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发展最悲痛的忽视，地方出现流民会带来什么重大的影响？

各位明史的专家们：对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你的认识与感想。。。晒晒想法啦~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即一般所谓的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明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发展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并从中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伴随着明王朝统治的由盛而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天崩地解的征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晚期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与中国航海势力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相遇，使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了。这些与以前历代王朝不同的境遇，造就了明代中后期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变的时代风貌。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以其传统的小农文化思维，力图恢复构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严密控制的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格局。黄册户籍制度、里甲管理体制、赋役征收方式以及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等等，都力图使农民安顿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统治。然而，到了明正统至正德(1436—1521)年间，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按照朱元璋设计的路线前进，而是出现了种种弊端。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拮据。鞑靼、瓦刺兴起，屡叩边关，突入长城。明廷失去了定国安边的强大实力，内外交困。农民经济状况恶化，大量人口向边区、山区流动，抗争暴动，此伏彼起。与此相反，流民、棚民开发山区、边区，促进了湖广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朝贡贸易衰落，沿海势豪、商人以至亡赖“冒禁通番”，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冲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反传统的呼号。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很快风靡学林，“厌常喜新”蔚为风尚。

　　明嘉靖与万历(1522—1620)年间，明朝政治衰象显现，帝王腐化，首辅柄政与宦官专权交错更迭，朝臣中朋党树立；赋役紊乱，财政匮乏，边疆、海疆频频告急。除了历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外，又加上东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挑战。与王朝的没落相反，封建统治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社会突破原有的统治格局和自主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某种良好的环境，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和市场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契约租佃关系发展，定额地租普遍，地权分化激烈，产生永佃权和“一田二主”。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工商业市镇在江南等先进经济区域兴起，乡村手工业和市镇手工业都有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开始，中国的海寇、海商与葡萄牙、荷兰海盗商人角逐于东西洋上。月港——吕宋——美洲间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使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海外贸易顺差带来大量白银货币(西班牙银元)进口，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冲击。市镇居民开始显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费形成风气。重利忘义，恃强凌弱，贫富贵贱起落不常，上下尊卑秩序出现混乱甚至颠倒。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的浪潮，一向为人们所轻视的商贾、庶人、优伶等起而摇铎讲学，鼓吹藐视礼法、追求个人情性、及时行乐等异端学说纷陈，科学巨著与通俗文艺并相争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总之，以农村经济的新变化为背景，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城镇经济的发达，商品货币流通的拓展，社会行业及其分工的扩大，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社会经济走上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带有某种“近代以前的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引发了社会习尚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这就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特征。

　　到了明天启与崇祯(1621—1644)年间，明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党争激烈，宦官魏忠贤专权，加剧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满族贵族在东北建立“后金”(后改称“大清”)政权，并南下争雄，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为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消耗了国力，进而向民间残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灾犹如雪上加霜，南北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明廷招架无力，节节败退，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所推翻。在大动荡、大分化与大组合的过程中，新兴的满族贵族战胜了农民军，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势力和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上势力也在抗争中失败。社会经济积累在内乱中消耗殆尽，新旧交替的冲突为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所取代。

　　从比较世界史的立场来观察，明初中国封建王朝国力的鼎盛时期正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西方透露出的资本主义曙光与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冲动几乎同时。西方的兴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国的明清之际。西方文明赶上东方文明，中国从先进到滞后，就是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

　　客观地说，明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有发展、有迟滞。西方兴起所出现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类似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其他新因素，尽管没有显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但却是一场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是传统体制内的变迁。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商人资本向手工业渗透，在生产力进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产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这就是“原始工业化”的开始。作为“原始工业化”的成果，中国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而大量中国手工商品的输出，还为西方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当时的南中国，确有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

　　从“西化”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原始工业化”和以后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论者往往夸大明朝统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碍作用。实际上，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正是突破统治者厉行的海禁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原始工业化”正好与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实际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明代后期比明代前期应该是更为开放的。中国人私人出海贸易，外国人私人来华贸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期却已成气候，屡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郑成功的海上势力操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收复台湾与顶住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明朝海禁政策对“原始工业化”的进程有影响，但绝非决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贸易作为西方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把资本主义文化概括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看来，也属偏颇之论。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说成是农业文化，否认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归咎于传统文化，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

　　那么，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原始工业化”为什么没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征，它包容多种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与区域于一体，互为补充、互为牵制，有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和弹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又善于抵御各种变化，保持深层结构的不变。这样，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往往成长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传统最终被导向补强、完善传统[2]。在这一社会结构内进行的“原始工业化”，如果不被中断的话，本来有可能自行发展为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后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化解力相当强大，致使这一过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变发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后期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失，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均不能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反观同时期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海外活动则基本上得到本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而明末的中国海商集团们，一方面要与外国势力争夺东方的海上贸易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抵御来自本国政府的压迫与追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经济新因素发展的艰难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种趋势。

　　从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来说，它缺乏社会环境条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统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续而普遍的特大灾害的袭击，大规模的内战和动乱，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原始工业化”所必需的环境条件遽然改变，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的保守坚韧性，无法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保障新生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成长。于是，明代中后期所出现的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残和间接摧残之下逐渐丧失。明朝灭亡，郑成功海上势力的消失，这一进程也就随之中断了。与西方的兴起相比较，颇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既透露了中国历史前进的生机，又给后人留下扼腕叹息的遗憾。重温和借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新因素发展进程的中断，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我们还不能不乐观地看到，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与滋长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对于当时思想文化与民间社会习尚所产生的冲击，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培植和滋长了容纳多元经济成分特别是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辅相成的价值观念。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于这一价值观念的重视。实际上，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种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更新，更具有历史的长远意义。因为当这种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相为匹配，价值观念将很快地发挥其潜在的社会功能，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极为强劲的推动作用。入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更趋保守，虽然说曾经在清代中期兴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高峰，但是从社会经济的结构格局来观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对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丝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难于寻找到更为有效的发展途径，它的逐渐衰败也是必然的。近代以来，中国历经苦难，明代中后期所滋长的这种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依然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尽管如此，我们从这数百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中还是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多元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追寻与实践，从未间断过。一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为多元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益的条件，中国潜在的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释放。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历程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度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滋长起来的多元经济价值观念的作用。否则，任何一种经济政策的推行，如果无法得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呼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实施势必是步履艰难的。

成千上万的流民挈妇将雏，从四面八方涌到了郧阳，涌进了荆襄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明朝官府碰到了棘手的难题。强迫驱赶回原籍已不可能，只有就地入籍，才为上策。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荆襄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冯梦龙的《古今小说》中的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最是脍炙人口。主人公蒋兴哥，是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而另一主要人物陈商，则是皖南的徽州商贾。后者“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当时，湖广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区，许多徽州粮商纷至沓来。将襄阳等地的米豆贩运到江浙地区牟利。冯梦龙笔下蒋兴哥、陈商及三巧儿（蒋妻）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提及的襄阳府枣阳县，就处在荆襄地区。
荆襄位于今湖北、河南、陕西和四川诸省交界地区，大致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西起终南山东端，南到荆山，东北至伏牛山，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这里崇山峻岭绵延不绝，老林密菁郁郁苍苍，汉水及其支流蜿蜒流淌，贯穿于青山绿水之间。荆襄地区虽然多山，但土地肥沃，成为了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者的世外桃源。许多穷困潦倒的农民，纷纷从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摆脱在原籍地赋役的束缚。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数量大，流动性强，又缺乏基本的谋生手段和条件，动辄酿成社会动乱。特别是他们屯聚山林之后，“天高皇帝远”，往往桀骜不驯，较易萌生揭竿而起的念头。早在元代末年，南琐、北琐红巾起义军就曾以襄阳一带为根据地。后来，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命令大将邓愈率军加以围剿。结果是将当地人全部迁出，并把此处当做封禁地带，禁止流民的再度进入。及至明朝建立，政府设立了襄阳卫和襄阳护卫等机构，让戍守于此的士兵开垦荒地。不过，这些集中屯驻的两卫士兵及其家属人数极少，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万人，故而在明初的荆襄一带，绝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土著几乎绝迹。
虽然明朝统治者将荆襄山区作为封禁地带，禁止农民的进入，但由于当地大量的空闲荒地，使它成为流民屯聚开垦的理想场所。这里，不仅有荒田可供开垦，而且还有取之不竭的林业、矿产资源。再加上遁迹于此又可以逃避赋税和徭役，既不当差，又不纳粮，较之其他地区俨然成为一方乐土，故而吸引了许多从耕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纷至沓来。特别是在灾荒年份，他们更是呼朋引类地进入这一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找谋生的机会。从史籍上看，永乐时期就已有流民潜入了荆襄地区。及至宣德年间，进入这一地区的流民数量急剧增加。他们来自全国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荆襄地区为之提供了大片可开垦的处女地。由于聚集的人数愈来愈多，逐渐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重视。为了处置这批流民，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决定在这里查验丁口，允许流民入籍，并拨予绝户荒田，让他们耕种及纳粮当差。这实际上承认了流民进入荆襄地区的合法性，使得先前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成了一纸空文。不过，当时正值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各地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明初以来以自耕农为主的传统经济格局已被打破。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控制力也有所下降，不少农民极欲摆脱户籍的束缚。譬如，江南各府县百姓听说逃户可以随处附籍，就乘机仿效：军、匠、灶等户，亦纷纷外徙报请民籍。这些都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忧虑和不安。有人提议，让各地巡抚查勘逃户附籍者，规定每十丁中至少必须抽出五丁，让他们返回原籍承办粮差。当时，荆襄山区是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纷至沓来，流民骤增至一百五十余万。他们屯聚山林，被官府视作心腹之患。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州、襄阳和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务。当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出发点，基本上是殚思竭虑地阻挠流民入山，并筹划对流民加以弹压，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将他们尽数驱回原籍。这使得荆襄地区原本就相当紧张的形势更趋严峻，终于酿成了气势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起义领袖之一刘通，河南西华（今县）人。据说，他曾举起放在西华县衙门人口处的一个千斤石狻猊，故而人称“刘千斤”。刘通在正统年间，流亡于湖广房县（湖北今县）。成化元年（1465年），他与石龙（亦称石和尚）、冯子龙等人，利用流民的不满，于房县竖立黄旗聚众造反，占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以石龙为军师，并设有元帅、将军、总兵和先锋等职。一时间，流民纷纷响应，人数多达4万余人。他们在大山之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战。明朝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去镇压。由于义军多半是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亦无多少武器。结果，起义为官军所镇压，除石龙率领一部分人突围西向进入四川外，其余一万多义军及其家属被残酷杀害。男子凡是11岁以上者，皆无幸免。成化二年（1466年），石龙率领的义军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官军的围攻而遭失败。随后，白圭在《处置荆襄疏》中向朝廷献计，认为应当乘此机会处置荆襄流民，以免死灰复燃，遗患无穷。他提出了处置荆襄流民的方案——在流民中推行附籍与发还原籍相结合的政策，以消除隐患。具体的做法是：住种已久、愿意附籍者，允许附籍并纳粮当差，成为编户；不肯附籍者，发回原籍纳粮当差。发还原籍的政策，是传统的对付流民最为省便的办法。然而，这些流民原先就是因为原籍地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失调而被迫流离他乡的，发回原籍的政策自然会遭到他们竭尽全力的抵制。而对于前一方案，当地官府则必须花费大量精力登记土地、编排里甲，故而地方官员并不认真推行。这就使得先前的矛盾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导致了数年之后流民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
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部下李原（李胡子）和小王洪再次起兵造反。李原起义后，自称“太平王”，转战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和陕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区，随从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明朝政府任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协同镇压。项忠一方面集结25万精锐部队，分八路进攻。另一方面又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在项忠软硬兼施的剿抚政策下，数十万流民先后出山，从而大大削弱了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1471年），李原和小王洪等人先后战败被获。项忠自食抚恤流民的诺言，对起义农民不分首从残酷屠杀，并将山区的一般流民也一律驱逐。有的流民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居住于此，而且已附籍，但项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剿灭，以致死者枕藉，惨不忍睹。参加起义的流民，有一部分乘船被解往湖广、贵州等地充军，途中发生了瘟疫，很多人病死之后被弃尸江浒，臭不可闻。项忠还强迫被骗出山的流民还乡，当时正值盛夏酷暑，许多人或因饥渴而死，或因疫病而命丧黄泉，死亡惨重。据记载，此次还乡“复业”的百万流民之中，被沿途折磨致死的多达数十万人。经过疯狂的大屠杀之后，项忠踩着流民的累累白骨踌躇满志，竖立了一块“平荆襄碑”。然而，许多人对于他的滥杀无辜极为愤慨，他们将“平荆襄碑”称为“堕泪碑”。
项忠的血腥屠杀，实际上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荆襄流民问题。此后，明朝政府在12个通行要道上修筑营堡分兵戍守，还在8个过往关卡设立了巡检司。规定，此后倘若再有进人荆襄山区者，捉到后一律在山口披枷一个月示众，其全家成员则谪戍边卫。然而，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并不能防止流民再度进入荆襄地区。成化十二年（1476年），河南歉收，饥荒严重。饥寒交迫的农民冲破政府的山禁和关津制度，如潮汹涌般地人山求食，一时间，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了数十万人。倘若再次封禁，势必会再度激起反抗。面对这一局面，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提出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办法。有鉴于东晋曾用侨置郡县安置荆襄流民取得过明显的成效。他主张，如果让靠近各县的流民附籍，在远离各县的流民地区建立州县，设置官吏，编排里甲，放宽徭役，让他们安居生业，那么，流民也就转化为编户齐民了。明朝政府无奈之余，只得采纳了周洪谟的建议。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原杰一到荆襄地区，就四出彻底调查情况，选派湖广、河南和陕西官员遍历山谷，向流民解释新的政策。流民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已耕种了好几年的空地，并且可以登记成为这个地区的合法居民。官员们向他们保证，新地在能够生产之前，可以得到减税的待遇。在这种优惠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取勘的流民共达113317户，男女共438644丁口。其中附籍者96654户，达85％；男女392752丁，达89％。在招抚流民附籍的同时，为了加强地方治安及管理，设置了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析置竹溪、郧西等县。此后，政府继续推行附籍政策，收效极为明显。弘治十八年（1505年）和正德元年（1506年），又有大批荆襄流民在当地附籍。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荆襄流民问题的出现，是明代社会人口与耕地比例严重失调的表现。从人口方面来看，明代的人口（统计的范围大致北至明长城，西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和青藏高原东缘，东至辽东湾沿岸、辽东半岛和辽河下游东岸一带，西南至云南，略超出今国境，南方和东南与今国界相同，不含台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约7000万人。及至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登记的人口数却仅有5000多万。经过将近100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却比先前少了2000万，显然，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流民。一般认为，明代的人口大约以年平均增长5‰的速度递增，故而弘治年间的人口数比起洪武年间有增无减，应当是断无疑义的。然而，弘治年间的耕地面积却仅有6，22亿亩。如果我们与历史时期作个比较，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仅5900万，而耕地已达8，27亿亩。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无误，但却反映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停滞不前，明代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呈现出严重失调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流民问题也就演化成全国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在明代，绝大多数山区仍然是一片空旷荒凉，故而流民以山区为主要迁移目标，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日趋剧烈，赋役愈益繁苛，流民向山区进发更为时势所趋。流民这种自发的行动，客观上也成为解决平原地区农业人口相对过剩的一种特殊方式。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批流民的存在，使得政府的赋税徭役没有着落。流民的屯聚，也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从而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故而必须妥善处理。但如何处理荆襄流民问题，明朝政府的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周洪谟曾经指出：“流民就好像流水一般，应当顺从其本性而加以引导，否则的话就会泛滥甚至壅溃。”揆诸史实，天顺、成化年间几次荆襄流民起义，都是统治者对流民处置不当所引发的。对于流民问题，明朝政府最初采取了遏阻的手段。先后颁发了《逃户周知册》、《挨勘流民令》和《隐丁换户之禁》等法令，一再督促流民返乡复业，纳税服役。为了贯彻这些政策，明朝政府还于正统四年（1439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湖广布政使司所属以及顺天等府、州，添设了抚治流民之官。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故而丝毫未能减弱流民浪潮的势头。明朝统治者继而采用武力封禁山区，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流民问题。然而，荆襄一带地旷人稀，流民的集结主要是为了躲避不堪忍受的赋役负担，寻找可供开垦的土地，这是一种非常切实的求生本能，而且山区的开发也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故而尽管明代政府三令五申封禁荆襄地区，但其成效却极为有限。项忠等人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驱逐荆襄流民，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在流民的原籍地。传统农业比较发达，土地兼并加剧，人口与耕地的比例严重失调。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从耕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农民，一遇灾荒。必然又要流向荆襄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故而回到原籍的民众很快又会设法逃出，重新成为流民。项忠赶尽杀绝的屠杀政策失败后，周洪谟、原杰等人“抚治流民”的新办法，显然较之先前的军事镇压方略棋高一着。晚明人王士性，对比明代前后剿抚的不同政策时，曾这样评价说：“项忠之荡定，乃一时之功，原杰之经略，则百世之利。”从总体上看，经过原杰等人的安抚，80％以上的流民都陆续附籍，构成了当地的基本居民，从而使得流民转化为编民，奠定了荆襄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后，荆襄地区的许多荒地，经过流民的进一步开发，迅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而荆襄山区的开发，使得湖广地区农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湖广在明代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更是尽人皆知。

众所周知，流民问题由古至今都是我国的一个社会现象，而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朝代的开创都是因为流民问题，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是流民出身，后来参加了元末的农民起义成为了领袖才最终成就伟业。但是明朝可以说是成也因为流民，亡也因为流民，在明朝中后期因为忽视流民问题，从而使得地方流民问题愈发严重，进而给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流民指的是不合法地脱离户籍的百姓。顾名思义，流民就是没有得到官府的指令以及允许的自发性迁徙的百姓，通俗来说，流民就是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无业游民，而流民也正是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流民最早是在夏朝时期便已经出现了，随着社会的演进，流民现象不仅没有消除还愈发严重以及复杂。在历史上，流民一般都是逃避赋役或者逃荒的百姓，比如洪灾、地震、饥荒、苛吏、战乱等灾荒会直接导致人口的大量迁移，从而出现大规模的流民问题的出现。

然后，地方出现流民会对政治、经济、社会生产等各方面都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在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子孙们大多都是昏庸腐败之人，他们贪图享乐而不顾朝政，使得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并且在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以及频繁的灾荒下，使得越来越多小农之家失去了生存来源从而成为了流民，当时流民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地，进而出现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以及暴动。而在此起彼伏的流民暴动影响下，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经济生产日益下降，给本来已经腐败统治的明朝皇室致命的一击，因此明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之路。

最后，明朝中后期并没有重视流民问题，从而使得流民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使得明朝统治被流民起义而覆灭了。

但是明朝可以说是成也因为流民，亡也因为流民，在明朝中后期因为忽视流民问题，从而使得地方流民问题愈发严重，进而给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地方出现流民会对政治、经济、社会生产等各方面都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在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子孙们大多都是昏庸腐败之人，他们贪图享乐而不顾朝政。

因为大规模的流民聚集将会产生严重的暴动问题，将会导致国家不稳定。

对社会治安和容易引起叛乱造成影响，外来的人口多了治安就不好管理，而且流民四处流动容易被反叛的势力吸收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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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发展最悲痛的忽视，地方出现流民会带来什么重大的影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