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1．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大国老实说，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居然没有拿过经济动物学大奖，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众所周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靠给西方经济总结出几条曲线或者几个定理得奖的，也有因为研究美国经济史的问题得奖的，甚至还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奖的，但就是没有靠研究日本经济得奖的，特别是没有日本人为此得奖。这说明什么？是日本经济模式不重要？恐怕不能这么说，因为除了西方模式，日本模式的影响应该最大。那么是日本人的科学思维能力差？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日本人不仅有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得主，甚至还有文学奖得主。日本人之所以不能在几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占有一席之地，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日本经济模式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所以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解释日本经济时没有达到西方人的标准，或者是许多日本人对这项工作并不热心。关于第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经济模式确实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甚至对着干的地方也不少。如果承认日本模式的地位，就可能要修正西方经济学的普适性，于是大家干脆把它当特例，或者等着它自生自灭。与此相比，第二个原因可能更有说服力，就是大多数日本人对于经济学有另外一套理解，而这套理解使他们不大热中于西方人的标准。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学与相扑的境遇差不多，相扑不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所以入不了奥运会项目；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比毕竟是西方人制定的比赛，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同样也不被西方人认可。但不管怎样，只要日本人自己喜欢看相扑就自娱自乐吧；同样，只要日本人自己觉得自己的那套分析法好使、管用，就继续用吧。2．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在经济学方面，伴随着对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日本经济学理论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战败以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当时的社会科学一词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战后直到1960年代，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主流经济学，但是随着西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导入，形成两者并行的局面；此后是以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实证分析为主的多元化格局。现在，在六十岁以上的日本经济学家里，使用马克思理论的人仍然不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则更喜欢现代西方经济学。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功利上的考虑，因为搞现代西方经济学毕竟可以使数学功底较好的年轻人迅速脱颖而出，而不必受经验少的限制。山本七平在《日本的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在日本，经济学和经营学没有起作用。京都大学的一位叫佐伯启思的经济学家在《欲望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甚至这样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日本经济学家引进了美国的经济学，在经济学院里是把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作为讲义的。但是，听了这些课的学生们在参加企业经营的时候，却把所学的内容忘得干干净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日本的生产方式才获得了很大成功。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至少经济学的概念、统计学以及会计学方法等西方的舶来品，在日本一直被广泛地应用着。再说了，这话让那些搞西方经济学的同行听了肯定不高兴，就好像教西方经济学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是在混饭吃。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一般是：尽管日本从西方国家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建立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不是对某家西方经济学流派应用的结果，而是与日本民族的传统和思维习惯密不可分的体制。于是，由于经济体制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及经济分析方法。丸楠恭一在《现代国际社会的视座》一书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是为了分析西欧类型社会的体系，如果没有基督教精神和西欧的自我，近代科学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经济成功往往不能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框架里得到说明，而只能用文化的特殊性这种非经济因素进行解释，这正说明了经济学是基于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我有一种感觉：在中国，把西方经济学当科学看的人很多，区别只是把哪一个西方流派当科学的问题；而在日本人看来，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那么，日本特色的经济学是什么样的？说起来内容当然很多，这里我们只是通过日本人的经济分析方法来看看日本特色。不过需要说明一点，说日本特色，并不是说日本人完全脱离西方经济学另搞了一套体系，相反，在日本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很多，搞西方经济学的人也很多，而且有些日本人在英美经济学界的名声还挺高；当然，这些人的数学功底一般都比较好，有的人本身就是学数学出身。但总的看来，大多数日本人的搞法很有日本特色。二日本人的经济方法论1．超实用的经济观日本文化是一种亚文明，它需要有主流文明作为模仿对象，来消化主流文明的东西。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寻求近代国家的模式，日本政府派出许多代表团去欧洲和美国考察。在代表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政府做出不同领域以不同国家为样板的决定。其中教育制度以法国为样板，电报和铁路按照英国方式建设，大学效法美国的做法，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原型，等等等等。并且，尽管日本导入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始终没有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正如森岛通夫指出的：尽管战后阶段日本经济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勃兴和成熟的前景依然是极其遥远的。实际上，日本人搞改革并没有什么理论体系，也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常常把时间花在论战和搞各种各样土的或者洋的体系上，被理论问题长期困绕。日本人的做法一般是：直接到现场对主流文明进行考察，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消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于是，实物比理论争论就显得更重要。这和以前引进中华文明时的做法一样，只是在文化思想上日本人用中国的东西比用西方的多。日本人最初在翻译经济一词时，是采用了中国的典故经世济民的意思，即国家的统治和实行救济人民的措施。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当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是偏重实践而不是理论。西方人常被日本人使用的一些经济术语搞得莫名其妙，沃尔夫(MarvinJ.Wolf)在《日本的阴谋》一书里就谈到：在日本商人使用的语言中，与日本新闻报道一样到处是军事用语。比如，达成目标的活动叫机动（即，交战前后或者交战中，军队在战略战术上的移动或运动），对市场攻击，在外国海岸建立桥头堡，对竞争对手侧面突击、包围、击退，艰苦的时候叫在战壕里防御，成功叫胜利。当然，日本社会的最大特点还是如界屋太一说的：日本是一个没有绝对正义的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追求一种绝对的正义，而在日本的传统中并没有也不承认存在有普遍的绝对的正义，所以在日本人看来，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竹内宏在《路地里的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原则、财政原理、经济政策由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存在着明显不同，我们所考虑的普遍经济原则大概只通用于地球上的一个角落。所以，日本人特别不重视对普遍原则的探索。日本人看待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关注人间性。克拉克在《独特的日本人》一书中指出：与西方社会不同，日本不是原则关系的社会，而是人际关系的社会。这种社会差异肯定会反映在人们对经济关系的理解上。在日本，我常常看到公司职员非常喜欢读历史书，其热情度远远超过读经营类的书。有财界首脑之称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原会长稻山嘉宽说：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是人间的学问，精神的事才是中心，与百分比没有关系。数字和统计不是经济的主流，只是检验的手段。这种看法与涩泽荣一(1840-1931)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的理念一致。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的《论语》加算盘的经营理念代表了日本经营的指导原则。《论语》是指儒家的道德理念，算盘代表谋利之器。前者是永恒不变的中心，后者是工具，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先进的经济技术手段。还有就是，日本人观察经济现象的角度是强调现场实感。可以说，现场主义是贯穿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和习惯。即，在现场发现问题，在现场分析问题，在现场解决问题。据说丰田公司的管理就是现场主义的例证，他们在公司和工厂设置了许多提案箱，创立了人人可以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设想和建议的制度。又如，日本战后第一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厅长）高奇达之助就是来自实业界的人，他是按照经营企业的思路来要求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实际上这种现场主义是日本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它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板坂元在《日本人的论理构造》一书里说的尊重场所，一个是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里概括的实感信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现场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实证方法，它与以统计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不完全相同。简单地说，日本人的经济分析需要用眼睛看实物，而西方人则更侧重对数据的计算分析。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看问题呢？让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有一个叫《日经商业》的杂志曾在20年前组织专家学者搞了一次日本产业百年史的课题，探讨企业兴衰的规律(参见日经商业编《会社的寿命》)。他们对一百年间排名前一百位的日本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恰好相反，对于企业来说，成功的要因是各式各样的，而受挫和不幸的企业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关于企业的成功，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律可寻，而失败的企业倒有不少共同点。于是他们在探讨企业成功秘密的研究中，全部采用对企业的个案分析。话既然说到这份儿上，就不可能逼着日本人相信世界上存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了，更不可能让日本人为了探索普遍的规律献身。这大概就是日本人理解的社会科学。2．禅宗流的经济方法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相反，一种被称为实态分析的方法在日本却相当的普及和发达。实态是指具体对象或问题的实际状态，它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之中，有具体的人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士法郎，约合740万人民币。塞勒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与决策心理学。


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塞勒的贡献在于为个人决策的经济和心理分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观点，帮助行为经济学创造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对许多经济研究和政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自从1969年瑞典国家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已经走过了47年。在47年过程中，授奖的原则依旧未改变，就连程序都是一样：每年皇家科学院将大约接受250个左右的提名，大约100多个提名人，最后瑞典科学院将成立一个经济学评选委员会评选决出获奖人选。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共颁奖49次，其中25次是单独获奖，18次双人获奖，6次三人获奖。但遗憾的是，这70余名获奖者中从未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诺贝尔奖在中国的舆论热度一直不减，尤其当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后，大家更加期待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也能迎来零的突破。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多年来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这似乎与中国日渐显赫的经济地位不符。

有此遗憾的不仅是中国，还有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从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共计有25位日本科学家获奖(含两位美籍日裔科学家)。进入21世纪，日本科学家获奖人数更是快速增长，前几日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也被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收入囊中，但唯有经济学奖未能获得。
为何高速的经济增长换不回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大概要从奖项的授奖标准说起。经济学诺奖重视理论原创性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花落美国
，那些平日风光无限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理应反躬自问：是否配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是否应少一些中国文人的浮躁和功利传统，像许三多一样“做有意义的事”。
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迄今不能获得诺贝尔皇冠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落后。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比如高鸿业和厉以宁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比如薛暮桥和吴敬琏等），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也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甚至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然，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
经济学尽管纳入了数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性学科，但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亘古不变的理论，这就更多需要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支撑，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进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而他们也必然存在中国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等。这种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
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技术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相对受认可的华人经济学家恰好大都集中“技术性”较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这增加了该研究领域的华裔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包括邹至庄、白聚山、李龙飞、张俊森和艾春荣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邹至庄和艾春荣外，其他几位都是理工科出身，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人的通病左右着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实上，中国文人的通病对自然学科领域也有影响。西南联大毕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恰恰因为中国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扬镳，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然，有规则就有例外，未来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当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如果不能摆脱浮躁的学风和文人相轻的习惯，不能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基础理论，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即使获奖或许也只能集中在技术性更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因为中国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不少人有机会被推荐，但只有一两票，是不能进入的，如果真想拿诺贝尔奖的话，还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可以进入那1500人名单当中的学生，也就是说，必须教出四五十位在国际上领先的学者。

推荐里面包含几种人，

第一，北欧四国现有经济相关院校的正教授。

第二，已经得了诺贝尔奖的人。

第三，现在在国际上各个领域的领头学者。

从亚当·斯密以后，世界上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是相对集中的，比如从亚当·斯密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也有，但是很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

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