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心魔——从金庸修改《天龙八部》看叙事的危机

什么才是心魔——从金庸修改《天龙八部》看叙事的危机~

出版商是不同的，自然要“修订”出个“卖点”，只是没想到结局改动得这么大，原著里全书下来都优雅的王姑娘到最后执著寻不老青春之法，甚至让“段郎”都讨厌了。然后，这个临近婚姻的段郎发现了对王姑娘的痴迷只是对“神仙姐姐”爱慕的移情作用，是自己的“心魔”，转而娶了其他几位MM，其中甚至包括西夏公主的婢女，而王语嫣最后回到了疯癫的慕容复身边。 修订本在一些细节上自然处理得更加圆润通达，不过诸如新加了无崖子、李秋水、丁春秋的三角关系等等，则显得有些“书商化”。而把结局作了大修改，使人物被改变，应该可以算是金庸的“心魔”最终显现。虽然金庸在后记里说所谓心魔和无常，又说“中国读者们读小说的习惯，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要为结尾作文化上的辩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列入金庸的“中国读者”行列，不过经典文学——特别是经典的叙述，想必一定要用“留白”来打成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多元阐释性”。这样看来，不是“中国读者”“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而是“中国作者”自己“要写得确确实实”，生怕读者厌烦凭空虚想。如此久了，中国读者就渐渐“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作者也终于有更多接口写得确确实实。金庸说自己“笨拙与稳实的成分多于聪明与空灵”，在我看来并非所谓自谦，而是的确。修订本一些地方写得太苦口婆心，生怕读者没有这样基本的阅读能力，特地的注释很多余可笑，作者叙述时候说得不满足，末尾了还要用注的方式现身说法，大大混淆了“作者”、“叙述者”、“人物”的界限，实在有伤此书给人的回味空间。 有时候常想人老了很可怕，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金庸大修著作便是如此。记得周作人自编《欧洲文学史》时，也一任以往，容忍“童年的幼稚”。其实说是“不悔少作”，不如说是承认、接纳了“影响的焦虑”。（何况对比前后版本，“少作”配得上今日的金庸，自然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影响的焦虑”对现下的金庸或许有两重：一是自我的“影响的焦虑”；二是倪匡的“影响的焦虑”，后者代笔之作虽然被删减，却对后续的情节留下了难以清除的影响，于是天龙八部成了金庸著作里既宏大又不缺奇幻的唯一的作品。过去的金庸和倪匡构成了今天金庸的心魔，在出版方更变要推陈出新、化入几十年来新心得的掩护下，一种对“固有”的偏执对抗悄然而行。改订折射了金庸的“无常”。这是金庸的心魔一。 心魔二则是对人物的塑造。伟大著作里的人物往往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度，也许你诞生了他/她，当他/她在你笔下成长以后，却已经渐渐摆脱了你的形塑，转而拥有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现。金庸修订之后，精心处处伏笔，看起来是要使结局有铺垫可呼应，其实未必是明智之举——这些人的塑造痕迹与转变过于突兀了。大武侠固然要体现人性的多元复杂，也不排斥葆有局部的单一与极致，人人皆可在世俗中找到对应，不如一两人永远只能“心向往之”。 心魔三则是对爱慕与痴迷的难以确切。这映射了金庸的相对短板。就像路遥笔下的农村生活总是比对县城的描述出色一样（对太空的描写则基本是败笔），金庸为所谓“心魔”与“无常”主题，把爱慕与痴迷二者强行扭转，更多地泄露了金庸对男欢女爱的把握不甚恰当。武侠本身也有点童话的意味，特别在男女情感方面。且不说金庸画蛇添足加了几个人的感情戏，单说最后说成段誉对王语嫣不过心魔，王语嫣对慕容复才是真爱，似乎要一改皆大欢喜的传统。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注重挖掘人性和情感的“无常”，却也忽略了人性和情感的绵延。如此突兀变化，未必就是好事。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也许也透露了金庸对男女爱情的微妙变化：段誉不再痴情一人，转而段正淳一般博爱；段誉生母对段正淳的妥协与最终谅解，此时在段誉身上得到了“男人”式的复活。在金庸看来，段誉从痴中脱离，在我看来，段誉却离金庸所谈的佛道更远——转向对多人的迷恋。痴情虽然执拗，与佛家有隔，却也往往意味着单纯；多情则相去甚远了。 《天龙八部》等作品诞生在金庸办报时期。办报和出版往往是两回事，办报时候想的是读者，出版时候想的是版税和出版商需要的卖点。虽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不过对更多人而言，或者说对更多现在的人而言，电视传媒承担了绍介金庸作品的功能。当更多人通过电视理解金庸的著作时，普通人对金庸及其著作的美好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开始的，这也是对金庸修订的一种“影响”——也恰恰因此，为了版税和出版商炒作的金庸修订其经典著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令人感慨老先生不如另著新作得了。也许，在新版未被搬入电视之前，金庸的改订，至少在当下，未必成功。 ----------------------------------------- 金庸的修订冲动，也许印证了叙事过度化的某种危机。虽然人有多少心魔是借着所谓哲理而被长久地庇佑呢，我无从得知。不过我们都在和世界接触，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到最后往往化成对世界的描述。叙述本身是辨认的一种获得和达成，辨认本身又是困难且难以捏拿的。因此叙述是风险的。这使我们有了这种可能：当你跳出三界畅谈心魔的时候，你就很可能成为自己所叙述的那个“故事”里的角色笔下的人物；你彻底吸附于自己的表达，成为自我的傀儡——一个形象的生成是随意的，而他在生成之后的生活又是固定的、个性的。我们成为自我的虚拟，也许恰恰在于，我们对改造他人的那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最终成了任意饰盖他人的凭借。于是，如同所叙述的对象那般，我们也被对象纳入了“它的”轨迹和图景。 这多么可笑？在我们试图造就对方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试图造就的途中，被自己和对方双重造就了。一个鲜明的事例是，暴得名声的地方，总是更深入地陷入苦难。并非苦难不请自到，而是，它们必然也乐于招致苦难。——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反复里，“确认”了自我的叙述能力。也许此时，说什么不要紧，“意义在于”，说了。

修改作品是为了拾遗补漏
金庸近年来一直埋首于旧作的修改，目前陆续推出的新修版作品中，不少人物情节都有了大幅改动。他解释说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对自己作品不满意，希望做一些拾遗补漏工作使小说更趋完美。“有的读者不理解我的修改，认为有很多老头子的昏庸之笔。这个我是没办法的。我还是要改到自己满意为止。”他说，过去写作时，写得很苦，时间也拖得很长，一部书写个两三年、四五年的很常见，因此出现很多前后呼应问题，有时前面呼了，后面忘了应。还有一些当初很美丽的创意没有实现。
记者了解到，金庸先生刚完成了对《天龙八部》的修订，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所有作品中，修订工作历时最长的，除了文字更凝练、准确、生动，行文简洁以外，更有大篇幅的增补和删改。比如对于细节的处理，“四大恶人”中的叶二娘，在原版中，她是“每日清晨要抢一名婴儿来玩弄，玩到半晚便弄死”；而新修版中则改为“玩到半晚便去送人，送得不知去向，第二天又另抢一个婴儿来玩，婴儿日后纵然找回，也已给折磨得半死不活”。他认为，这样处理，使得叶二娘的形象更立体，因为她不只是一个“恶人”，同时也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这样的行为也与她的经历更加符合。
对于将“降龙十八掌”改为“降龙二十八掌”；“易筋经”改为“神足经”等，他解释说，这些改动有的是使得前后的情节更连贯，有的则是更名副其实。而新修版中增添了一些内容，“在文学上或许不是必要的，例如无涯子、丁春秋与李秋水的关系，慕容博与鸠摩智的交往，少林寺对萧峰的态度，段誉对王语嫣始终要摆脱‘心魔’等情节”，但却使情节更为合理。此外，新修版中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打斗场面描写，意在表达“武侠”重在“侠”，而非“武”。
他坦言有些修改确实与自己的年龄有关。“我现在80岁了，所以你可能不了解年纪大的人的心理。比如有人说不喜欢书里面的黄蓉，但有一位女教授就为我辩护，她说你们不喜欢是因为你们不懂得，你们没生过女儿，没当妈妈，母亲的心理就是那样的。”
《鹿鼎记》不会大动
在《天龙八部》之后，金庸即将用“笔刀”“整容”的最后两部作品是《鹿鼎记》和《笑傲江湖》。他评价这两部作品的人物时说，“韦小宝像《阿Q正传》里的阿Q”，而“令狐冲是活得比较潇洒的”。
他并不希望大家去效仿韦小宝这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曾透露原来改动的初衷是要让韦小宝没有好结局，其中一个想法是向韦小宝的众老婆“下手”，减少几个，不过由于有太多的读者希望他“刀下留人”，他已经决定在修订版里还是保全韦小宝的七个老婆，此外，他还表示对于《鹿鼎记》只修改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不会有大的改动。
据了解，对于金庸作品的修改，台湾香港的读者中，赞成的不少，许多读者还用心提出了修改意见，而内地的“金迷”中，不少人是看着金庸小说长大的，觉得不管有无缺点，都已接受，因此反对的声音相对更多。金庸表示欢迎批评，他说每部作品的修订其实也是在多次的研讨会和读者见面会中，吸收批评意见形成的，当然如果对于某些观点并不认同，自然也不会采纳。他说，和许多读者一样，郭靖、乔峰也是他最喜欢的男子汉，至于女孩，“喜欢的就更多了”。他写的小说人物的观点，不一定是自己的观点。“曾经有读者问，洪七公说他杀人两百多个，自信没有被他冤杀的，你金庸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当然不是，否则现代司法制度就乱套了。”他认为现代人要有侠义精神，见到不公平就要去主持正义，这才是他小说的宗旨。
2005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首次选入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篇武侠小说，分别排在第五课和第六课，并合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2]
　　课文节选了《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讲的是萧峰到少林寺救阿紫，在山上力斗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三大高手一节，充分展示了他的绝世武功和英雄气概。

出版商是不同的，自然要“修订”出个“卖点”，只是没想到结局改动得这么大，原著里全书下来都优雅的王姑娘到最后执著寻不老青春之法，甚至让“段郎”都讨厌了。然后，这个临近婚姻的段郎发现了对王姑娘的痴迷只是对“神仙姐姐”爱慕的移情作用，是自己的“心魔”，转而娶了其他几位MM，其中甚至包括西夏公主的婢女，而王语嫣最后回到了疯癫的慕容复身边。 修订本在一些细节上自然处理得更加圆润通达，不过诸如新加了无崖子、李秋水、丁春秋的三角关系等等，则显得有些“书商化”。而把结局作了大修改，使人物被改变，应该可以算是金庸的“心魔”最终显现。虽然金庸在后记里说所谓心魔和无常，又说“中国读者们读小说的习惯，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要为结尾作文化上的辩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列入金庸的“中国读者”行列，不过经典文学——特别是经典的叙述，想必一定要用“留白”来打成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多元阐释性”。这样看来，不是“中国读者”“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而是“中国作者”自己“要写得确确实实”，生怕读者厌烦凭空虚想。如此久了，中国读者就渐渐“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作者也终于有更多接口写得确确实实。金庸说自己“笨拙与稳实的成分多于聪明与空灵”，在我看来并非所谓自谦，而是的确。修订本一些地方写得太苦口婆心，生怕读者没有这样基本的阅读能力，特地的注释很多余可笑，作者叙述时候说得不满足，末尾了还要用注的方式现身说法，大大混淆了“作者”、“叙述者”、“人物”的界限，实在有伤此书给人的回味空间。 有时候常想人老了很可怕，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金庸大修著作便是如此。记得周作人自编《欧洲文学史》时，也一任以往，容忍“童年的幼稚”。其实说是“不悔少作”，不如说是承认、接纳了“影响的焦虑”。（何况对比前后版本，“少作”配得上今日的金庸，自然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影响的焦虑”对现下的金庸或许有两重：一是自我的“影响的焦虑”；二是倪匡的“影响的焦虑”，后者代笔之作虽然被删减，却对后续的情节留下了难以清除的影响，于是天龙八部成了金庸著作里既宏大又不缺奇幻的唯一的作品。过去的金庸和倪匡构成了今天金庸的心魔，在出版方更变要推陈出新、化入几十年来新心得的掩护下，一种对“固有”的偏执对抗悄然而行。改订折射了金庸的“无常”。这是金庸的心魔一。 心魔二则是对人物的塑造。伟大著作里的人物往往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度，也许你诞生了他/她，当他/她在你笔下成长以后，却已经渐渐摆脱了你的形塑，转而拥有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现。金庸修订之后，精心处处伏笔，看起来是要使结局有铺垫可呼应，其实未必是明智之举——这些人的塑造痕迹与转变过于突兀了。大武侠固然要体现人性的多元复杂，也不排斥葆有局部的单一与极致，人人皆可在世俗中找到对应，不如一两人永远只能“心向往之”。 心魔三则是对爱慕与痴迷的难以确切。这映射了金庸的相对短板。就像路遥笔下的农村生活总是比对县城的描述出色一样（对太空的描写则基本是败笔），金庸为所谓“心魔”与“无常”主题，把爱慕与痴迷二者强行扭转，更多地泄露了金庸对男欢女爱的把握不甚恰当。武侠本身也有点童话的意味，特别在男女情感方面。且不说金庸画蛇添足加了几个人的感情戏，单说最后说成段誉对王语嫣不过心魔，王语嫣对慕容复才是真爱，似乎要一改皆大欢喜的传统。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注重挖掘人性和情感的“无常”，却也忽略了人性和情感的绵延。如此突兀变化，未必就是好事。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也许也透露了金庸对男女爱情的微妙变化：段誉不再痴情一人，转而段正淳一般博爱；段誉生母对段正淳的妥协与最终谅解，此时在段誉身上得到了“男人”式的复活。在金庸看来，段誉从痴中脱离，在我看来，段誉却离金庸所谈的佛道更远——转向对多人的迷恋。痴情虽然执拗，与佛家有隔，却也往往意味着单纯；多情则相去甚远了。 《天龙八部》等作品诞生在金庸办报时期。办报和出版往往是两回事，办报时候想的是读者，出版时候想的是版税和出版商需要的卖点。虽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不过对更多人而言，或者说对更多现在的人而言，电视传媒承担了绍介金庸作品的功能。当更多人通过电视理解金庸的著作时，普通人对金庸及其著作的美好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开始的，这也是对金庸修订的一种“影响”——也恰恰因此，为了版税和出版商炒作的金庸修订其经典著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令人感慨老先生不如另著新作得了。也许，在新版未被搬入电视之前，金庸的改订，至少在当下，未必成功。 ----------------------------------------- 金庸的修订冲动，也许印证了叙事过度化的某种危机。虽然人有多少心魔是借着所谓哲理而被长久地庇佑呢，我无从得知。不过我们都在和世界接触，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到最后往往化成对世界的描述。叙述本身是辨认的一种获得和达成，辨认本身又是困难且难以捏拿的。因此叙述是风险的。这使我们有了这种可能：当你跳出三界畅谈心魔的时候，你就很可能成为自己所叙述的那个“故事”里的角色笔下的人物；你彻底吸附于自己的表达，成为自我的傀儡——一个形象的生成是随意的，而他在生成之后的生活又是固定的、个性的。我们成为自我的虚拟，也许恰恰在于，我们对改造他人的那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最终成了任意饰盖他人的凭借。于是，如同所叙述的对象那般，我们也被对象纳入了“它的”轨迹和图景。 这多么可笑？在我们试图造就对方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试图造就的途中，被自己和对方双重造就了。一个鲜明的事例是，暴得名声的地方，总是更深入地陷入苦难。并非苦难不请自到，而是，它们必然也乐于招致苦难。——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反复里，“确认”了自我的叙述能力。也许此时，说什么不要紧，“意义在于”，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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