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的悲剧命运

文学和生活的区别与关系是什么~

区别：
1、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
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2、生活广义上指人的各种活动，包括日常生活行为、学习、工作、休闲、社交、娱乐等。动物的生活是指以生存、延续后代等本能性的，活动，人类社会则在动物的基础上还有人是社会性本质实现的活动。
关系：
1、没有生活原形或者现象就没有文学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所有点滴小事都可以是文学艺术的素材。作家通过艺术手段的加工，使文学作品更加生动、耐人寻味。所以说，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2、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但如果只有生活而没有文学，那生活就缺了一个有趣的伴，生活就会单调和枯燥。所以文学与生活紧密相伴。

扩展资料：
“文学与生活”是一个经典命题，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话题。在20世纪剧烈变动的历史中，“文学与生活”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一方面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需要表现具有现代启蒙价值的新生活，另一方面长期被封建、贵族、精英文学所遮蔽的广大的普通人民的“新生活”又给文学提供了新天地。
也就是说，这里的文学是一种表达世界观、价值观的新文学，而生活也是一种朝向人民和基层的新生活。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理念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体现，也是新文学所承担的现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即让普罗大众也接受现代精神，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主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生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想到了生活与文学

原话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生活是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较早较多较完整的概念。具体含义:
没有生活原形或者现象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所有点滴小事或者发生过的事是艺术素材的提供者和原形。
而作家通过艺术手段的加工,精练的语言描述,有序的故事情节排列,渲染,夸张,集中矛盾等故事情节的等等描绘,就使一本小说或者是其他的文学作品更加的生动,耐人寻味。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扩展资料：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按费尔巴哈哲学的观点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世界是统一的，“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统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而这些事物、现象之间的相同性就在于它们都是物质的。
他坚决反对哲学中的二元论，否认有任何不依赖于物质、自然界的“精神实体”。他依据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材料证明人只有一个统一的本性，指出人身上的两种不同的现象，即所谓物质方面的现象和所谓道德方面的现象，并不与人本性的统一相抵触。人体所发生的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一个实在的本性进行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关于人的问题的那一部分哲学的根据，认为哲学所看到的人，和医学、生理学、化学所看到的一样。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他的学说对于驳斥唯心主义和二元论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却不能阐明人的意识的发展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关系，不能科学地解释人的社会本质问题。列宁指出，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宣扬的“人本主义原理”是狭隘的，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先驱者几乎都命途多舛、屡遭厄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彭波拉齐因对“灵魂不死” 产生怀疑，激起了教会僧侣的愤怒，受到政治高压，使他情绪紧张，病魔缠身，不堪忍受，终于绝食自杀。欧洲启蒙运动的导师伏尔泰，一生备受教会和专制制度的迫害，曾两次入巴士底狱，两次被流放，还被迫流亡国外。伏尔泰因写《哲学通信》而招来麻烦，被巴黎高等法院列为禁书，公开焚毁。德国现代思想的先驱者尼采，则被称为“悲剧哲学家”。他那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的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现在再没有人爱我了，我如何还能爱这个生命 ! ” 尼采对于伟人的最后命运持悲观的看法，认为这样的人的“毁灭是规律”，他们“在地球各个角落里等待，全然不知要等多久，更坏的是空等一场。”
更敦群培是一个悲剧色彩十分浓烈的人物，造成更敦群培悲剧的原因主要是： 在全民信仰佛教、政教合一的藏区，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僧俗民众，都生活在迷信、禁欲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更敦群培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清醒地认识到进入垂暮之年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对佛教的生存造成危害，严重禁锢了藏民族的思想文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利于藏民族的强盛。因此，他敢于离经叛道，在言行上表现出对佛教的“三宝”佛陀、佛法和高僧活佛的不敬，无情地揭露佛教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冲破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樊篱，向藏传佛教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挑战，如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惊世骇俗，毫不顾忌传统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必然会遭到信教民众的孤立和代表高僧与贵族利益的噶厦的压制和迫害。但是，更敦群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并不因此而退缩，相反，却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进行抗争。就像尼采一样，不肯降格以求，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焦渴，不愿与肮脏的赶骆驼人同坐在水槽边。更敦群培的言行，令人想起了爱国诗人屈原，这位“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楚国大夫，在被腐败的朝廷流放，漂泊于潇湘时，在世人的眼中就是个狂人和疯子，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孤立，最终投入汨罗江。更敦群培在受到孤立时，也希望得到支持和怜悯，他说 : “被贪嗔血液迷醉的顽虎，在密林发出恐怖的啸声，这形只影单正直的孺子，望诸位智者赐予他悲悯 ! ”可是，他并没有走屈原的老路，而是顽强地进行抗争，像尼采一样，“宁愿绝望，胜于投降。”不与同时代的人合群，海德说：“他研究了非佛教的印度文明，这就使他与自己的同胞具有鲜明的区别，在他的这些同胞看来，举世无双的‘昂贵的珍珠’，是佛陀的教义。更敦群培仓促地接触‘现代’社会，尽其所能吸收所了解的各种知识,并希望采取一套适应 20 世纪的思想表达方式。他不仅有宏大的愿望，想在自己的同胞中唤醒科学思想，而且还希望找到一种适应时代的语言，用藏语表达逻辑学和佛教中观学说。在撰写《龙树中论奥义疏》时，他就认为，自己用适应时代的术语成功地阐述了中观学说。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在正统的信仰者中引起了公愤，证明他的这一举动获得了成功。”
更敦群培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对传统文化和佛教进行反思与批判，试图“重估一切价值”，可以称之为“西藏的尼采”，与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具有相同个性。但是，鲁迅的处境比更敦群培好得多，因为鲁迅的思想具有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他所受到的孤立和压制，主要来自统治集团，而广大民众则成为其反封建、反传统、反迷信、鞭挞黑暗统治政府、揭示国民的劣根性的坚强后盾。更敦群培的处境却与鲁迅不同，由于佛教主宰着西藏社会，因而更敦群培离经叛道的言行实际上是在与整个封建农奴社会和政教合一体制作对，得不到社会和藏族僧俗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因而西藏政教统治集团在对他进行迫害时，就可以肆无忌惮，不但将其作品列为禁书，而且还任意罗织罪名将其监禁，对其身心严加摧残。 更敦群培站在西藏统治集团的对立面，抨击传统文化和佛教中的弊端，揭露封建农奴社会的阴暗面，以人文史观代替佛教神学史观，动摇了政教合一制度的精神支柱。正如海德所说 : “在传统主义者当中，分为两个集团（他们对更敦群培的评判存在分歧） : 宗教信徒认为，更敦群培是一位觉醒的大师，他不屈从于政治和世俗的看法，正统的格鲁派则反对更敦群培的哲学立场，感到他对传统的批判是对他们的冒犯。格鲁派当然反对把政治制度世俗化，对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也怀有敌意。进步分子、他（更敦群培）的弟子和朋友们既把他看成是一位觉醒大师和理论家，并且，不管他本人怎么想，又把他视为一位潜在的领袖。民间传说当然着重叙述他“疯子”的一面,他的幽默风趣，以及他表现出的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更敦群培的言行，严重危害了西藏三大领主的切身利益，对噶厦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成为政教集团共同的敌人，必欲扼杀而后快。德国哲学家尼采说 : “当最堕落的人升到了最高品级，他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事就是损害了相反的典型，损害了最强健的人，即肯定生命的类型，生命的肯定者。当群羊闪射着最纯粹的道德光辉，是时杰出的人就不能不降为恶人一流。当虚伪损毁了一切，窃据了真理之名，这时真实的人就只能求之于坏名声之中。”在三大领主主宰一切的封建农奴社会，把更敦群培视为“恶人”，被加上了种种“坏名声”。因此，更敦群培英年早逝，显然不是法国学者海德所谓“自杀”，其悲剧性的命运是由西藏政教势力一手造成的，“历史上一切创造者的命运都坎坷而悲壮，多半是因为习惯势力支持了有权的迫害者。”在西藏政教势力的联合压制和迫害下，更敦群培最终没有逃脱被封建农奴社会扼杀的命运。
在思想禁锢、藏传佛教主宰一切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容不下新思想和异端，思想和学术没有生存的空间。作为现代藏族学术和思想的先驱者，更敦群培在当时的社会中的思想显然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因而缺乏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最终象尼采一样，成为“新世纪的早产儿” （尼采语） 和“精神早产儿”。必然会夭折。更敦群培的悲剧，折射出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反对和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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