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说过：“汉末晋魏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

中国历史文化概论考题~

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受时代精神和哲学风尚的影响，呈现出自身的时代特色。儒家的“中庸”观、道家的“自然”观、佛家的“意境”说、玄学的“言意之辨”都对当时书家的书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这各种因素的影响，才使汉魏六朝的书法美学思想达到自觉和成熟的高度。 关键词：汉魏六朝；儒道佛玄；书法；美学思想 法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它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1]“要了解作品，这里比别的场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启发作品的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2]在汉魏六朝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系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美学思想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主要是儒道两家的哲学著作中，到汉魏六朝却出现了大量的专门的艺术理论著作，这固然与艺术和美学自身的发展有关，但细想开来，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哲学风尚、文化审美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陆象山），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东汉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和兴盛，魏晋玄学之风的盛行，都对当时的艺术和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汉魏六朝的文学、音乐、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审美风尚是建基于当时的这些时代背景和哲学风尚上的。正如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然而，汉魏六朝审美的兴盛与社会的动荡、人生的遭际、儒佛道玄等各种观念的影响却是互为因果的。正是这种密切的因果联系，形成了一系列衣被后世的美学范畴，如神思、虚静、隐秀、顿悟、气韵、风骨、意象等。对于书法美学而言，一系列书法美学范畴、书法美学思想也都与这一时期的儒佛道玄、人物品藻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书学上的“骨”论、“势”论、“古质今妍”说、“意在笔先”说、“天然功夫”说、“形神”观、自然观、中庸观等。可以说，脱离汉魏六朝的时代背景和哲学风尚，就很难对当时各种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全貌与底蕴做出正确的评价。汉魏六朝的士人将人生的遭际、各种哲学风尚影响下形成的宇宙观与自己的审美理想相结合，创造了浩博深邃的审美文化。其中书法作为当时异常引人注目的一种艺术形式，更能体现出这种影响。正如金开诚先生所说：“通过书法艺术，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种种精神和实质。”[4]然而，影响包括书法在内的美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因素又不是独立的起作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某一时期的书法美学思想，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渗透。 一“肥瘦相合，骨力相称”——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自上而下的灌输、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尽管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儒家的独尊地位曾一度动摇，但儒家的艺术精神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赏评的重要美学原则，其流变仍然对当时的艺术审美包括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历史的看来，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随朝代的更替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儒学思想的沉浮、民族意识形态的变化，使书法的发展也呈现出相应的态势。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安定，国家繁荣昌盛，汉代艺术也沉雄气厚，反映了朝气蓬勃的大一统气象。书法风格上则是隶书对法度的强化和对沉厚飞动之势的追求，隶书在汉代达到鼎盛。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力倡儒家“中庸”、“中和”之说，认为：“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地之功也。举天地之道美于和”。[5]指出天地之美就在于阴阳二气的融合、和谐、协调。这种“中庸”思想作为儒学艺术精神的要义也成为书法审美的指导准则。作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论语•中庸》）的中庸思想渗透在书法审美中，就表现出不激不厉的创作个性，志气平和的创作心态和规矩从容的创作手段。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受儒学中庸思想的支配，强调政治功利性，讲究形式上的法度、气势和组织的和谐。汉代赵壹的《非草书》一文，就反映了儒学的中庸思想对书法的干预和渗透。在该文中，赵壹站在正统儒学的地位上，对“离经叛道”的草书大加抨击指责。认为书法是“王政之始，经典之本”，是圣人载道的工具，直接关乎王政礼乐的盛衰，而对草书的耽迷只能被弃正道，误入歧途。其《非草书》便旨在本着中庸之道使“士子就有道而正焉”，平息社会热衷草书的狂热情绪，从而倡导发扬一种不激不厉的创作个性。正如陈振濂所说：“赵壹《非草书》在书法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不在于他对书法合乎艺术规律的审美接受，而在于它站在儒学立场的反书法倾向，这个倾向从反面强调了书法的文化价值，并直接将书法纳入儒学的价值体系之中”。[6]赵壹站在儒学卫道者的立场，在东汉草书艺术浪潮对儒家审美理想构成冲击的情况下，力倡书法对儒学的尊崇，力倡儒学的中庸审美理想，开启了书法艺术与儒学融合的历史源流。从本质上说，书法美学思想，并不仅仅是书法审美主体、形式自律构成的，其中长久的儒家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佛教、道教兴起，儒学渐趋式微。许多书家修身养性得益于佛道诸家，但其中也融汇着儒家思想，正如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所评羲之：“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探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可以看出，书家的美学思想同其艺术风格一样，同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也反映着儒学的博大精深。晋尚韵，其韵，崇尚风流蕴籍，体现了宽和、涵容与适度之美。与韵相映生辉者是度，即具体的技巧、法度。只有韵而乏度，则意境空洞，只有度而欠韵，则为下品。即所谓“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7]而二王书法则韵度兼备，体现了儒家中庸理想，“在书法艺术的领域内最为完美的体现了魏晋风度，又末流于疏狂，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理想。”[8]所以说“右军父子拔其萃耳”。[9]王羲之更是在其美学思想上强调中庸，他把创作心态概括为：“贵乎沉静，意在笔前”，认为在技法上应该“书字贵平正安稳”（《书论》），“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笔势论》），只有讲求中庸适度，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南朝梁武帝萧衍更是极倡中庸，在其《答陶隐居论书》中，他认为“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拙”，只有遵循中庸之道，使书法创作“扬波折节，中规和矩，分间下注，秾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适眼合心”，才“为甲科”。这些观点也影响到对书学风骨论的看法。由上可见儒家思想对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 二“自然”、“妙意”、“书道”——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作为哲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及儒家，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文化艺术中的作用却比儒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老庄著作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蕴含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从书法风格来看，西汉以来，隶书在“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保护下得到极好的发展并最终达到完全的成熟。隶书的规整、平正、开阔、雍容且整体风格统一，正代表着儒家理智、严谨、平实、中和的典型风貌。书法形象开始成为明确的“有意味的形式”，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逐渐形成自觉，但艺术主体自觉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接受儒家约束的过程。艺术家逐渐陷入无法安顿丰富感情生命的过程。这里，我们看到道家思维对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西汉竹简笔法、结体上的放逸、夸张，可以说是道家自然适意思想支配下不自觉地流露，这种不自觉地流露所显示的艺术本性便不断的刺激着道家思维的自觉。于是“方不中规，圆不中矩”（崔瑗《草书势》）的草书逐渐受到青睐并迅速发展为今草，儒道两种思维的斗争渐趋明朗化，赵壹的《非草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书法在内的各门艺术奇迹般的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取得巨大成功。魏晋书风及书法美学思想千百年来始终为我们所景仰。它在艺术精神的自觉、自由，特别是在表现主体生命体验上受到老庄道家式思维的影响极深，艺术思维中儒家的束缚相对减少，使此期已经完全成熟的书法艺术朝着表现主体真情实感方向迅速发展。于是钟繇书不事雕琢，自然天成；造像、墓碑、摩崖更是因时因地因事而自然变化，整个书法莫不以体现“道”的境界和主体生命意识为旨归。钟繇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从天地来讲书法艺术的创造，其中包含强调“天然”的意思。南朝庾肩吾的《书品》一卷，从功夫和天然两个方面来品评书法，且其功夫的最高境界是“善射之不注，妙斫轮之不传”，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时代老庄循序渐进以体“道”，来达到艺术自由解脱的典型思维方式。所以，魏晋南北朝书法是道家的书法，它在我国儒道互补的思维史上，是最完整体现书法艺术性的时期，也是书法最受人热爱，最能表现主体精神的时期。道家的艺术精神注入其中，使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美学思想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如卫夫人《笔阵图》就阐发了道与技的关系。她说：“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凡学书字，先学执笔”，“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强调了用笔的重要性、执笔的方法和运笔的力度，表明了对“技”的重视，同时，掌握了此“技”，方能达到妙境，穷尽书道：

我认为不仅魏晋是这样，先秦、两宋都是这样，这些朝代不似汉唐那样强大，但是政权的松散必然导致思想的自由，民国也是如此。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摘自《美学散步》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但是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一书里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示，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人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而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容止》，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而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扛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即此可见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

中国艺术和文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都产生在这热闹的品藻人物的空气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大成。

(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几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山水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中了！而《世说》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不又是元人山水花鸟小幅，黄大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水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一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人的流风余韵。)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昧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空图《诗品》里曾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

王羲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司州(修龄)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司马太傅(道子)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渭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土＋盖）之表”(皆恽南田评倪画语)，创立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人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都是一片光亮意象。甚至于殷仲堪死后，殷仲文称他“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形容自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庄子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仙人，绰约若处于，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人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天际真人是晋人理想的人格，也是理想的美。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大贡献，而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

(三)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一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噉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盲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而因思索玄理不得，竟至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哀乐过人，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里面富有人格美的倾慕。《世说》中《伤逝》一篇记述颇为动人。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人不能到处。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然而扩丽大之，体而深之，就能构成一种泛神论宇宙观，作为艺术文学的基础。孙绰《天台山赋》云：“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又云：“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在这种深厚的自然体验下，产生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大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水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文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支道林好鹤，往郯东■（山＋卯）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生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人这超脱的胸襟里萌芽起来(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大乘思想)。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从这里脱化出来？而卫玠的一往情深，更令人心恸神伤，寄慨无穷。(然而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气象更大。)

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韵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己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武人，情致如此！庾子山著《枯树赋》，末尾引桓大司马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深感到桓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一首四言的抒情小诗了。

然而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这里，哲学彻悟的生活和审美生活，源头上是一致的。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大诗人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辰入奇怀”，写出这丰厚的心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五)晋人的“人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一种高级社交文化如“竹林之游，兰亭禊集”等。玄理的辩论和人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晋人书札和小品文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渊明的诗句和文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陶渊明散文化的诗句又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文化的诗派。苏、黄、米、蔡等人们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

（不够地方了，换一楼）

宗白华(1897－1986年），是中国现代的哲学家、美学家、诗人。一生主要成就，是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他毕生治学研艺，精通中西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是深得中国古典美学精魂的美学家。在上世纪20--40年代，宗先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与北京大学的邓以蛰先生并称“南宗北邓”，再加上1933年回国、并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朱光潜，三人成为当时享誉海内的三大美学家。

宗白华是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评述“六朝”历史的。

六朝，是指中国历史上，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229年－589年），三国至隋朝前的南方的六个朝代。即三国吴（应当也包括魏、蜀）、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
在汉、唐两大帝国中间，夹着这个“六朝”，除其中西晋有几十年短暂的统一外，六朝与北方的一些汉族或非汉族的政权，形成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过去的历史学、历史学家，秉承着“夷夏之辩”和“正朔与僭伪之别”的心理与史观，也因为痛恨战争的破坏和“蛮族”的挠攘，强调了这段历史的黑暗面。其实，在当时世界的棋盘上，作为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能够和它相提并论的，只有西面的罗马帝国和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波斯王朝。就国内而言，和东晋对峙着的北方“五胡十六国”，其中只有前凉、西凉、北燕3个很小的汉族政权，其余13个属于鲜卑、匈奴、羯、羌、氏族的统治者。他们都承认南方汉族政权的正统地位，在彼此并不疏远的频繁接触中，表示了不服、嫉妒、敬重和羡慕的态度。为了争夺政权当上皇帝，在异民族之间、在统治势力内部及各种势力之间、在父子兄弟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血腥的、你死我活的杀戮和争斗。据学者统计：吴国共有4个帝王，其中病死的2个，国亡被废后病死的1个，内争中被废而后事不详的1个，另外，孙坚在交战中被射杀、孙策被暗杀；东晋共有11个帝王，其中病死的7个，国亡被废后闷死的1个，被绞杀的1个，被妃子闷死的1个，忧愤而死的1个；南朝宋共有9个帝王，其中病死的3个，国亡被废后遇害的1个，内争中被杀的5个；齐朝共有帝王7个，其中病死的3个，内争中被杀死的2个，被赶下皇位后遭谋杀的2个；梁朝帝王6个，其中在内乱中被软禁饿死的1个，被压死的2个，被绞杀的1个，被沉杀的1个，被废后遭谋杀的1个；陈朝共有帝王5个，其中病死的3个，国亡被俘后病死的1个，内争中被废黜病死的1个。东晋、南朝虽说相对稳定，比北方少了好些战乱，仍然遭受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东晋末年的孙思、卢循起义。孙思是琅琊（今南京句容县北）人，士族，世奉天师道，于隆安三年（399年）起义，两三次从海上登陆进攻江南最富庶的三吴八郡。孙思败死后，妹夫卢循继为领袖，转战广州、豫章，最后至州，战败投水死，时为义熙十一年（415年），前后17年20多万人丧生。这次起义动摇了东晋政权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其衰亡进程。第二次是侯景之乱。侯景是朔方（今内蒙古包头东北）人，羯族，大统十三年（547年）降梁，次年与临贺王萧正德勾结，举兵叛变，攻破建康，梁武帝萧衍饿死。他先立简文帝萧纲，又废杀萧纲立像章王萧栋，接着又废萧栋而自立。多次被陈霸先、王僧辩攻破，逃亡至海上，后被羊鲲杀死。侯景生性猜忌，专好杀戮，建康城中，一再交尸塞路，不管已死未死，都积聚而焚烧之，臭气可闻10余里。从548年至551年前后4年，长江下游地区受到极大破坏，建康都城几乎成为废墟。　吴黄龙元年（22年）秋九月，吴大帝孙权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东晋、南朝时称建康），南京第一次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此后，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从东吴到陈朝，中国历史上称为“六朝”或“六代”。六朝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六朝300多年，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快速，觊觎帝位、废黜他人自己登临的不知凡几。战国、秦汉时代，宿驿的旅店叫“传舍”。颜师古注解说：“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汉宣帝时的盖宽饶，把富贵变化喻如“传舍”（《汉书·盖宽饶传》）。在战乱之世，人生又如朝露飘蓬（蓬为菊科，飞蓬属，叶散生如蓬，大于本，遇风辄拔而旋）。曹植《杂诗》写道：“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这便是纷繁复杂的六朝时代：一方面，统治阶层争权夺利，互相掠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往往狂放不羁，谈玄说理，藐视礼法。无论上层王公贵胄，下层劳苦大众，每每向往西方净土，皈依佛教，香花礼拜，企盼来生幸福。 六朝的300余年间，虽然都是偏安政权，但当北方战争频繁，社会遭受严重破坏时，南方战争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加上大批北人南渡，给南方增加了许多劳动力，还带来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立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便是宗白华所说的“汉末晋魏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

但是，六朝，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成就却相当辉煌。
自从曹操推行九品中正制，六朝实行门阀政治。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政治黑暗。皇帝要依靠地方氏族势力扶持，甚至后来地方豪强可以推翻原来的朝廷自己当皇帝（皇帝轮流做）。
东汉文学家孔融（153－208），“建安七子”之首。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异才。然而，他恃才傲物、不任世事，甚至瞧不起曹操。他口无遮拦，言辞激烈，抨议时政，后因触怒曹操，为曹操所杀。
孔融的这个教训。让后来文人才子们了断了什途的希望，让他们脱离了政治。他们与世无争，走到山林，饮酒作文。寻求精神的解脱和思想的解放。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化（或说文学），是脱离政治的。是，文化是应该不从属于政治范畴。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竹林七贤”等。
这个时期的文人很多，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很高。我们比较了解的“三曹”、“竹林七贤”，以及诸葛亮，生活在魏晋时期。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以及他的《兰亭集序》），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我们不该否定，连谢安都应被称为六朝文人中的代表。等等......
也可能由于上述的政治原因，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一些文人才子，干脆出家为僧。僧人中一批杰出人物如支遁、慧远、僧肇、僧佑、慧皎等人热衷文事，从事文学创作，成就突出。
对于六朝文化的研究，已得到学界的重视乃至社会的关心。江苏省以六朝研究为重点，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奋斗目标。上世纪末起，南京博物馆建成“六朝风采”大型陈列；“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隆重召开；省社科院、南京市方志办牵头开编多卷本《江苏通史》、《南京通史》，其中“六朝”是一个关健部分。又《南京社大学学报》、《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开设“六朝研究专栏”，《江苏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等组织有关六朝研究的稿件；省社科联更以吴文化、汉文化、六朝文化为江苏三大历史文化，组织全省的专家学者，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2001年10月1日，凤凰出版社出版，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的《六朝文化》一书，大致详列了前几年对于六朝文化的研究成果。如有机会买（或借）一本来读读怎样？本人没有读过这本书。其实，介绍六朝时期文化的书很多（再介绍一本－－许辉、李天石编著《六朝文化概论》）。网上也许能找到一些。
有说“六朝文化是中国的文化自觉”。六朝时期社会危机加深士人群体形成，他们无法报效祖国，只能通过加强个人修养来抒发个人愤闷情绪和精神风采。所以那时的艺术是自觉性的。加上笔墨纸砚的改进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
六朝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作用；
2．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3．六朝文化是孕育隋唐制度的渊源。
在中国历史上，六朝，存在着社会政治的黑暗，但却遮不住中国文化在那时所放射的光芒。
想必，这些应该就是宗白华所说的“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吧。 。

这个时期由于产期战乱，民不聊生。人们需要精神信仰赖以生存。作为知识分子，大多数人迷恋玄学和空谈，其实玄学和空谈是道家老子学说的延伸发展，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但他在当时只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例如竹林七贤等。而普通劳动人民，最终选择了佛教，佛教讲求的是精神上的包容，忍受和生死轮回。但这个时代，虽然说国家纷争不断。单统治阶级对待宗教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基本上是兼容并包，不采取强制措施进行专职扼杀。所以人们的思想一直很自由。也可以说，国家长期战乱，也没有几个统治者愿意去考虑人们信仰上的东西

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是动乱，不稳定。南北割据，期间各种政权林立，并且持续时间极长。所以说是政治混乱，社会痛苦的年代。
但思想不同，大动乱年代自然是各种思想盛行的沃土(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尤其是东晋延续的就是西晋时期的空谈和老庄思想为主，就显得更为自由散漫。代表人物竹林七贤。
这个太多了，800字也说不完，建议自己查找资料，题目一分为二：一，魏晋南北朝动乱。二，竹林七贤及东晋思想。

佛教兴盛 道教产生 玄学流行 唯物主义无神论出现 文人画出现 书法成为一门艺术 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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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说过：“汉末晋魏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