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恩从事科研管理

戴松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便投身农业科研管理工作，他的贡献尤其体现在湖北省农业增产服务上。在担任湖北农业改进所所长期间，他倾尽全力，带领团队在抗战期间取得了显著成果，得到了《新湖北日报》的赞誉。

1944年夏，戴松恩回到中央农业实验所，尽管面临人际关系复杂、研究条件艰苦的挑战，他以麦作杂粮系技正的身份兼所秘书，默默承担起领导的忧虑与烦恼，辛勤工作，为所内的科研工作贡献良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副职，专司科研管理工作，同时积极参与遗传研究。他重视作物育种研究，撰文《试论我国作物育种研究工作的发展问题》提出引种和系统育种的重要性，并强调解决品种单一、抗病能力下降和良种推广缓慢等问题。他倡导建立我国自己的作物育种体系，并强调地方协作与良种利用。

在《充分发挥作物良种的增产作用》一文中，戴松恩提出保护现有良种，防止退化和混杂，持续选育新品种，同时强调育种基础研究。他的《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针对我国种子繁育的混乱情况，提出制定适合国情的法规，健全良种管理制度，设立审定、繁育和推广体系。

戴松恩还通过政协平台，为国家的粮食生产、生态保护、农业科技转化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如制止围湖造田，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优化商品粮基地建设策略。这些见解都得到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

戴松恩（1907.1.6—1987.7.31），著名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江苏省常熟县人。193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艺系。193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麦作系主任，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副院长、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