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公案小说的春秋战国

侠义公案小说的变化之谜~

公案侠义小说的内容，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变化?它们的思想价值既不高，艺术上除个别作品外又都很粗陋13，为什么能长期在民间广泛流传，受到群众的欢迎?仔细考察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1)清代自嘉庆以后，国势转衰。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僚贪污成风，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不断爆发。如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先后参加者达数十万人，转战五省，历时九年。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首领李文成在河南起义，林清一支曾潜入北京，一度攻进皇宫。道光十一年底发动的湘西瑶民起义，时断时续，更达二十来年。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后十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发生了一百多次，仅1847年就有26次。咸丰元年，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而这时清王朝因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其正规军——八旗军和绿营军都腐败堕落，缺乏战斗能力。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八旗驻防军久不操练。有一次嘉庆至杭州阅兵，八旗兵箭箭虚发，甚至有人从马上掉了下来(卷三八，嘉庆四年正月)。绿营兵的情况更糟：将领们扣克军饷，争置田产；军队则每到一地，大肆抢劫。他们与起义军相遇，常常一触即溃。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便一方面转而重用各州县地主武装的“团练乡勇”；另方面在剿的前提下，更加注意做起义队伍中的策反工作。而且在以上两方面都收到了明显的实效。咸丰、同治皇帝用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围歼太平军和捻军，又召抚张嘉祥(后改名国梁)、李昭寿等反攻太平军和捻军，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这便是最突出的例子。公案侠义小说中的卢方和丁家兄弟，以及黄天霸、贺天保之流人物，便是这种在封建统治者的策略转变下地主武装和变节分子起而效忠王室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这就是说，公案侠义小说这种内容上的改变，是适应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14。(2)但是“适应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可以成为公案侠义小说内容改变的动因，却不能成为这类小说兴盛的原因。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凡统治者提倡而缺乏群众基础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只能像肥皂泡那样一闪而灭。所以，广大群众的喜爱，才是这类作品兴旺的主要原因。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是对立的统一，即矛盾的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它们“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又“在一定条件之下”“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15高明的统治者制定和施行给予人民勉强生活下去的法律和政策。但是，许多权豪势要则常常不满足于既定的利益，凭借自己的地位(包括关系)和权势，贪得无厌地攫取更多的钱财和女色，享受极度荒淫奢侈的生活，社会上大量抢偷奸淫的盗贼棍骗，也时时侵害着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而各级衙门中，多数又是贪污受贿的赃官酷吏，只认钱财权势不认理；老百姓含冤受屈，诉苦无门。在这种情况下，清廉公正的官吏为之折狱断案，伸冤雪恨；行侠仗义的侠客出来济困扶危，惩恶除奸：一方面固然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另方面也给人民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小说所表现的这种思想虽然并不高明，然而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制约的特定情况下)代表了平民百姓的理想和愿望。它是黑暗社会里无数受害无告的人们拯救苦难的心灵的寄托，因而投合了最大多数民众的口味。

明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皇明诸司公案》、《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古今律条公案》、《国朝宪台折狱苏冤神明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等一系列的公案短篇故事专集。其中“包公案”系杂取民间传说和宋元戏曲、话本而成。它与《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和《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两种，是以包拯、郭青螺、海瑞贯穿全书，审理各种案子的短篇小说集；此外诸书，则为其他一些清正官吏判案异闻的分类汇编，体裁近于笔记小说。书中内容，大抵都是奸淫盗杀、妖魔作祟等民事刑事案件；清官斗争的对象是奸夫淫妇、强盗窃贼、流氓棍骗和狐妖兽怪；破案大多靠神灵显圣、鬼魂告状，也有一些表现能员的智慧和重于调查的方法。故事一般由事由、诉状、判词三部分组成，类似公牍文书。题材冗杂，语言板滞，仅有少数写得比较曲折生动。而且各本互相抄袭，重复颇多。在这些小说中，比较著名的是《龙图公案》，它叙述包拯正直无私，认真办案，明敏断狱，秉公执法的故事。小说写他为了公道，替百姓伸冤除害，甚至“宁愿纳还官诰归家”，也不接受皇后和皇帝的“说情”，坚决处斩了恃强凌弱、草菅人命的国舅和皇弟。这种为了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抗上，与权豪势要做斗争的精神，是其他同类小说所没有的。综观这一时期的小说，其主旨已由揭露官吏之昏庸转为歌颂清官的公正和廉明。迷信成分增多，受害者自我抗争的情节已趋泯灭。这种转变，自有其社会历史的深刻原因。明代公案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把革除社会黑暗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的思想，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小农本质意识的反映。《龙图公案》等所写的内容，无疑与英宗以后王室勋贵、地主官绅依仗特权，大肆侵夺农民土地财物，以及管理皇庄的宦官、军校等任意奸淫妇女，杀掠佃户的现实有关。而小农本质意识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被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主要由公案小说本身的发展进程所决定，此外当时农业生产空前发展，从单一经济逐渐走向多种经营的经济，并参与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日益显示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许多新的手工业市镇的兴起，大量农民流入城镇成为手工业工人——增进了市民(包括小说的作者)对农民生活、思想的了解，恐怕也是造成的原因。

班固曰：春秋以降，“大夫世权，陪臣执命”；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竞为游侠。“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于是，游侠之风大盛。1这是讲古代侠士兴起的原因。至于他们的事迹，《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 。
所以，以往论及侠义小说者，往往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但是，他们将曹沫、专诸、荆轲等人归入侠士一类，这却是一种误解。在先秦两汉时期，“侠士”和“刺客”是有区别的，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物。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曰：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
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是并不属于“侠士”之列的。也正因为这样，司马迁把这些人另立名目，写入《刺客列传》。
根据《史记》记载，这两类人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即：侠是“以武犯禁”；“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虽时扦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所以《游侠列传》盛赞朱家之“所藏活豪士以数百，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惟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鞫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又称美郭解之“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和“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概括起来，便是：济人急难而不矜其功，时犯法禁而廉洁退让。至于刺客的特点，则简单明了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无论曹沫为鲁庄公劫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吴王僚，或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为智伯报仇，未遂而伏剑自刎，或聂政为严仲子杀侠累，自破面抉眼以死，或荆轲为燕太子丹摘秦王，不中而殉难，都是出于这一信条。《史记》记赵襄子执豫让后问他：为什么你同样侍奉过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被灭以后你不为他们报仇，而单只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是这一类人物思想性格的典型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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