与公案很多就如同西方的寓言故事一般，有其教化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但是如果把这些就当做是史实来研究、引证，这就不妥了。
客观地说，若无互通之处儒释道三家又如何能并行两千年之久，但是这种互通不是“同源”的关系，而是一种“归元”的发展。
儒家文化是以人问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重现实的文化特征。所以儒家重当下、重此生、重人间，“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
就“儒者”的起源而言，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里也指出“儒者”前身往往是战国时知书达理的贵族或幕僚。
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样是中国的固有文化，就“道者”起源而言本人支持冯友兰先生的意见——“道者”前身往往是春秋战国时的隐士。
道家思想认为无为的“道”是世界的本源，效仿“道”的无为、顺其自然就成为了道家思想的“人生观”。
《论语》中也有数处记载了当时的一些隐士对孔子周游六国的不认可，他们认为天下已经如此，人力无法挽回，就应该顺应自然、无欲无求。
具有宗教性质的“道教”认可肉体的真实性，初期力图通过炼丹符箓、练气存神，乃至“调和龙虎、捉坎填离”等方式保证肉体的长生，与自然融为一体，身体与精神一并化羽成仙。
佛家文化是源自印度佛教，两汉时期逐渐传入中国。印度佛教文化重来生、重彼岸，认为人道是烦恼的，此岸是污秽的，世界是虚幻的，要脱离此生此岸，求来生的解脱。
从行持上讲印度佛教“僧不跪王”、“弃世出家”的行为与中国儒家固有的“君父观”、“家庭观”是格格不入的，佛家视身体为污秽皮囊的思想与道家“养生长生”的思想也是有出入的，所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受到了儒道两家的全力狙击。
可以看出，三教的思想在起初时有很大的不同，“同源”二字无从谈起。当然，如果说三教都是教人行善去恶因此“同源”，那么所有宗教都是“同源”。而这种“同源”是道德层面的，而不是思想、学术层面的。
儒释道的很多学者在立足本宗文化时，也意识到了“取长补短”的价值，特别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能立足于中原大地上历代学者不懈地调和三教文化的矛盾，在对立中求融合。
儒释道三家的共通点往往集中于“心性论”，因为这既符合中国文化反观自省的内涵，又是三家最容易实现调和的领域。所以中国文化从汉代的宇宙论为重点，到魏晋时期人本论为重点，再到唐以后儒释道三家的文化都偏重于人生论、心性论的生命哲学。
儒家孔孟所提出的“仁义”，将中国文化慢慢引导到重视“人”的人文思想中，而不是局限于“天地”的视野。
宋明儒者，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虽然对佛道都持有批评的立场，但是不可否认从佛教思想中都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养分，促使宋明儒学逐渐集中到体用、圆融的心性思想上来。
例如朱熹就曾经批评心学“全是禅学”，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佛家禅宗思想对陆王心学是产生极大影响的。
道家最初重视养生成仙，随其发展重心逐渐转到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南宋之后以“全真道”为首的新派力图革新，主张道教学者应该立足于内在思想和精神的超越上，而不是身体的羽化登仙，这就进一步与儒佛两家思想保持了融合一致。
至于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其变革就更为显著了，形成了与印度佛教全然不同的中国佛教文化。
制度上讲，印度佛教是托钵制，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丛林制，寺庙产业自给自足；印度佛教僧侣“见王不拜”，中国佛教接受中国“君父制”的思想，参拜君王；中国重视家族传承，中国佛教因此变相地以宗派祖师制迎合父子传承的思想。
从心性思想上讲，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学者常以道家的思想或术语来解释佛法经典：以道家“无”的思想解释佛家的“空”，用道家的“道”来解释佛家的“菩提”，用道家的“无为”来解释佛家的“不执著”，
以魏晋玄学阴阳二气的理论来论证“一阐提”也有佛性。慧能禅很大程度也借鉴了道家“自然本性”的思想。以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来阐发佛教禅宗“不断而断、无修之修”禅学。
针对儒家重现实人生的人文特点，因此佛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佛性与人心结合在一起，强调“自心即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教内部也有性具善恶的认知，但是中国佛教主流思想都是承认真心本善的理论，这不能不说是迎合儒家“性本善”的主流思想。
圆融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而提出了佛家“平常心是道”的禅宗主张。提出了“心静则国土净”，以调和极乐世界也现实人心之间的矛盾。
如今有一定国学素养的学者翻开经典都能说出一番圆融的分析，国学发展至今确实有很多互通之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种互通不是因为“同源”，而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儒释道三种文化的互动、交涉，是一种选择性的融合，是一种“归元”的结果。
中国文化中一些问题的澄清才有利于今后客观、理智的道德教化，使国学在“学术为左、信仰为右”的平衡中稳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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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18627719009：请慎言“三教同源”
舒刻苗可以看出，三教的思想在起初时有很大的不同，“同源”二字无从谈起。当然，如果说三教都是教人行善去恶因此“同源”，那么所有宗教都是“同源”。而这种“同源”是道德层面的，而不是思想、学术层面的。儒释道的很多学者在立足本宗文化时，也意识到了“取长补短”的价值，特别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
当下很多朋友谈到传统文化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三教同源”，上文这句话（或其意思）也往往成为了“同源论”的起手式。
接下来儒家“性本善”，佛家“众生皆有佛性”，道家“红莲白藕，俱出一根”等耳熟能详的经句叠加式地平铺以证明三教思想的一致性，期间有些朋友还会引用一些三教始祖之间颇有关联的记载，例如孔子拜访过老子，老子化胡为佛等等。
最后在加上或引用一些总结性的语句，例如王重阳所说的“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等作为总结。
从道德教化的角度讲，我不反对“同源论”，甚至笔者自己在做类似主题的文章或演讲时也会采用上述的行文方式。
因为道德教化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的道德素养、维护社会的稳定。“三教同源”乃至“中西方文化互通”等观点不仅有利于矛盾的消除、人心的维稳，而且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发展。
但是，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讲笔者认为有些问题还是要正本清源。道德教化与学术研究有“互存”但也“互异”，不能混为一谈。
佛家的传说与公案很多就如同西方的寓言故事一般，有其教化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但是如果把这些就当做是史实来研究、引证，这就不妥了。
客观地说，若无互通之处儒释道三家又如何能并行两千年之久，但是这种互通不是“同源”的关系，而是一种“归元”的发展。
儒家文化是以人问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重现实的文化特征。所以儒家重当下、重此生、重人间，“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
就“儒者”的起源而言，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里也指出“儒者”前身往往是战国时知书达理的贵族或幕僚。
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样是中国的固有文化，就“道者”起源而言本人支持冯友兰先生的意见——“道者”前身往往是春秋战国时的隐士。
道家思想认为无为的“道”是世界的本源，效仿“道”的无为、顺其自然就成为了道家思想的“人生观”。
《论语》中也有数处记载了当时的一些隐士对孔子周游六国的不认可，他们认为天下已经如此，人力无法挽回，就应该顺应自然、无欲无求。
具有宗教性质的“道教”认可肉体的真实性，初期力图通过炼丹符箓、练气存神，乃至“调和龙虎、捉坎填离”等方式保证肉体的长生，与自然融为一体，身体与精神一并化羽成仙。
佛家文化是源自印度佛教，两汉时期逐渐传入中国。印度佛教文化重来生、重彼岸，认为人道是烦恼的，此岸是污秽的，世界是虚幻的，要脱离此生此岸，求来生的解脱。
从行持上讲印度佛教“僧不跪王”、“弃世出家”的行为与中国儒家固有的“君父观”、“家庭观”是格格不入的，佛家视身体为污秽皮囊的思想与道家“养生长生”的思想也是有出入的，所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受到了儒道两家的全力狙击。
可以看出，三教的思想在起初时有很大的不同，“同源”二字无从谈起。当然，如果说三教都是教人行善去恶因此“同源”，那么所有宗教都是“同源”。而这种“同源”是道德层面的，而不是思想、学术层面的。
儒释道的很多学者在立足本宗文化时，也意识到了“取长补短”的价值，特别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能立足于中原大地上历代学者不懈地调和三教文化的矛盾，在对立中求融合。
儒释道三家的共通点往往集中于“心性论”，因为这既符合中国文化反观自省的内涵，又是三家最容易实现调和的领域。所以中国文化从汉代的宇宙论为重点，到魏晋时期人本论为重点，再到唐以后儒释道三家的文化都偏重于人生论、心性论的生命哲学。
儒家孔孟所提出的“仁义”，将中国文化慢慢引导到重视“人”的人文思想中，而不是局限于“天地”的视野。
宋明儒者，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虽然对佛道都持有批评的立场，但是不可否认从佛教思想中都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养分，促使宋明儒学逐渐集中到体用、圆融的心性思想上来。
例如朱熹就曾经批评心学“全是禅学”，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佛家禅宗思想对陆王心学是产生极大影响的。
道家最初重视养生成仙，随其发展重心逐渐转到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南宋之后以“全真道”为首的新派力图革新，主张道教学者应该立足于内在思想和精神的超越上，而不是身体的羽化登仙，这就进一步与儒佛两家思想保持了融合一致。
至于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其变革就更为显著了，形成了与印度佛教全然不同的中国佛教文化。
制度上讲，印度佛教是托钵制，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丛林制，寺庙产业自给自足；印度佛教僧侣“见王不拜”，中国佛教接受中国“君父制”的思想，参拜君王；中国重视家族传承，中国佛教因此变相地以宗派祖师制迎合父子传承的思想。
从心性思想上讲，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学者常以道家的思想或术语来解释佛法经典：以道家“无”的思想解释佛家的“空”，用道家的“道”来解释佛家的“菩提”，用道家的“无为”来解释佛家的“不执著”，
以魏晋玄学阴阳二气的理论来论证“一阐提”也有佛性。慧能禅很大程度也借鉴了道家“自然本性”的思想。以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来阐发佛教禅宗“不断而断、无修之修”禅学。
针对儒家重现实人生的人文特点，因此佛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佛性与人心结合在一起，强调“自心即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教内部也有性具善恶的认知，但是中国佛教主流思想都是承认真心本善的理论，这不能不说是迎合儒家“性本善”的主流思想。
圆融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而提出了佛家“平常心是道”的禅宗主张。提出了“心静则国土净”，以调和极乐世界也现实人心之间的矛盾。
如今有一定国学素养的学者翻开经典都能说出一番圆融的分析，国学发展至今确实有很多互通之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种互通不是因为“同源”，而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儒释道三种文化的互动、交涉，是一种选择性的融合，是一种“归元”的结果。
中国文化中一些问题的澄清才有利于今后客观、理智的道德教化，使国学在“学术为左、信仰为右”的平衡中稳步的发展。
请慎言“三教同源”视频
相关评论：
舒刻苗可以看出，三教的思想在起初时有很大的不同，“同源”二字无从谈起。当然，如果说三教都是教人行善去恶因此“同源”，那么所有宗教都是“同源”。而这种“同源”是道德层面的，而不是思想、学术层面的。儒释道的很多学者在立足本宗文化时，也意识到了“取长补短”的价值，特别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