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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 资 料

1、从消息到通讯

梁衡

在不少记者通讯员头脑里，通讯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通讯”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通讯无定章，想写多长写多长。一个材料到手后，为什么不用消息而用通讯，通讯和消息有什么区别，甚至和文章有什么区别，都不大清楚。因此，对使用频率最高的这两种新闻体裁——消息和通讯，有必要从理论上剖析一下。

一、通讯先得有一个消息的内核

发布新闻，传播新闻是为了传播信息。传播新闻有诸种方式，其中消息是最集中、最简洁、最直接的方式，是满负荷运载，信息含量高。通讯也是传播信息的一种形式，因此，它也必须含有必要的信息，就是说它要有起码的、最低的信息含量。既然消息是满负荷的信息、通讯是在这信息基础上的延伸和开掘，所以通讯成立的先决条件，就是必得有一个消息的内核。不管一篇通讯文字有多长，形式有多么繁杂，像剥壳取核一样，剥到最后总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信息，就是说通讯里总是裹着一条消息。或者可以说通讯是用一条消息来做骨架的。

作为一条消息，有这样三点基本的要求。

一是要有一件真实的事情；二是这事件必须是新发生的，新鲜的；三是这事件要有足够的受众，有传播价值。即真实性、时效性和受众性。这是构成消息的核心。在通讯中，这个核心亦然存在。不过一般来讲，因通讯比消息字数增多和表现形式多样，这个核心就包藏得更深些。

因此，我们检验一篇通讯能否成立，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看它是否传播了有用的信息。如果没有，它就不是新闻，不能叫通讯，可能是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应该说，任何一篇真正的通讯都可以缩写还原为一条消息。如果不能，就说明这篇通讯是假的，是虚张声势。这是检验通讯的第一个标准，也是一块试金石，用它一试，还真的可以检出一些不合格的假通讯，比如有的“新闻核”是假信息，最著名的是曾窃得1980年中国好新闻奖名誉的《钱被风刮跑之后》，后被取消奖项。这类可称为“假核型”通讯。有的“新闻核”与受众无关，没有新闻价值。如1991年的“现场短新闻奖”参评稿《羊年第一羔》，是写某城市妇产医院在新年钟声响后，有产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类可称为“空核型”通讯，核中无仁。而有的找来找去，却根本找不见这个“核”，可称为“无核型”通讯，或曰无根通讯。如《生活时报》1997年11月2日有一篇通讯《平安大道古迹平安》，是讲北京将穿城修一条大道，古迹将受到保护。但看完全文找不到必备的信息：这条路的起止、走向、沿途涉及哪些古迹，怎样保护，却在大谈过去的工作，现在的难处。

第七届中国新闻奖共有两篇获一等奖的通讯：一篇是新华社的《让世界走向和平》。其核心信息是“我国宣布暂停核试验”。通讯全文共2850字，也可以缩写成一条几百字的短消息，这就是它的“新闻核”。另一篇是《种树“种到”联合国》，2960字。其核心信息是说“内蒙古一位女副乡长带领群众治沙成绩卓著，被邀请到联合国介绍经验”，它同样可以缩写成一条几百字的消息。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通讯与消息的共性也即它们间的本质联系，就是必须含有新闻信息，通讯是围绕一条消息的放射和扩充，通讯中必须有一颗消息的内核。

二、通讯比消息更集中更典型

既然通讯里裹藏着一条消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将一件事写成消息，而一定要写成通讯呢？原来通讯所表达的信息与消息所表达的信息质和量都不同。一般来讲，一是通讯中所含信息的时效性比消息相对弱一些，但正因为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检验，这信息的沉稳性，又比消息相对高一些。二是通讯中所含的信息，常常是间接的，折映式的。它比消息要水灵一些，表达出来要丰满、生动得多。一句话：通讯比消息更集中更典型。这也是我们检验通讯的第二个标准。

典型性是通讯与消息的主要区别，是通讯区别于消息的新的生命力。消息可以是某一点刚露头的信息，可以是事物的一瞬，是枝叶花絮；通讯无论长短必须有完整的思想、形象、过程，是一个独立的整体。消息是靠信息的真实、新鲜、适用而取悦于读者的，而通讯在完成这层功能时，又特别强调个性的魅力。说到底，通讯是更集中化、个性化、典型化了的信息。但对消息来说，我们则不能要求它每一条都是典型，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新、要广、要快，而许多也许符合新、广、快标准的信息却不能拿来写通讯。因为它不典型，不能反映深层规律和本质。如：许多突发事件、珍闻、趣闻，就是这样。主要是因为这件事或者在主题立意方面，或者在情节、人物方面等不典型，再写不出超过一条消息的深度和丰满度。许多记者和通讯员分不清这一点，常常把本来是没有多少典型价值的、面上的信息拿来衍化为一篇通讯。所以，历次评奖时，总会有评委们掂起其中一篇通讯说：这本该是写成一篇消息的呀!

通讯的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题立意的典型化，二是取材用笔的典型化。

在选题立意上，第一，作者一定要选能最大满足读者信息欲望的题目。不管是人物通讯、事件通讯还是问题通讯，这个物、事件和问题中所含的信息，都是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读者所共同关注、亟待知道的信息。反之，使用的信息达不到这种典型度，这篇通讯就不能成立，虽有一颗信息核，却是一颗软核。这次参评稿中有一篇通讯名为《六十八封平安信》，是说一个农村姑娘在其兄参军走后不久，父亲去世，她为使哥哥安心服役，隐而不报家丧，每次写信都说家里很好，长达数年，自己一人挑起家中生活的重担。这作为一条消息报一下，也许可以，写成通讯就没有多少代表性。主题立不起来。

第二，这个典型要有足够的纵深度，就是说它内含的信息是大量的、多层次的。通讯中的信息因为是较集中地藏于人物个性、事件情节、特定环境和问题之中，所以它在表述时就更具体、更生动、更深刻，能够抽丝剥茧，从容道来，生动形象地回答读者的疑问，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欲望。因此，通讯必须有层次，有纵深度。比如这次评奖中有几篇稿是写某家三兄弟都是科学院院士，某家六口人五个民族等等之类，内容就构不成多深的层次。

除选材立意外，在取材用笔上，为挖掘典型的个性，最集中地表达信息，作者就注意比消息选用更典型的材料，这包括典型的情节、环境和语言，也可以叫做二次典型化。比如前述的获奖作品《让世界走向和平》在选题上，作者将战争与和平聚焦于核武器试验，这是第一次典型化，第一典型深度，但这样还不够，他又再次筛选，将核试验、停止核试验这一题材第二次典型化，再次聚焦于三任试验基地司令三个典型人物。特别是文章的结尾安排了一个融战争、和平于一景，有形、有情、有理的典型场面。

这次获得二等奖的通讯《我能摸摸火车吗》，从选题立意上是反映了经济建设成就、京九线通车这个重大事件的，但是作者精选了一个更典型的细节：那些没有见过火车的山区群众，从几十里外赶来看火车，并问我能摸摸火车吗，惊喜兴奋之情跃然纸上。还有一篇获二等奖的通讯《下辈子还当母子》，从立意上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典型，作者在选材时，写了一双父母怎样精心照料患了绝症的孩子，孩子短暂的生命却活得很充实。文章揭示人生的意义，特别是选用了孩子去世后母亲的一句话，更典型：“我们下辈子还当母子。”这两篇文章都是用主人公典型的语言来作标题，更增加了文章的典型性。

取材用笔上的典型性，只有通讯这样较从容的表现手法才好最大程度的发挥，当然在消息中也可以反映事物本质的典型细节，但这种情况并不多。通讯为了力图反映深层的本质的东西，就要特别注意运用典型的手法。

2、
通讯与消息的共性与个性。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必须含有信息，要合新闻规则。其区别，细分一下：一是在信息时效上，消息快一些，通讯慢一些；二是在信息含量上，消息单一些，通讯丰满些；三是在信息深度上，消息浅一些，通讯深一些；四是在文章结构上，消息较简单，通讯则复杂而有变化；五是在语言和修辞运用上，消息一般些，通讯讲究些；六是在内容上，消息多表现事件，通讯则由事及人、及理；七是在作者的主观倾向上，消息基本上没有流露，通讯则可以有所流露；八是在审美上，消息坚守新闻的简洁、质朴美，通讯则可以有少量的修饰；九是在功能上，消息只求传递信息，通讯已有审美、教化功能的介入；十是在读者效果上，消息求刺激、爆炸效应，通讯则求震撼、思索效果。

可以看出从消息到通讯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在新闻大家庭中，在传播信息的前提下，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功能的分工过程。我们要准确把握它们的共性与个性。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罪证如山难抵赖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罪证如山难抵赖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1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统治者。此时，张作霖试图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如将美国资本引进东北，请美国修建大通（大虎山到通辽）、沈海（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增修吉（林）会（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以及阻止中国在葫芦岛筑港的要求，均未照办，引起日本不满。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一切“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关东军断定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打败了奉军，张作霖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身死。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1946年7月，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罪证如山难抵赖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1928年6月1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统治者。此时，张作霖试图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如将美国资本引进东北，请美国修建大通（大虎山到通辽）、沈海（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增修吉（林）会（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以及阻止中国在葫芦岛筑港的要求，均未照办，引起日本不满。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一切“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关东军断定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打败了奉军，张作霖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身死。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1946年7月，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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