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哪些作家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

新感觉派小说流派特征是什么？~

　　新感觉派小说流派特征：
　　作为独立、成熟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作家在思想、艺术追求上显示出一些共性化的特征。
　 基本倾向 　从政治倾向上看，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经历了从开始接近到最终疏远的过程，基本上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与立场。不满现实腐败，同情民众疾苦，与左翼文学有共通之处；但他们又与左翼文学的政治目标有明确的距离，力图保持中立的姿态。从文化选择上看，新感觉派作家对流行于欧美和日本的世纪末文化思想、非理性主义生命学说和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自觉接受其影响。具体地说就是：一、欧美心理分析和意识流小说；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三、弗洛伊德主义。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们持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和并行论，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区别与独立，突出文艺的非功利追求与创新性质。施蛰存就曾回忆说：“我们为什么要运用这些新的手法，原因很简单，一是觉得新奇，二是想借此有所创新。”
　 艺术探索及特点 　新感觉派的艺术探索主要侧重以下方面，并表现出相关特点。
都市景观 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大多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取材，表现独特的都市景观，揭示都市人错综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尤其对畸形与病变方面的描摹富于特色。
　　都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史的重大事件，中国现代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都市既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所，因而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同时又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东方翻版，成为罪恶与堕落的渊薮。不同于茅盾、丁玲、楼适夷他们的都市小说着重描写阶级斗争、时代趋势，新感觉派的小说更多地依托都市作为商贸金融重镇的特征来写作，充分展示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一面，以及陷身其中的人们的躁动与迷茫。他们的小说人物从舞女、交际花、姨太太到资本家、投机商，从水手、冒险家、公司职员到各色市民、流派无产者等等，包罗广泛；小说场景多选择娱乐消费场所，赛马场、夜总会、大剧院、小轿车、高级旅馆、酒吧、别墅、大街通衢等等常常构成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环境。作家往往就从中演绎一段与金钱有关的人生故事，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来表现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藏垢纳污。
　　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对都市的震荡更为直接与巨大，政局混乱，经济破产，道德解体，价值崩溃，新感觉派小说再现了人际之间由于彼此缺乏信任和沟通，油然而生的沉重的孤寂感、隔绝感，如刘呐鸥的《热情之骨》，徐霞村的《MODERN GIRL》等；因为人生丧失了目标，精神无所归依，生活中充满了变数，命运沉浮不由自主，穆时英的《夜》、《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和黑婴《五月的支那》等作品流露出浓郁的人生的漂泊感、厌倦感和无奈的叹息。作家通过小说人物悲剧性的都市生活感受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群对于都市生存的焦虑体验。
　　心理描写　 着力开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集中揭示人物精神状态的复杂性，刻画双重性格，是新感觉派小说的又一特点。
　　新感觉派作家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波动，从无意识的角度去剖析人物，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性欲本能的角度为人物的行为寻求深层心理学解释。穆时英在《白金的女体塑像》中以性欲本能的压抑与释放的心理事件来描述谢医生从性冷淡到恢复恋爱热情的行为变化。施蛰存的《春阳》更从一件偶然事件中透视婵阿姨心理的纷乱与记忆的失误，剖示其置身金钱与情欲不能两全困境中的苦闷。
　　他们还通过描写人物的变态心理与变态行为，展示其心理性格的矛盾冲突，从而塑造具有双重性格特征的复杂形象。施蛰存的《将军的头》小说集充分而细腻地展示人物情欲本能与理性规范之间的纠葛：《将军的头》是种族立场与美色之欲的冲突；《鸠摩罗什》是宗教戒律与男欢女爱的冲突；《石秀》一篇解构英雄故事，层层剥笋般地写出石秀在兄弟信义与情欲本能之间的挣扎、沉沦，其行为从自虐到施虐，其心理由爱恋转为嫉恨。这些小说将对人性的探究推进到隐秘幽僻的潜意识、无意识的生命本能层次，不无新意颇有深度。
　　表现技巧 　新感觉派小说在表现形式技巧方面也有不少新奇巧妙之处。
　　心理——感觉化的叙事方式。在他们的小说中，对人的心理透析和感觉临摹代替了经典现实主义艺术对典型环境的刻画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让人物心理感觉的变幻和意识绵延取代情节故事的展开，打破现实时空的界限，实现现实与幻觉、过去与未来的叠合交融。刘呐鸥的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具有突出的感觉化的特点，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春阳》等均以人物心绪的无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体现将现实心理化的叙事特色。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描绘舞场声光色彩及人群的移动，借鉴了新兴艺术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节奏快捷多变。
　　开放式的叙事结构。新感觉派小说常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来结构小说，使其组织构造更多地呈现为横向组合的形态而非纵向连缀的形式。如穆时英是此中高手，他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表现五个失意之人狂乱的行为心理，从情节上看彼此互不相干，但五个命运相似的人生片断叠加却强有力地透露了共同的主题倾向。
　　新奇的语言形式。他们强调语言对感觉印象世界的再造功能，要以出人意料的组合方式和技巧来表达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造成新颖不俗的艺术效应。为此他们发挥奇异的想象，对客体对象实施大胆改造，使之具有人的生命感觉，如穆时英将人脸想象为“一张优秀的国家的地图”，将夜晚都会隐约的窗灯拟想为羞涩的“处女的灯光”等等。新感觉派小说语言辞格丰富，讲求修辞的美学效果。如通感与比喻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法，像以下的句子应该都是有独特的表现力的：“钟的走声是黑色的……”；“那只手像一只熨斗，轻轻熨着我的结了许多皱纹的灵魂。”

20年代30年代初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感觉派”小说的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刘呐鸥是“新感觉派”小说的最初尝试者，他创办于1928年9月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小说集。穆时英和施蛰存把“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和引身运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等手法，凸现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和印象。《上海狐步舞》、《梅雨之夕》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新感觉派是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的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当时，以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为首的几个青年作家，接受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张起了现代主义的旗帜。他们声称不愿再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而要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注到客体中去，以新奇的感觉来创造由智力构成的“新现实”。鉴此，日本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称他们为“新感觉派”。在我国又把这种流派称作“心理分析小说派”，或现代派。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倾向的一种，其小说内容多表现半殖民地社会都市生活的种种病态和畸形现象。 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在30年代步其后尘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既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冲击的一种反馈，又是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结果。是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他们既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又寻求不到施展才华的归宿，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困顿之中。为了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他们追求新的刺激，因而欣赏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怪”的表现手法，这就为他们接受日本的新感觉派提供了前提条件。不过，他们并不像西欧的现代派那样，以一种与现实主义相对抗的形式出现于文坛，而是力图兼容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积极实践者是刘呐鸥。他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台湾省台南县人。早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时，深受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东方精神结合于一体的川端康成的影响。在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国，曾先后创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他自己也译介过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1928年9月，他创办《无轨列车》杂志，团结了一些刻意追求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初步显露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倾向。同年底，《无轨列车》被国民党查封后，他继续尝试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先后写出八篇小说，于1930年4月结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多的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集。 1929年9月，施蛰存与刘呐鸥、戴望舒、徐霞村等集结在一起，创办《新文艺》月刊，继续张扬新感觉派的大旗、宣告了这个流派的诞生。施蛰存是这个流派成绩最为显著、影响最大的作家。他是杭州人，早年在中学教书时，著有现实主义小说《江干集》、《娟子姑娘》、《上元灯》等。1929年9月，在他创办的《新文艺》上，发表了《鸠摩罗什》，才正式涉笔于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新文艺》仅出版一年，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又使新感觉派小说创作陷于困顿之中。1932年5月，施蛰存应上海现代书局之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他又以此为园地，或发表国内文学青年的作品，或介绍国外的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横光利一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从而使新感觉派的小说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在《现代》杂志造就的作家中，穆时英的小说创作对新感觉派的发展具有突进性意义。穆时英是浙江慈溪人，笔名伐扬，1929年开始写作。他最初发表的小说并没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大约在1932年以后。他的作品突而转向新感觉派。他先后出版了《公墓》（1933）、《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等小说集，运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来表现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不仅开了“洋场文学”的先河，还使他获得了“中国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新感觉派的全盛时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刘呐鸥和穆时英弃“文”从政之后，施蛰存又于1935年2月离开《现代》杂志。到此，这个来去匆匆的文学流派则像彗星一样悄然而逝了。 新感觉派的这三位代表性作家的创作都起始于现实主义，后来才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却不完全一样。刘呐鸥、穆时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觉派的熏染，而且在汲取现代派的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派的文艺观，成了彻头彻尾的现代派。施蛰存则从日本新感觉派后期的新心理主义那里撷取了更多的精华。他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吸收现代派的技巧来丰富自己。因此，在他脱手《现代》之后，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到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在创作道路和创作的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流派。也构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特色。 首先 ，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树了筚路蓝缕之功。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也是最早出现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集。作者以他对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绘了都市的赛马场、夜总会、影院、茶馆、富家别墅、海滨浴场等色彩斑斓的场景，也刻画了舞女、少爷、小姐、交际花、姘头、资本家、小职员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以急骤的节奏，跳荡的结构，活灵活现地显现出剥削阶级糜烂生活的剪影。他的《礼仪和卫生》依据弗洛依德的学说描写了一伙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荡纵欲的生活。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领域更为广泛，也更进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质。其他代表作还有施蛰存的《鸥》和《薄暮的舞女》。 其次 ，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们提倡作家要“纯客观”地挖掘与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活动，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最初的新感觉派小说把追求新奇的感觉当作创作的关键。到30年代初期，他们又接受新心理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一批以表现心理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如刘呐鸥的《残留》采用主人公霞玲独白的形式来进行人物的心理剖析，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穆时英的《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都是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的还是施蛰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阳》、《药羹》等小说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水平。 再次 ，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都是起步于现实主义手法的。但是他们基于“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也是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他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连续性和时序性，而以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或作者创作思想的需求为线索，来对情节和事件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种节奏起伏多变，情节跌宕多姿的小说世界。复如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运用意识流动手法描绘了一个有妇之夫在女友面前的种种猥琐、庸俗的意识流程，对展示主人公的心理纠葛、刻画变态人物都有一定的意义。心里塑造 新感觉派作家由于受到弗洛依德学说的影响，还十分热衷于刻画“双重人格”的心灵冲突和变态心理。根据弗洛依德学说，人的“本我”（本能）在受到“自我”（理智）和“超我”（道德）的制约的时候就会形成矛盾，构成二重或多重人格。如施蛰存的小说《将军的头》描写了花惊定将军奉命征讨吐蕃的故事。在出征途中，为严肃军纪，他处决了一个企图调戏民女的兵士。 可是他自己却为这一民女的美色所倾倒。后来在激战中，他忘记自己正置身于生死搏斗的战场，想到与那民女合欢的美事。此念一生，就被飞来的一刀砍掉了脑袋。可是这个没有脑袋的将军依然策马来到那个民女的身边。小说表现的是爱欲的“本我”与“超我”的军纪的冲突。这种由两种相背驰的力所构成的冲突，正是“双重人格”的典型表现。此外像刘呐鸥的小说《残留》写女主人公霞玲在丈夫刚刚亡故之后，一方面确实悲恸欲绝，思念异常，另一方面又在料理完丧事当晚，就挑逗一个男朋友来代替她的丈夫。还有施蛰存的《鸩摩罗什》里的那个内心里充满着宗教与性欲冲突的高僧；《石秀》里充满着友情与性欲冲突的石秀，都是“双重人格”在性爱方面的代表。在他们笔下的这种“双重人格”的描写，一般都是从作者的主观意念出发，缺乏生活的依据，但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奇橘地揭示了病态人物的变态心理，为新感觉派小说“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小说技巧 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都是起步于现实主义手法的。 新感觉派小说 但是他们基于“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的想法，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这个流派主张以纯粹的个人官能感觉作为基点，依靠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特征。他们往往借助于听觉、视觉，乃至幻觉的外化描写，创造出带有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如《梅雨之夕》的“我”在迷蒙的雨雾里，撑着伞同一位妙龄女郎并肩而行时，仿佛觉得这位女郎是他当年“初恋的那个少女”；倏而又似乎发现他的妻在一家街店旁用“忧郁的眼光”盯视着他；继而又好像看到了日本画伯铃木春的《夜雨宫诣美人图》；后来又仿佛觉得他身边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作者所描写的这些错觉、幻觉是一种深层意识的极其复杂的变异反应，也是交织着情感的与理性的、悲的与喜的两极对立的心态扫描。而这种变异反应，对立心态正是基于“我”的内心深处的“爱”和“不得所爱”的复杂情绪的。小说主人公心理结构中的这种“爱”的和“不得所爱”的情感因素引发了心理幻觉、错觉，激发了联想、想象，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深刻性和缜密性的心理世界。再如《热情之骨》里写比也尔在理想的爱情破灭后，心情沮丧之时，“觉得天上的月亮也在笑他”；当嘈杂的汽笛声传来时，连门窗的“玻璃也在响应”。这种视觉与听觉交迭复合的通感现象，把比也尔当时的那种自怜、愤怒、失望、抑郁的混乱心绪客体化、对象化，使艺术描写增强了可感性，收到立体地表现生活的艺术效果。艺术手法 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也是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他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连续性和时序性，而以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或作者创作思想的需求为线索，来对情节和事件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种节奏起伏多变，情节跌宕多姿的小说世界。如《上海狐步舞》将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各种图象，通过作者本人的意识流动来切割和连缀。一忽儿街头凶杀，一忽儿母子乱伦；一忽儿夜总会灯红酒绿， 新感觉派小说 一忽儿被迫出卖肉体……。这些时空交错、空间跳跃的场景片断，给人扑朔迷离、朦胧恍惚之感。这里，作者依据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现象，并把自己的主观感觉注入到客观描写中去，使客体描写的每组画面都洋溢着作者主观上的危机感与狂乱感，从而构成了现代部市畸形文明和病态社会的疯狂节奏与旋律。复如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运用意识流动手法描绘了一个有妇之夫在女友面前的种种猥琐、庸俗的意识流程，对展示主人公的心理纠葛、刻画变态人物都有一定的意义。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总体倾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这个流派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创作倾向上的一些严重弱点也导致了这个流派的解体。譬如，他们忽视内容的重要性，一味地追新求奇，使其小说的审美理想与生活理想，同群众的民族心理、欣赏趣味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同时，技巧的新、奇、怪并不能掩盖生活内容的空虚，反而使一些“新兴”的技巧失去了富有创造性的魅力。这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创作危机，于是这个流派在困境中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刘呐鸥是“新感觉派”小说的最初尝试者，他创办于1928年9月的<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小说集。穆时英和施蛰存把“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和引身运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等手法，凸现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和印象。<上海狐步舞> 、 <梅雨之夕>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刘呐鸥， 原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台湾省台南县人。早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时，深受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东方精神结合于一体的川康端成的影响。在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国，曾先后创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他自己也译介过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1928年9月，他创办《无轨列车》杂志，团结了一些刻意追求艺术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初步显露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倾向。同年底，《无轨列车》被国民党查封后，他继续尝试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先后写出八篇小说，于1930年4月结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较多的采用现代派手法写的短篇小说集。
《都市风景线》因能将本来是根植于西方都会文化的现代派文学神形兼备地移入东方大都会，才审美的发现了上海的“现代性”。作者将叙述者的“感觉”上升到最显著的层面，使人耳目一新的推出意识跳跃、流动的小说文体。刘呐鸥 小说的意义在于说明：现代都市要用现代情绪来感受，都市男女的故事也不单单是猎取一点病态心理夸张的予以表现，而在于对城市人的生存环境的细加体验。如其代表作《风景》写一位都市少妇本来去与丈夫团聚，但却在高速火车的旅途中与陌生男子燃青完成了一次疯狂的野合的故事。写现代机械的直线和角度的压力，迫使人们逃离城市，去企图寻找赤裸裸的人间真实。
刘呐鸥的小说在描写都市生活方面“开了一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穆时英。
穆时英（1912--1940），浙江慈溪人，笔名伐扬，1929年开始写作。他最初发表的小说并没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大约在 1932年以后。他的作品突而转向新感觉派。他先后出版了《公墓》（1933）、《白金的女体塑象》（1934）等小说集，运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来表现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不仅开了“洋场文学”的先河，还被人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 。为一时风行的海派作家。他的代表作<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写了破了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黄黛茜、失了业的市政府秘书缪宗旦、失了恋的女大学生郑萍，还有怀疑主义者季洁五人。他们在一个周末来到夜总会，以狂热的跳舞来发泄各自的苦恼，来填补精神的沟壑。到第二天拂晓，胡均益开枪自杀，彻底摆脱了他的苦恼和郁闷。作者所塑造的五个人物都是“从生活上跌落下来”或“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他们内心里充满着悲愤、仇恨和无法排除的寂寞感，然而他们却“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强作笑颜。其实，他们的悲愤、仇恨、寂寞早已“深深地钻到骨髓”里，在疯狂中寻求刺激，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白金的女体塑像>描写了两种性病态的表现：一是谢医师的节欲独身主义，一是女病人的性欲过度亢进。这两种性变态说明高度集中化与极端化的都市文明不仅于预了人们的外在生活，而且还穿击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谢医师的繁忙、拥挤、枯燥、刻板快节奏的生活，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逐渐变得连人的本能欲求都冷漠寡淡，成了一个独身主义的节欲者（实际上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而那位女病人无法摆脱社会的魔影，也无法摆脱那种糜烂的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环境。畸形的都市生活使她感伤、郁闷、空虚，只好在床褥间来倾泻心中的郁闷，来减轻思想的重荷，因而她那本来健康的身体就变成了“不是病”的病躯，几乎成为“白金的女体塑像”了。作者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这两种性变态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幽微的关系，反映了都市的畸形生活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和肉体的摧残。
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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