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国演义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59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7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邮”。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形象苍白”。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

　　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评之二,“长厚似伪”。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①,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我在前面已经对史实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没有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此外,“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其言行确有“似伪”之处;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其“长厚”大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调,“不是伪”。

　　结论是:综观中国小说史,在众多的国君形象,尤其是开国之君形象中,《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来绝大多数同类形象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他还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成了《三国演义》中蒙受最大冤屈的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张飞，刘备义弟，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五千精骑，入川义释严颜，分定州县，率精兵万多人，败张郃大军，刘备称王后，拜为右将军，称帝后，拜为车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221年为替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三国演义中有诗叹道：

安喜曾闻鞭督邮，黄巾扫尽佐炎刘。
虎牢关上声先震，长坂桥边水逆流。
义释严颜安蜀境，智欺张飞定中州。
伐吴未克身先死，秋草长遗阆地愁



赵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善骑射，闻名乡里[1]。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赵云受常山郡人民推举，率领本郡义从吏兵投奔公孙瓒。公孙瓒对赵云说：“听说冀州的人都想要依附袁绍，怎么唯独你能迷途知返呢?”
赵云回答说：“天下大乱，不知道谁是明主，百姓有倒悬之危，鄙州经过商议讨论，要追随仁政所在，因此我不投袁绍而投靠将军。”赵云自此随公孙瓒四处征讨。
当时刘备亦依附在公孙瓒处，见赵云，奇之，深加接纳。公孙瓒与袁绍交战，派遣青州刺史田楷占据山东附近的土地，袁绍亦派数万大军前来争地，公孙瓒便上表将刘备提升为别部司马，派刘备前去帮助田楷抵抗袁绍，并派赵云为刘备的随从，让他为刘备率领骑兵[2]。
后来，赵云因为兄长去世，向公孙瓒请辞归乡，刘备知道赵云此去便不会再回来，因此握著赵云的手不舍分别。赵云感动之余，向刘备辞别说：“我永远不会背叛您的恩德。”
建安五年（200年），刘备被曹操打败之后前去依附袁绍。赵云至邺城求见刘备，二人同床眠卧。刘备密谴赵云招募兵士数百，对外宣称是左将军刘备部曲，袁绍并不知道此事。赵云从此便追随刘备，后来随他至荆州。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投靠刘表，屯兵于新野，曹操派夏侯敦、于禁领军进攻刘备，双方战于博望。刘备以伏兵计击破曹军，赵云于战斗中生擒了敌将夏侯兰，而赵云与夏侯兰是同乡，自小相知，知道夏侯兰明于法律，因此为他向刘备请命，并推荐他担任军正，而不将这位同乡为自己所用，由此可看出赵云谨慎明智的处事态度。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兵败，向南逃往江陵，曹操派麾下精骑快马追赶，终于在当阳长阪附近追上了刘备。此时情势危急，刘备便丢下妻儿，仅带著张飞，诸葛亮，赵云等数十骑向南逃逸，这时赵云却反而向北进入曹军势力之中。当时，有人看到赵云向北而去，因此对刘备说，赵云必定是向北投靠曹操去了。刘备闻言，用手戟掷那告状的人说：“子龙是不会弃我而去的。”
不久之后，赵云果然怀抱刘备的幼子刘禅，保护著刘备的妻子甘夫人，三人都平安地回到刘备身边。之后，刘备便任命赵云为牙门将军。
赤壁之战后，赵云跟随刘备平定荆州四郡。刘备任命赵云为偏将军，并取代投降的赵范，兼任桂阳（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有一名寡嫂名为樊氏，有国色，赵范欲将她许配给赵云，。但是赵云不同意，推辞说：“我们是同姓，你的嫂子就像是我的嫂子一样。” 当时有人劝赵云接受这名美女，赵云回答说：“赵范是被迫投降，心不可测，何况天下女子不少。”不久之后，赵范果然藉机逃走，而赵云则毫无牵涉。
建安十四年（209年），在平定荆南四郡，又得到原属刘表的部曲万人之后，刘备成为荆州牧，声势渐大，孙权建议双方结亲，刘备便娶了其妹孙夫人。两年之后益州牧刘璋为防备曹操势力而向刘备求援，刘备便领兵三万入益州，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留守荆州，并任命赵云为留营司马，负责掌管刘备出征之后大本营公安的内外事务。此时孙夫人放纵骄横，放任她从东吴带来的侍卫和官吏，多有不法的行为。刘备知道这消息之后，认为赵云为人威严、庄重，一定能加以整顿，因此特命赵云掌管内事。孙权听说刘备西征益州之后，便派了大批舟船欲接孙夫人回去，并叫她带刘禅一起归吴。幸得赵云与张飞一起带兵在长江截住东吴船队，并成功夺回刘禅。
建安十七年（212年），刘备与刘璋决裂，从葭萌进攻刘璋势力，并召诸葛亮等人入蜀支援。 诸葛亮与赵云，张飞等率军溯江西上，一路平定郡县，攻克江州（今重庆）后，兵分两路，赵云率军由外水深入分定江阳、犍为等地[3]。次年与刘备、诸葛亮于成都会合。刘备攻下成都之后，任命赵云为翊军将军。
刘备平定益州之后，有议论劝刘备将成都城中房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赵云反驳说：“霍去病曾说匈奴未灭，无用家为，现在国贼不只像匈奴只有一个，还不到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必须等到天下平定之后，才可让众人返回家乡去种植桑梓，回归故土去耕作田地，这样才是正道。益州的百姓，刚刚遭遇战祸，现在应该将田宅房产归还给百姓，先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可以使他们服兵役，纳钱粮，这样也能得到益州的民心。”刘备听从了赵云的建议。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率军进攻汉中，次年黄忠在定军山斩夏侯渊，于是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来争夺汉中，并先运大量的军粮到北山下，有数千万袋，黄忠认为可趁机夺取这些军粮，便领军出击，当时赵云属下的士兵也随著黄忠一起出击。 但是黄忠的军队过了约定的时间之后仍未回来，担心的赵云便带著数十骑出了营寨，查看黄忠等人的情况。 结果，正好碰上曹操派出的大军，赵云遭到曹军先锋部队的攻击，赵云才刚和敌人交手，敌人的大军已来到面前，声势逼人。赵云便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曹军阵列，且战且退。曹军散而复合，赵云突围而出并退入蜀军的营寨内，此时部将张著受伤，又被曹军包围，赵云又一次驰马突击曹军，并救出张著，将他带回营寨内。此时曹军已追至蜀军的营寨前，沔阳长张翼正在防守营寨，见曹操大军杀到，便要闭门拒守。 赵云进入大营之后，却下令大开营门，然后令蜀军偃旗息鼓。 曹军见此情况，怀疑赵云设有伏兵，便向后退去。此时赵云下令鸣击战鼓，鼓声震天，又令军士以弩箭射曹军，曹军惊骇，自相蹂践，坠入汉水中淹死者甚多。次日刘备亲自来到赵云兵营察看昨日战斗之处，赞叹说：“子龙一身是胆也！”于是设宴欢庆直到黄昏，军中称呼赵云为“虎威将军”。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欲进攻东吴，以报孙权伐取荆州之仇，赵云上谏说：“国贼是曹操，并不是孙权，灭了魏国之后，吴国自然会臣服。虽然曹操毙命，但其子曹丕篡盗大位，引起公愤，应该利用此民愤，先攻占关中，占据黄河、渭水上游以讨伐逆贼，那么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该放置魏国，反而先打吴国。而且与吴国的战争一旦开始，就不易停止了，伐吴并非上策。”但愤怒的刘备不听谏言，执意东征，留赵云都督江州。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东征大军败于猇亭，刘备由秭归逃回永安（今四川奉节），赵云进军至永安，而吴军已退。
建兴元年（223年），后主刘禅继位，赵云由中护军、征南将军，迁为镇东将军，并封为永昌亭侯。
建兴五年(227年)，在平定南中并和东吴结盟之后，诸葛亮率领诸将进驻汉中准备北伐，赵云随诸葛亮转驻汉中。
次年，诸葛亮出兵北伐，宣称将由斜谷道出兵，并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占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率领大军阻挡，诸葛亮令赵云、邓芝在斜谷道阻挡曹军而自己率领蜀军主力进攻祁山，赵云、邓芝由于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而赵云随即聚拢部队，固守箕谷，没有造成大损。部队撤退时，赵云亲自断后，阻止曹军追击，因此军资和人员的损失都不大。
祁山战场，蜀军主力因其督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指示，举动失宜，被魏将张郃大败于街亭，诸葛亮只好退兵，此次北伐以失败告终，诸葛亮引疚上表自贬三级，赵云亦被贬为镇军将军。
蜀军退兵时，诸葛亮曾问：“街亭退兵时，我军编制皆混乱成一团，箕谷退兵，编制整齐一如出军之时，这是何故？”邓芝回答说：“赵将军亲自断后，因此军资没有遗失，人员编制整齐。”
当时赵云军中尚有多余的绢布，诸葛亮下令分给赵云部队将士。赵云说：“我军军事失利，怎么还能要赏赐呢？请将这些物资全部纳入赤岸府库，在十月寒冬的时候再赏赐给将士们使用。”诸葛亮对赵云品行大为称赞。
建兴七年(229年)，赵云病逝，后主于景耀四年（261年）追谥他为顺平侯。
后主下诏曰：“云昔从先帝，功积既著。朕以幼冲，涉涂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夫谥所以叙元勋也，外议云宜谥。”大将军姜维等议，以为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 忠以卫上，君念其赏; 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按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
由于蜀汉初期少给谥号，刘备在位时只有法正有谥号，刘禅时也仅有诸葛亮、蒋琬、费禕三位宰相、宠臣陈祗以及由魏国投诚的夏侯霸等人有谥号，后来关张马黄、庞统和赵云亦被追谥号，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很大的荣誉。
赵云有两个儿子，长子赵统继承其爵位，官至虎贲中郎，并担任领军的职务；次子赵广官至牙门将，在沓中追随姜维时战死沙场。

注:[1]《真定县志》载：“常山赵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刚毅任使，尤擅骑射，郡人景仰。”
[2]《资治通鉴》载：“刘备见而奇之，深加接纳，云遂从备至平原，为备主骑兵。”
[3]《华阳国志》载：“赵云自江州分定江阳、犍为。”

赵云戎马一生，骁勇善战，胆略过人，刘备称其一身是胆，军士呼其虎威将军。赵云见识卓远，清楚认识到吴蜀关系为唇齿相依，力主维护孙、刘联盟；为人刚毅谨细，刘备军曾俘获夏侯敦部下夏侯兰，兰乃赵云同乡，云知其明于律法，推荐他为军正，但不安排为自己属下，其慎虑如此。蜀军街亭失利后，各处皆损兵折将，唯有赵云亲自断后，所属兵将及军资什物都无甚损失，丞相诸葛亮要把军队剩余物资奖赐赵云将士，赵云不受，认为蜀军兵败，不应反而受赏，诸葛亮对其德行十分赞赏。昔日平定桂阳后，赵云任桂阳太守，原太守赵范之寡嫂有天资之色，范欲将寡嫂配赵云，赵云认为范被迫而降，未知其心，因而婉拒，后来赵范果然逃走。巴蜀初定时，刘备欲将巴蜀田宅分赐诸将，赵云以霍去病“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之例劝阻刘备分田宅赐将，认为田地应交与百姓耕种，房宅也应归还百姓，刘备从其言。赵云为国，不被天姿国色所迷，为民，不为良田豪宅所动，时人与后人皆敬其德。

你好，《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是：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出现的主要人物有：马谡、诸葛亮、司马懿以及蜀军副将王平、魏军将领张郃。

主要人物形象：

1、诸葛亮：深谋远虑，以及严肃执法、勇于自责。
2、马谡：狂妄自大、脱离实际、言过其实、违反军令。
3、司马懿：足智多谋、善于用计。
4、王平：临阵不乱。
5、张郃：善于观察、长于把握战机。

诸葛亮。严肃执法。考虑周到（如令王平为马谡副将。以高翔守列柳城）
马谡：纸上谈兵，对蛮人的作战中献攻心计，对诸葛亮献离间计，结果致使司马懿被贬为平民。
可见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更多的是缺少战场中的实践，如果诸葛亮能赦免了他。经过一番历练，马谡何尝不能成为下一个诸葛亮呢。
司马懿：足智多谋。能根据战场的变化作出相对应的反应。
张颌：勇猛无双，复有智谋。不愧为五子良将。

司马懿，沉着冷静，善于应变，料敌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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