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送蜀汉的千古罪人是谁呢？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如下：
一、区别
1、定义不同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
2、表现形式不同
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 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隶属于历史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年代学、编纂学、家谱学、古文字学、计量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等，参见历史学。
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
广义上，“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在哲学上，这种含义下的历史称为历史本体，例如宇宙历史、地球历史、鸟类历史等等。
狭义的历史则必须以文字记录为基础，即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才算历史，在此之前的历史被称为史前史。与人类社会相关的历史，又可以称为人类史或社会史，而脱离人类社会的过去事件称为自然史。

二、联系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源于历史，同时又虚构部分，同时加入作者的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作者的价值观的影响，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变，使得文学又更多的感情色彩。经过文学的加工，历史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历史又给了文学创作更多的源泉的灵感。
扩展资料
历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学性，因为历史中隐藏着许多文学性的奥秘。历史是一种天工，其中包含的因果和哲学奥秘，绝不会因为作家个人的情绪和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生活就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文学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做梦，就是作家通过虚构来营造一种梦境。另一个作用则恰好相反，不做梦，而是在细致地观察和了解事实之后，用文学更深刻、更形象地表现这些事实。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的就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恰好也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关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存在价值观的彼此对立和历史事实的全然不同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三国演义》使用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学手法，来表现《三国志》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一部历史书，它的历史学价值可以与《三国志》相得益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历史与文学既有联系，又各有千秋。历史注重于实际，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文学则更注重于素养，有更高的观赏价值。

在蜀汉朝堂众臣群起抵制下，刘禅坚持信用黄皓这个奸佞小人，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枢机要大权，以至于被“隔绝内外”，确实对蜀汉亡国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他在位期间的最大错失。 难怪无论蜀汉重臣如姜维、诸葛瞻，还是蜀汉故臣如陈寿、李密，均视黄皓此人为蜀汉亡国的罪魁祸首，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众多论者。刘禅和黄皓：

然而，秉承陈寿《三国志》一脉相承的传统史家说法，将蜀汉亡国的罪责推给黄皓这么一个奸佞宦官，固然是大快人心，却也流于表面。蜀汉是刘备和诸葛亮建立的，复古西汉“儒表法里”体制的国度，从来不是东汉和晚唐，区区一个宦官绝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无法从根本上左右国之大势。

诸葛亮受命托孤后，总揽大权，对刘禅抱有很高的期望，是希望他做一个“祭由寡人”的礼仪天子，而是希望刘禅成为自己和刘备复兴汉室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因此，他才对刘禅严格要求，勉励他夙兴夜寐，严于律己。

而当诸葛亮大军北伐之时，叮嘱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相府和皇宫俱为一体，奖惩功过，不宜因亲疏有所区别】），又特意安排了“秉心公亮，义形于色”的贤臣董允，受命统帅宫中宿卫，对刘禅严加管束。

刘禅身为天子，皇后和妃嫔加起来仅仅十二人。他想扩张后宫，还被董允回绝。他别说在朝堂上，做不了如秦始皇、汉武帝那般君威甚重的集权帝皇，甚至在自己后宫，也不能一手遮天任意妄为。

刘禅和张皇后：

因此刘禅虽不敢、不会因此嫉恨诸葛亮，但被黄皓这样擅长阿谀奉承的小人趁虚而入，得其信任，也是人之常情。

董允在世时，一直刻意压制黄皓，使之不得升迁要职，难以为祸。刘禅连自己的亲信也不能擢升，当然对董允潜藏深刻不满。董允死后，陈祗接任侍中、尚书令的职务。他以为“堵不如疏”，刻意与黄皓交好，内外勾结，因此得到了刘禅的充分信重，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大将军姜维身为“羁旅讬国”的曹魏降臣，却又手握重兵，位极人臣，被刘禅委以军国重任，因此人缘一直不佳，许多蜀汉重臣对他皆有疑虑。身处嫌疑之地、朝中政敌众多的姜维，甚至在府中豢养了大批唯命是从的“死士”（“阴养死士”），此等做派，正和北边的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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