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能帮忙翻译初二的文言文好可有分啊!
一、
文天祥到了潮阳(今汕头潮阳市),见到张弘范(明朝降将),张弘范身边的人命令他下拜,文天祥不下拜,张弘范于是用对待客人的礼节待他,和他一同来到崖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国家,却教人被叛父母国家,行吗?”张弘范坚持要他写,于是文天祥写下了《过零丁洋诗》给他。诗的结尾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句子。张弘范笑着把它放到一边了。厓山被攻破,敌人军中设置酒席进行庆功大会,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国家灭亡了,丞相你的忠孝也尽到了,如果能把侍奉宋朝皇帝的心用来侍奉当今皇上,也能当上宰相。”文天祥痛哭流涕,说:“国家灭亡我不能挽救,作为臣子我死有余辜,怎么敢逃避死罪并变心投降呢。”张弘范被他的义举感动,派使者护送文天祥到了京师。
文天祥在路上,绝食八天,没有死,就重新开始进食。到了燕京,驿馆的人对他的供应很丰厚,文天祥不睡觉,作者到天明。于是移交到兵马司,布置了兵丁看守他。当时世祖皇帝(忽必烈)正寻求宋朝有才能的官吏,王积翁说:“南宋没有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忽必烈派王积翁去宣旨,文天祥说:“国家灭亡了,我的本职就只有一死了。如果对我宽赦,让我得以带着黄冠(平民身份)回到故乡,以后作为朝廷在民间的备用顾问,也可以。如果立即让我做官,难道你不知道亡国的大臣不能用来谋求国家生存的道理吗,把一生的功业都毁弃了,怎么能用我呢?”王积翁打算联合宋朝降官谢昌元等十人请求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留梦炎认为不可以,说“文天祥出来后,再去号召江南人民,我们这十个人怎么能担当得起责任!”这件事就算了。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皇帝(忽必烈)知到文天祥始终不会屈服,和宰相商量释放他,却有以文天祥的名义在江西起兵的事情发生,就没有立即释放他。
至元(元世祖年号)十九年,有个福建的僧人说土星侵犯了皇帝的位置,怀疑会有变故发生。没多久,中山有个狂人自称“宋主”,召集了一千兵马,打算营救文丞相。京城也发现了匿名信,说在某月某日烧掉环城的芦苇,带领两翼的士兵作乱,文丞相就不用担心了。当时盗贼刚刺杀了左丞相阿合马,皇帝下令撤掉城苇,迁徙瀛国公(宋恭帝)及宋朝宗室到开平(今唐山),怀疑所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忽必烈把文天祥召进宫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我受宋朝恩典,担任宰相,怎么能服侍两个王朝?希望把我赐死就满足了。”但是皇帝依然不忍心,急忙让他退下了。商议的人极力劝说满足文天祥的请求,忽必烈就听从了。不久有诏书批下了,文天祥就死了。文天祥临刑是非常从容,对押解他的吏卒说:“我的事情了结了。”问在场的人哪边是南和北,对着南方跪拜而死。
二、
壬寅(古人用天干地支表示日期)年,我游览了天台山石梁。四面山峰耸立峻峭,重叠的山峰就像累着两个甑(古代的一种炊具),都环绕石梁密布排列。石梁长二丈,宽三尺左右,就像大龟的脊背跨过山腰,石梁下边是空的。水从华顶峰流下来,平行着有四道水流,到这个地方会合,就像万马结队,穿过石梁向下狂奔。凡是水被石头挡住的地方就一定会急怒,急怒就一定要叫号。以飞落千尺的气势,被众多势头所阻挡,自然就会怒气冲天,喧声如同雷震,人只能相对这才能听到对方的言语。我坐在石梁上,就像骑在瀑布上。走到山脚下向上看,水的飞沫飞溅到头顶上,眼花缭乱,坐着和站着都不稳当,就怀疑身体将要和水一样被冲走了。瀑布上面的寺庙叫做上方广,下面的寺叫做下方广。我因为喜欢这个瀑布的原因,就在两座寺都住了。
过了十天,到了雁宕山的大龙湫。还没到三里外,就看到一匹白带从天而下,悄无声响。到了跟前仔细观看,原来二十丈以上是瀑布,二十丈以下不是瀑布,都化成了烟,成了雾,成了轻绡,成了玉尘,成了珠屑,成了琉璃丝,成了杨白花。既像下坠,又像上升;既像疏散,又像密织。风来摇动它,它就飘散无处着落;日光照射他,就五彩斑斓。有时远远站着却被弄湿了头,有时靠近观看却衣服一点都不沾上水气。原因是因为它的落点太高,山崖的腹部向里洼,水流没有依靠,不得不随风变幻;又很少遇到阻隔,不能够增大声威,和石梁瀑布相比很不同。大致是石梁威武,龙湫温和;石梁喧嚣,龙漱安静;石梁湍急,龙揪迟缓;石梁冲荡一往无前,龙湫来回流动: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才一见到石梁瀑布时,以为瀑布的形状也就不过如此,龙湫瀑布可以不看了。到了这里,才知道眼睛和耳朵有没听过和没见过的,不可以盲目揣测。
又过了半个月,我经过青田的石门洞,猜想自然虽然巧妙,不会再有什么狡狯的新做法了。这里的瀑布竟然在石洞中,就像巨大的河蚌张开嘴,能吞下几百人。接瀑布的池子方圆一亩多,深百丈,我怀疑有蛟龙就要腾起,激荡的声音,就像在瓮内敲钟鼓。这又是石梁瀑布、龙湫瀑布没有的景象了。
太长了吧?
附原文;
训学斋规
《读书》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扪虱新话《陈善‧扪虱新话》
《读书须知出入法》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读书牢记则有进益》
读书惟在牢记,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一岁未尝得百二十字,虽然,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性理大全
《读书法》
程子曰: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尝觉读书有令人喜时,有令人手舞足蹈时,或问莫是古人之意与先生之意相合,后如此否。曰:是也。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便是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问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者,曰:为文谓之艺,犹之可也。读书谓之艺,则求诸书者,浅矣。张子曰: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得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加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上蔡谢氏曰: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尝曰: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
龟山杨氏语,罗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尝言,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会读书,二公之意正同。读书须是看圣人用心处,自家临事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说,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
东莱吕氏曰:读书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读书与曾读书识理趣者,观其所为,便可见。凡读书必务 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数遍,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读书,何异。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敬如对圣贤,掩卷沈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为学之本,莫先于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句读有未晓大义,有未通不惜与人商确,不惜就人授读。凡人多以此为耻,曾不知不如是,则有终身之耻也。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
象山陆氏曰:大抵读书训诂,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勉加揣量,则无非浸灌培养,鞭策磨厉之功。或有未通晓处,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充日明,后日本原深厚,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者亦可知矣。
勉斋黄氏曰:平居当以敬自持,令心虑宁静。至于读书则平心定气,端庄严肃,须以吾心默观圣贤之语,常使圣贤之意自入于吾心,如以镜照物,妍丑自见镜,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读书,非是圣贤之意难明,乃是吾心纷扰,反以汨乱圣贤之意,读书只是沈静精密则自然见得分明,切不可萌轻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经通彻,亦何足自喜,亦岂敢轻易才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后生,且收敛静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进。观书者,最怕气不平,且如公冶长一章。谢上蔡则谓圣人,择婿惊人如此,杨龟山则谓圣人所以求于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气高者也,龟山气弱者也,故所见各别如此,要之当随文平看,方见得圣人之本意,此观书之大法。
北溪陈氏曰:读四书之法,毋过求毋巧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归而切己,以察其实用而已尔。果能于是四者,融会贯通而义理昭明,胸襟洒落,则在我有权衡尺度,由是而稽诸经与凡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冻释,而轻重长短截然一定。自不复有锱铢分寸之或紊矣。
范阳张氏曰:朋友讲习,固天下乐事,不幸独学则当尚友,古人可也。故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读杜诗苏文则又凝神静虑,如目击二公。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人矣。
程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六经之言,在涵蓄中默识,心通精义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义,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圣人之道,如河图洛书,其始止于画。上便出义,后之人既重卦,又系辞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人而已。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矣。苏季明常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有至理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虽亦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张子曰: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数。
龟山杨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经先王经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观史未有史书,以前人以何为,据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若经术明自无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则取次提起一事,便须断遣处置得行,何患不能识别。
鲁斋许氏曰:讲究经旨,须是且将正本,反复诵读,求圣人立言,指意务于经内,自有所得。若反复读诵,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义,不得然后以古注证之。古注训释不明,未可通晓。方考诸家解义择其当者,取一家之说,以为定论。不可泛泛,莫知所适从也。诵经习史,须是专志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得因他而辍。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义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且如随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向晦则宴息也,更别无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他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
《读史》
程子曰: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闲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日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几,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误人处。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南轩张氏曰:观史工夫,要当考其治乱,兴坏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于几,微节目与夫,疑似取舍之闲,尤当三复也。若以博闻见助,文辞抑末矣。于定国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史氏将谁欺,赵盖韩杨之死皆在定国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瞒过,张释之为廷尉,有惊乘舆马者,上欲诛之,释之以为当,罚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释之知廷尉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为天下之平。问读通鉴之法曰:治乱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财赋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当熟究之。
东莱吕氏曰: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范阳张氏曰: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当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而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鲁斋许氏曰: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论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合于律令格式者为当,不合于律令格式者为不当。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阅史必且专意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读三传当参以史记,读史记当参以前汉文辞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记当先看其人之大节,然后看其细行。善则效之,恶则以为戒焉,所以为吾躬行之益,徒记其事而读其书,非所谓学也。
读书录《薛瑄‧读书录》
《论学》
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心存则读书,穷理躬行践履皆自此进。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皆此意也。学道固自圣贤之书,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闲,而不求实理之所在,则亦无以有诸己矣。道学以五经四书为本,专用心于史学者,无自而入道。孟子专心致志,四字读书之至要。邵子诗云:不读人闲非圣书。凡不正之书皆不可读。自有文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郑声乱雅乐,杂书乱圣经。余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读书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闲,而莫余止者也。韩子吾老着读书,余事不挂眼之句,实获我心焉。万金之富,不足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读书以防检,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久则衰者,尽而熟者化矣。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有所得矣。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大得。读书所以不见德崇业广者,只是讲说不曾实行,如读学而时习章,便能学而时习否。读其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读颜渊问仁章,便能非礼勿视听言动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讲说耳。读书贵知要只。颜子四勿心不绝想,口不绝念,守之勿失,循之勿违。岂有差错,泛观天下之书,而不知用力处,虽多亦奚以为。不察理之有无,而泛读一切不经驳杂之书,务以闻见该博,取胜于人。吾知其记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识愈昏矣。如此读书,非徒无益,是又适。所以为心术之害也。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也。读书当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读书惟宁静宽徐,缜密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口念书而心外驰,难乎有得矣。朱子曰:童遇云读书千遍,其意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读书讲明道义,求日用之实理也,若读书而不讲明道义,则溺心于文字之闲,终不能知实理之所在。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书特尘编耳。书能神而明之,则活泼泼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程朱传注》少有用心于其闲者。偶持一卷中庸,书因思此书满天下,能因中庸之书,实得中庸之理者,几何人哉。舍小学四书五经,宋诸儒性理之书,不读而先读他书,犹恶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见其小矣。程子曰: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人焉。尔读书之法,皆当由辞以得意。徒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学也。四书顷刻不可不读。人果能诚心求道,虽五经四书正文中亦自有入处。若无诚心向此,虽经书一章反复以数万言释之,人亦不能有得也。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独凡民为然,恐读书而不明理者亦然。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得意忘言,乃知读书不可滞于言辞之闲,当会于言辞之表。读书皆以明本来固有之理,而欲行之无疑耳。圣贤言格物,致知处便,当效其格物致知,言存养省察处便,当效其存养省察,圣贤为教之法,无不效其所为,则读书有切己之益,而不为口耳之陋矣。读书必精专不二,方见义理。有一念之杂即隔一重矣,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濂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读书不于身心有得,懵然而已。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至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读书必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读书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节。则心反为之动。而神气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频数则必浊。凡读书思索之久,觉有倦意,当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时再从事于思索,则心清而义理自见。
《体认》
读书当着实体,认如读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便当求天命之性的在何处,读大学首章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当求三者的为何事如此,则道理跃如皆在,心目之闲,自不为文字言语所缠绕矣。读书之久,见得书上之理与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处。读书体贴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实理也。圣贤岂欺我哉。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闲,圣贤之书不过摸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人读书果能于圣人之言,句句皆体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颜子亦足以发之意。读书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近,看得寻思二字最好如圣贤,一句言语,便反复寻思,在吾身心上,何者为是,在万物上,何者为是。使圣贤言语,皆有着落,则知一言一语,皆是实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业录》
《丽泽堂学约》
一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一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
王守仁语录
《传习录》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共发编《曹于汴‧共发编》
《语录》
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
荆川稗编
《原学篇》
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义理之学,二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闲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官,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鸣呼,图谱之学,绝是谁之过与。
《叙学》
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远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之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诸生从余问,学有年矣。而余梗于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乐,故具为陈读书为学之次序,庶不至于差,且紊而败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知,适从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征。夫用,用莫大于礼,三代之礼,废矣。见于今者,汉儒所集之礼,记周公所著之,周礼也。二书既治,非春秋无以断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矣,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体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是故诗书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发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似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毋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当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朗恳,恻然后为得也。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准绳。若迁者可谓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陈寿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迹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贼,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蔓诬谈,隐语鄙亵之事,具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寿总为南北史,遣辞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污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讦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煦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当先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前世之史也,学者必读,历代全史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闲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说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史既治则读诸子老庄列阴,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闲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吴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陈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高好奇,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霸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扬子云太元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剧秦美新之论事,莽而篡汉,韩子谓其文颇滞涩,苏子谓以艰险之辞,文肤浅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扬,莫适所定,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犹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策,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生于南北,偏驳之后,隋政横流之际,而立教河汾作成,将相基唐之治,可谓大儒矣。其书成于门弟子董薛姚窦之流,故比拟时,有太过遣辞发问,甚似论语。而其格言至论,有汉儒所未道者,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之书浑厚典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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