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 历代评价
　　明代奸臣杨慎的《铅丹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
　　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
失败主因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一) 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不针对到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二)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三) 拘泥古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四)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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