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府对商业的政策是怎样变化的？哪个朝代达到顶峰？为什么？

在中国古代,皇权和相权发生什么变化?皇权达到顶峰的是哪个朝代?请说出史实说~

秦汉以前，宰相的权力非常大，朝政基本上是由宰相一人统管，任命宰相有一套非常繁琐的礼仪程序，诸侯王和宰相要互拜，古称拜相，以示尊重，地位是非常高的。汉武帝提高皇权，提高尚书地位。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分曹办公，群臣奏章都经尚书。但西汉霍光都还能废立皇帝，王莽都能直接篡位。东汉时为了巩固皇权，废除了丞相制度，改立三公，分割宰相权力，进一步加重尚书权力。因为东汉皇帝往往早亡，幼子继位，为便于朝廷行政，三公之一开始录尚书事，录就是总管的意思。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在三公上，变成正式制度，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权，而且权力更大了。
自曹魏开始，一直在摸索分割权力，巩固皇权，但效果都不明显。一直到隋唐建立三省六部制，将宰相权力进一步分割：中书省掌管全国政务；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主要负责具体诏令的实施。
到了宋朝，宋沿袭唐制，但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朝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制度。官职一次由宋朝开始出现，特点是用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来削弱其权力的。“官”只有空名，拿俸禄而已。有“职事”才能管事。参知政事分日知印，轮流掌握相权，可以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明朝初年曾设立宰相，后为巩固皇权废除了，三省也废除了，设立内阁，皇帝直接管理六部，只成立内阁为辅助皇帝执政，提供咨询。后来由于政务太过繁忙，内阁逐渐发挥作用，成为事实上的最高中枢机构，内阁首辅也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但明朝赋予六科给事中风闻奏事的权力，对内阁进行监督，以小制大，使首辅不敢妄动。而且内阁没有最终决定权，只能由内阁大臣票拟意见，送往皇帝批示，没有皇帝的朱批，任何政令都无法推行。

清朝延续明朝，但内阁权力被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分割，只能进行一般的票拟。雍正时期成立军机处，皇帝对中央及地方机构或官吏有所指示，都由军机处起草谕旨，皇帝阅定后，可以公开宣示的交内阁颁发，称作明发；机密的或个别谕行的由军机处封寄，称作廷寄。不仅内阁无权过问，连议政王大臣也形同虚设，南书房也只管供奉诗文书画了。“军机大臣，惟用亲信”，一切秉承皇帝的意志行事，钦承宸断，表明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如果说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多少还保留一点宰相权势的话，那么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则彻底消除了历史上宰相制度的影响。

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战国（法家思想）的重农抑商政策在西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
汉初，刘邦“乃令商贾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惠帝时“驰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遇到大的徭役和战争时，商人和囚犯一起被征调。到武帝时变本加厉，为了增加税收，实行“算缗法”，强迫商贾自报家产，以此征税，后实行“告缗法”，对商人大加敲剥，同时实行盐铁专卖，与民夺利。长期的后果就是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商贾阶层被迫畸形发展，到王莽时，商贾豪强化的局面最终形成。

（1）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商朝人善于经商。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商朝人使用的货币是贝类，有海贝、骨贝、石贝、玉贝和铜贝。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到了西周，商业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部门。当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贝，但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形状各异，有的模仿农具，有的模仿各种工具，也有的模仿贝的形状。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商朝重视商业和交通运动业，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商周时，道路沿途设有旅舍，并建立了邮驿传递制度。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工艺专著《考工记》，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匹、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政治中心（如临淄、邯郸、郢等）也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聚集中许多人口。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改变战国时期货币种类繁多，度（长短）量（容积）衡（轻重）不一的现状，决定统一货币，把原来秦国流通的圆形方孔钱作为全国流通的标准货币，这就是通称的“秦半两”。他还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特别是统一货币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后各封建王朝大都掌握铸币权，钱的形制也保持着类似“秦半两”的圆形方孔模式。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两汉政府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商业出现了初步的发展。当时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长安城东、西有市，后来发展为九个市，当时官府对城市的商业活动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市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周边有围墙。市内设有出售商品的店铺、官府设有专职官员市令或市长进行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再有经营活动。市内的物价也由官员统一管理。
与以往不同的是，两汉又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利于中外贸易的发展。
（3）魏晋南北朝：曹魏在纺织业中心襄邑、洛阳等地设有专门的织造机构。不少城市遭到破坏，商业一度萎缩，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由于社会秩序稳定程度的差异（南方相对稳定），南方商品经济与北方相比，相对比较活跃。
（4）隋唐时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唐代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又促进了商业的便利与发展。
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唐代长安城有坊、市；市有两个，东市和西市。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220行。东市肆邸千余，货物山积，商贾云集。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业的繁荣。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乱后，对外商业交通的重点，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5）两宋时期商业繁荣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首先，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的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官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印制和发行交子。南宋时，纸币使用的地区广、发行量也大大增加。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南宋定都临安，全盛时期临安的人口也达百万，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
商品种类增多，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北宋时商品种类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装，还注意为自己的商品作广告。说明北宋时商人经商的水平已有大大提高。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
（6）元代商业的继续繁荣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国内外各种商品川流不息地汇聚于此。“百物输入之众，有如百川之不息。”据说每天仅运入城中的丝即达到千车。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泉州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国旅行家誉之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严密控制对外贸易。
（7）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徽商即徽州的商人。徽州有经商的传统，徽州人很团结，注重互相帮助，并且还崇尚节俭。经过几百年的经营，徽商积累起惊人的财富。徽商几乎“无货不居”，经营范围很广，但“首鱼盐”，对食盐的经营尤为重视。徽商的兴起就是从经营食盐开始的。明代食盐的生产由官府垄断。为了解决边疆守军粮饷不足的问题，明政府允许商人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点交纳，然后给予他们贩卖食盐的权利。徽州距边防地点遥远，徽商起初在盐业的经营中不占优势。但到明中期以后，明政府将纳粮改为纳银，徽商纷纷投资盐业而暴富。徽商经营盐业积累起商业资本之后，又扩大经营范围，经营茶叶、木材、粮食等行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民间俗谚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在海外诸国也留下他们的足迹，有“遍地徽商”之说。徽商凭借雄厚的商业资本，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并且插手生产领域，支配某些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还经营典当等金融行业，获取高额利润。徽商从明初至清末兴盛了数百年，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建议教师请学生观看课本插图“徽商的房舍”，然后向学生指出：这是几百年前徽商建造的房舍，到今天还完好无损。
晋商
晋商即山西商人。他们是和徽商齐名的明清时期我国又一大商帮。他们兴起和发展的经过与徽商如出一辙。晋商的兴起也是经营盐业。晋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边防之便，为官府运送军粮，获取贩盐的权利，经营盐业致富，成为富有的大盐商。他们积累起巨额商业资本之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理钱粮。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晋商的财力不断壮大，到清代时，资产达百十万者不可胜数，晋商首富亢氏的资产多达数千万两。晋商的活动范围极为广泛，许多人甚至走出国门，到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地去做生意。

主要特点:
一是中国古代不同的时期商业发展呈现不同的特色。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业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峰。宋元时期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纸币最早出现，古代商业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明清时期，一大批商业市镇兴起，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徽商晋商等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形成等，使得明清商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二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随商贸的发展呈不同的特色。秦汉至唐，在京都、郡、国所在的大县城内，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与居民所住的“里”“坊”严格分开。宋代以后坊市制度界限被打破。
三是中国古代商业与商人的命运总是与政府的商业政策有关，自战国以来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明清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确实严重阻碍了新经济因素的成长。

人的欲望及其满足说。
西斯蒙第和罗雪尔都曾提到过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但他们所讲的人的概念比较含糊。
主观经济学派的先驱者马斯夏在(经济和谐)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并解释说，“欲望、努力、满足，这就是经济观点中的人”。
奥地利的门格尔则明确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他把经济学分为应用经济学、历史统计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其预筹活动的条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依然都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杰文斯也指出，经济学为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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