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信息秩序的数字化与信息秩序

新世界秩序怎么样~

最初吸引我阅读的其实并不是这本书的正文，而是它的序言。虽然字体很小篇幅又长，但是说出来很多之前我不曾知道的历史。这是一本有关阴谋论的著作，揭示了世界......

一些自不量力,野心勃勃的人总想统一世界,按其自己意愿改造世界,创建什么新世界秩序,真是做梦,幻想家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人类的信息传播进入了数字网络时代。数字网络传播的实时性、无边界性、互动性、汇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促使人们思维和生活的方式发生改变，也为传播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可能。全球化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协助下似乎变得强势，更加促进了产品和服务的无边界流动，形成了数字化空间中的自由交换景观。网络传播时代的传输终端的延伸就象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 的《章鱼》（The Octopus）一样环抱着世界。 “现代化”的发展思维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发展就是硬道理”。但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等，构成“集体记忆”的信息成了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赌注。作为民族身份参照的“集体记忆”已不再由传统的民族国家来生产，在信息传播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传播机构由此具有了支配他人想象的能力。因此，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播景观中，“集体记忆”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所激发的新想象及其矛盾，成为21世纪人类传播的新景观。
一、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征
数字化意味着用数字0和1两个符码对不同版式的讯息（音、视、文本等）进行编码，然后借助传输工具输送到接受终端。数字化实现了从模拟信息向数字信息的转化，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数字化传播日益成为一种救世主式的角色。
讯息数字化的运用不仅引起了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变化，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使以往相对分离的传播和信息这两个技术领域极大地融合起来，从而使长期以来在民族的、单一技术的、垄断性质的基础上被隔离的数据内容或诞生其中的服务在各种数字化工具（有线网络、电缆、卫星、等等）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人们的思维、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产生的冲击是巨大的，以至于尼古拉?居彦（Nicolas Curien）和皮埃尔-阿兰?米埃（Pierre-Alain Muet）在2004年提交给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的报告《信息社会》（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中，把数字革命看成继铁路和电力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他们认为， “数字革命的后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因为它改变了人类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即传播。数字革命出现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之中：经济、教育、文化实践、社会关系、卫生等。在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敲响了中世纪体制的丧钟，开启了现代纪元。5个世纪以后，信息传播技术（ICT)产生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使大众对大众的传播随时随地都可进行。”
数字化传播具有实时性、无边界性、互动性、累积性、汇聚性（或整合性）等特性，其中，主要的是其整合性。所谓“整合”（convergence），就是把电脑技术、通信技术和媒介信息领域结合在一起。这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功能整合，就是通过电脑基信息技术系统把信息进行加工，然后通过宽带通信系统输送给使用终端；其次是工业整合，它通过收买、兼并和战略结盟，来加强电脑、IT工业、通信公司和媒介领域的联系；最后，产品和服务整合，整合的产品和服务使媒体信息内容利用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后的形式，它们利用了数字化的投送能力以及互动的个人化服务。 这些整合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信息数据库集中在操控传播技术平台和推广能量的集团手中，处于技术弱势的群体嬗变成为信息的消费者。除此之外，应当还有信息和文化的整合，因为在数字化传播的背景下，文化产品被数字化，数字化作为现代传输信息的方法，文化越来越多地根据它的数字化来界定 。文化嬗变为信息，失去了历史性，从而使处于新的世界传播秩序下一些群体失去了文化创新和再生的根源。因此，“互联网使人产生一种自己被剥夺的感觉，数字化技术并因此产生的互联网及传播技术又被融合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之中” 。
信息技术和网络诞生于美国的军事试验室，借助公共投资发展起来。数字化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像以往的新的重要发明一样被赋予救世的力量，似乎自身产生社会、文化和政治规范的能力。数字化网络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应当为人类所共享，从而对人类社会实施有效的治理。但这些技术更加把社会性、知识、文化、安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身份、权力等当成利益集团间和国家间博弈的赌注，全球不平等的经济和传播秩序又把数字技术推上了和文化帝国主义合谋的被告席。
二、全球传播秩序
1、全球传播秩序
全球化传播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前者主要表现于阿芒?马特拉的“传播世界”，后者反映在米歇尔?哈特与安东尼奥? 内格里合著的《帝国》中。在帝国中民族国家不再被看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对经济的调节能力越来越弱。它的权威新的全球权威来代替，这就是“帝国”。 在全球化的展开，民族边界在逐渐消失，世界市场从民族国家施加的内外区分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新的自由空间中出现了许多差别。这些差别当然不是自由地在国际空间中发生作用，而是被整合进包含高度分化的、动态的全球权力结构网络之中。”　在帝国中，任何国家“不能形成帝国主义的中心。帝国主义已结束。”　“民族身份被移动性、灵活性和大众的永久性分化所代替” 。该书的作者虽然采用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对宏大或微观主体做的却是非历史性的分析。被剥夺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被抽象地安置在帝国之中，抹煞了围绕市场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构成地形图。因此“帝国”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语境中，在历史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 的背景下，以后现代的视角来分析所谓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方式。法国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反对这种传播的非历史性分析，强调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主体对传播流（flux）的挪用，并且把世界传播的逻辑框架和概念工具结构在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经济世界”思想之中。
在布罗代尔看来，经济世界中的秩序是由地理原因造成的。 沃勒斯坦的秩序是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特拉把自己的理论工具建立在由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引申而来的“传播世界”之中，其理论方法受启发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经济世界”概念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le Wallerstein)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布罗代尔认为：
一个经济世界可界定为由三部分组成的事实：1）它有一个给定的地理空间；因此有用来解释它的和变化的范围；2）经济世界常常有一个支配城市代表的极（p?le）或中心……此外，它可以在一个经济世界中存在两个中心……3）整个经济世界在连续的区域进行分配。心脏区（coeur）指围绕中心的地区……随后是中间过渡区，围绕心脏区。最后是大量的边缘区，它们在作为经济世界特点的劳动分工中处于依赖和从属的地位，不只是参与者。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的生活如同炼狱。充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理位置。
沃勒斯坦在布罗代尔、马克思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构建了自己的“经济世界”(économie-monde)，在这一世界中，边缘地区要服从中心地区的需要。在布罗代尔、启蒙共和思想等影响下，马特拉建构了自己“传播世界”（communication-monde）体系，马特拉主张应该所有参与传播者共同享有传播权（jus communicationis），实现传播的民主化。
马特拉对世界传播秩序的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已被采用，来表达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在数字化时代，这种传播秩序仍不过时，反而在全球化语境中借助先进的传播技术进一步强化讯息的不平衡流动。如世贸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2007年8月17日在科伦坡（Kuala Lumpur）所说，“的确可以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化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马特拉传播秩序的关键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找出传播的等级逻辑，即中心-过渡-边缘。多米尼克?马丹（Dominique Martin）等在《全球的嬗变：全球化社会学》中则认为，由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1952年提出的“第三世界”概念仍然没有过时，“这些国家虽然有自己的不同特征，但仍旧存在着共同的、依赖发达国家的事实，从而（重新）导致了不发达状态。” 因此，从后现代观点来审视全球化传播，在实践上会产生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沆瀣一气的负面效果。
2.数字鸿沟、传播秩序与权力
数字鸿沟是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差距。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这一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在某些人看来，数字化网络似乎成了传播秩序上游集团的特权领域。对数字鸿沟的分析基本从两个角度来进行：首先是对信息传播技术，主要是现实的数字化连接，对分隔“富者”和“穷者”间因素的量化分析；其次，搁置技术连接性，从与信息传播技术相关的文化和能力方面进行分析 。这些基本上是社会技术层面的经验性分析，如果把这种分析提高到世界传播的框架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把数字鸿沟与不平衡的传播秩序结合起来将更具有建设性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经济秩序和信息传播秩序不平衡造成的人类无法共同享有科技进步成果，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又强化了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讯息的不平等流动是对人类民主乌托邦梦想的讥讽，数字化全球传播秩序在时间上实际上降低了世界权力关系重构的可能性。
在福柯看来处，“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一种结构或一种某些人被赋予的力量；它是在给定社会中复杂战略关系的总称。” 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信息流动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体现着传统权力观向福柯权力概念的过渡。以往一个群体通过宏大的具有压制功能的否定机构向另一个群体施加的影响的做法（如武力侵占的帝国主义形式）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靠不可见的交换关系来继续对他者施加这影响（如文化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的出现更加强化了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因为一方面数字鸿沟导致信息流动失衡的加剧，另一方面“权力的行使不仅受可能性条件来支配， 而且通过这些条件来进行。”
在马特拉的“传播世界”的传播秩序中，存在传播的等级性交换关系，在这里，传播工具既是生产力要素，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传播是对社会关系的整合。 在福柯看来，“事实上，权力意味着关系，一种或多或少有组织的、等级化的、协调的一组关系。” 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发达国家处于信息传播的上游，掌握着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当我们说百分之六七十的信息来自于美国时，至少这体现出了某种事态的严重性。然而，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找着自己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像席勒所说的封闭自居。福柯在分析企业老板与工人的关系认为，工人规训不是老板强加的，“这是因为对自由劳动力的紧急需求。” 同样，发展中国家虽然面对发展和被异化的困境，还是参与了全球化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历史传统统治秩序的产物。例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在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探讨依附理论时提出，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是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他把依赖看作是理性逻辑造成的，这里霸权中心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他卫星地区则服从于来自中心的刺激。托马斯?瓦斯科尼(Thomas Vasconi)则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探讨了拉丁美洲的“欧化”和地区的“异化”，指出拉美依附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全球信息不平衡传播的运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论战平台，但美、英等国借口该组织讨论的信息传播新秩序过于“政治化”而退出教科文组织，以及后来苏联等原因导致了争取全息传播信息新秩序运动的式微。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国际权力运作的利用。因为“权力是一套对可能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权力能刺激、诱使、转向、扩大或限制、增加和减小可能性、改变难易程度，总之，它能完全迫使或阻止。” 发展中国家始终在发达国家主宰的经济或传播秩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针对前苏联提出来了信息自由流动教义，并且在联合国组织内合法化自己的信息自由流动教义，现在这种教义逐渐被吸收进自由交换的思想之中。
在新自由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民族国家似乎表现为自由参与市场经济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过程。但这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圈套。因为，根据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当权力的行使被定义为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时，这里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由（liberté）。权力只有对‘自由主体’(sujet libres)施加，而且因为他们自由了，才能被施加权力。在决定性饱和的地方，就不存在权力关系。 但在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与宏观主体参与全球化的意愿似乎是自由的。他们是全球商业共和国和信息自由流动中具有自由表达权利的“公民”。发达国家通过自己的策略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并不断巩固着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这常常是发达国家的目的，尽管马特拉不认为不平等交流不属于任何阴谋论 ，但席勒却不这么认为 。信息的传播也是发达国家取得优势地位的策略。福柯认为，“一个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生产这种支配，这当然是一套预谋的战术在保证统治的重要战略中的作用发挥。但是在规定、再生产、增长和巩固现存权力关系的战略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生产关系。”
因此，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平衡和数字鸿沟的出现，有着再生产和巩固信息流动不平衡关系的趋势。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情形，民族身份、民族想象、发展的源泉等都成了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世界交换中的权力关系，使优势地位和劣势地位成了发展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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