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曹操是个很正义的人，年少时从不给上司拍马溜须，这是真的吗

袁绍，不听信忠臣良将的建议，而宠信顽固小人的拍马溜须。曹操，知人善用，亲近忠臣，远离小人。真的吗？~

真的。官渡大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攸劝袁绍偷袭许昌，袁绍因听小人谗言，借孩子生病为名，不肯，结果大败。

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
——对四十年前一桩公案的探源




一、四十年前“翻案”过程之回眸

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
笳十八拍〉》一文，内称：“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
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
’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
《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
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2月19日，该报又推出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
，文章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
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像这
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
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
（1）而曹氏之所以被当作奸臣，一是“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为了宣传封建
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
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
作三国的历史”，“《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二是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过去的戏剧家也尽了他们的责任”，他
们用“令人可僧的苍白的颜色，表示曹操的冷酷，再用墨笔在他
脸上画上几条黑线，表明他的奸诈阴险”，通过这样的脸谱，“
表明曹操不仅是一个奸臣，而且是一个超级奸臣”。

仅仅过了月余，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又登载了郭沫若的《
替曹操翻案》一文，文章首先肯定了“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
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这是不公
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
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并断言：“罗贯中写《三
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
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
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
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其中心观点是：“曹操冤枉地
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在郭、翦二人的翻案文章分别见诸报端后，1959年第9期的《
文艺报》刊出李希凡的《〈三国演义〉和为曹操翻案》一文。李
文有感而发，亮明自己的观点为：“对于替历史人物曹操翻案，
我没什么意见。”不过，“对于把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和历史人
物的曹操径直地等同起来，以至扩展到全盘否定《三国演义》，
作为一个《三国演义》爱好者，我是不能同意的。”“《三国演
义》确实表现了很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但也“不能因此就说
，《三国演义》所宣扬的一切，都是封建正统思想”，“在三国
人物的描写里，同样也包含着历代人民对于三国人物的臧否评价
。它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
“它的客观的艺术价值，却是广泛地概括了长期封建社会的权臣
、政治家的复杂而真实的精神面貌，创造了一个永远活在人们心
目中的封建政治家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它也是那个作为历史人物
的曹操所包容不了的”，这样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十分深刻的艺术
形象，绝非“像有些同志所指责的那样‘小说家’只是用‘画白
脸’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归结为一点，“文学作品终究不是历
史事实。用历史的考证方法——不是从作品的艺术形象出发，而
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来分析文学作品，那是和文艺批评不相干
的事情。”

二、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对“翻案”生成之影响

以上，我们对发生在四十年前的那场围绕着曹操的论争进行
了简明的梳理。之所以旧话重提，当然并非是一定要剖断出论争
双方的是非曲直，而是想探析一下论争的生成机制与缘由，并期
望通过对这场风风火火之论争过程与结果的回眸和总结，寻绎出
对当今文艺批评的启示意义。而依照笔者手中所掌握的有关材料
来看，这场论争的产生，又的确是直接源自于毛泽东之观点的。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曹操的呢？总体上讲，毛泽东对曹
操是充分加以肯定的。然细加比较，建国之前与建国之后，毛泽
东对曹操的看法又颇不一致。

在毛泽东的早年，或许是受传统观点之影响的缘故吧，有意
无意中，他对曹操是基本持否定态度的。例一，1916年7月25日毛
泽东写信给萧子升，就十日前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
杨度等八人事，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
而今乃有此下场！……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
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2）由此可见，毛泽东确实是曾
将曹操与历来被视作篡位者之模式的王莽和往往被界定为欺寡侮
弱之典型的司马懿等人相提并论的；例二，1930年12月30日第一
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面对拂晓浓雾，对朱德说：“真是天
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
全歼顽敌啊！”（3）此处，则又自觉不自觉地将蒋介石比成了曹
操；例三，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以三国时期刘、孙、
曹之间的关系来比照当时的中共、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认为“
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就抗日的中心主题而言，
“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4），借此来统一全党同
志的认识。在这里，显而易见，他是把曹操一方比做应联合抗击
之敌人的。

而在建国之后，毛泽东对于曹操的评价，简直可以说是来了
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最早透露出这一迹象的，是1952年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
》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
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
致军败身歼”（5）。此处，恐怕是毛泽东第一次称曹操为“曹公
”，推崇之意显见。

而毛泽东全面肯定历史人物曹操以及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
案”，则是在1954年。这一年的夏天他来到了北戴河，一次游泳
之后，他吟诵起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并对其身边的保健医生
徐涛说：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徐涛听了大吃一惊。他从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便疑
惑地问：“曹操？哪个曹操？”“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嘁，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
然时便这样斥责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
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
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
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
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
，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
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
统。这个案要翻。”（6）

从上引文字中可以归结出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此乃毛泽东
首次全面肯定“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
起的诗人”。其二，也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问题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
…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所以，“这个案要翻”！

如果说，上引这段对话仅是发生在他与保健医生之间，并且
是在北戴河避暑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因而局外人一般还难以及时
知晓的话，那么，下引1957年这番谈话便不可能不影响到更宽广
的范围：

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
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
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7)

在此之后，毛泽东还曾多次提到并充分地肯定过曹操，譬如
1975年，毛泽东又说过：“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
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8)。甚至在1976年的一次谈话中
，他还用曹操等人并没有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
长才干”（9）的道理。

但是，毛泽东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次数最频繁、且从多种角度
全面肯定曹操、赞赏曹操，则集中在1958年的最后两月间。

这年的11月份，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殷纣王（
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
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10）

同月，他在接见安阳县委书记时说：“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
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
，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11）

11月20日，于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
问身旁的同志：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
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
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
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
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
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
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
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
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
，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12）。

这年的十二月份，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
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之于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
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13
）

同月，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就裴注中所载刘
表“杀降”之事批曰：“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表明了他
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又针对卢粥注中所云刘表于建安五年
（公元200年）郊祀天地、自立为帝之事批曰：“做土皇帝，孟德
不为”。既表明了他对刘表做法的蔑视，且又再一次称赞了曹操
。（14）

由以上征引可见，仅在1958年的最后两月间，毛泽东便至少
不下五次谈起过曹操，高度评价曹操，并旗帜鲜明地要给曹操翻
案。也正是距此一个月之后，即1959年的元月份，郭沫若便在报
上发文提出了重新评价曹操问题。接着，翦文也于次月发表。又
过了月余，3月的《人民日报》便刊载了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
文。

据上述材料已足可认定：郭、翦二人替曹操翻案的文章是直
接受到毛泽东影响的。这两者之间，不但在时间上是如此地接近
，而且其基本观点——“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
观念所制造的冤案”——也是源自于毛泽东的。

我们之所以认定郭文的形成是受到了毛泽东观点的影响，不
仅是由于上引1958年最后两个月间较为集中的有关材料，也不仅
是由于早在1954年夏天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过要为曹操翻案，而
且尚有毛泽东与郭沫若等人面对面的谈话可以坐实：

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当晚，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
一道用餐。“我们谈《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吧。”毛泽
东首先提起了话头，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两人你一段，
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
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听
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
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
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15）

上面这段谈话，发生在1957年的11月2日，早于1959年元月郭
文之发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同时，从郭沫若等人的“翻案”文章发表后毛泽东的态度看
，也恰巧印证了双方观点上的一致性：

翦伯赞继郭沫若之后，于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
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毛泽东读过翦伯赞文章后，说：曹
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
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16）

（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
说，“……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
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
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17）

甚至到了1973年5月25日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强
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时还充分肯定说：“郭老功大过
小”，“为殷纣王、曹操翻案”，“是有贡献的”（18）。关于
郭沫若为殷纣王翻案的文字，指的当是其1959年3月23日发表在《
人民日报》上的《替曹操翻案》中的一段话，内云：“周武王并
不是‘至仁’，殷纣王也并不是‘至不仁’”，“我们今天要从
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
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而据本文
所引用的第10则材料（即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的谈话中所讲过的把殷纣王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来看
，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郭之为殷纣王翻案，其观点也显然是直
接来源于、至少是受到了毛泽东启示或影响的，因为郭文的发表
距毛泽东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谈话在时间上至少拖后了四个月。

笔者之所以认为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
除上引材料外，尚可从二者的亲密交往上寻得旁证。有关资料显
示（19）：这一对在年龄上仅有一岁之差的朋友和诗友，早在北
伐战争时期就有过接触；武昌分手后18年，他们又在重庆相会、
唱合；新中国成立后，接触更为频繁。郭沫若敬仰伟大领袖，毛
泽东也看重郭沫若的才干。在当代诗坛上，与毛泽东交往最多、
切磋诗艺最勤者，恐怕莫过于郭沫若了。作为伟大的诗人、渊博
的学者以及与毛泽东有若干近似经历的历史学家，彼此的影响当
然是相互的，但仅就诗词创作中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影响而言，郭
沫若则不仅从毛泽东那里获取过诗思和力量，而且其作品中的不
少意象和语言就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的诗词。例如，他1962年初写
的《咏梅〈卜算子〉》上阕：“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
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其意象即取自陆游与毛泽东的同名
作《卜算子·咏梅》。又如他1965年夏作的七律《访大柏地》后
四句：“弹洞杏坑留旧壁，诗碑柏地立当场。长虹深幸如相识，
彩练横空舞夕阳。”其诗思、话语，也是来自毛泽东的《菩萨蛮
·大柏地》。与二人的密切交往相关，郭沫若知道一些别人所不
了解的内情，因此在他的不少文章中也传达出某些不为他人所知
的毛泽东的言外之意。譬如：1958年毛泽东的两首七律《送瘟神
》发表后，人们对其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看法不一。正当诸说争论不休的时候，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坐地、巡天及其他》一文，指明此十四字“是说的地球的
自转和公转”，“坐”与“巡天”的主体“实际上是作者自己”
。这些论点，是毛泽东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谈到的，
但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所以，郭沫若极可能是从内部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写成文章的，他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诗外之音。而根据
上引有关“翻案”问题的方方面面的材料来推断，我们也同样有
理由相信：郭沫若是通过自己的文章转达出毛泽东对曹操评价之
意见的。

三、对毛泽东观点形成的推理及蠡测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郭沫若等人为曹操翻案是受到了毛泽东
之看法的启示与影响。而毛泽东对曹操的观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简洁性的说明和推理性的蠢测：

其一，毛泽东对曹操的充分肯定，实事求是，符合历史的实
际，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因为，在我国三国时期，曹操确可称
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一流的诗人（有关这方面的
论证材料在在多有，此不繁琐征引）。因而毛泽东为曹操翻案，
是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眼光洞察历史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其二，毛泽东充分肯定曹操，又多少受到过他所赞许的李白
、鲁迅等人的影响。就其受李白影响来言，如前引“魏帝营八极
，蚁观一祢衡”之句，便出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
李诗中既指出了曹操轻视祢衡的失误，同时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
绩是肯定的。李白对曹的这种评价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
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就特别引用了李白的这句诗；而就
其受鲁迅的影响，则由下面这则材料可证：“1927年鲁迅在《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
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
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上述论点时
，用粗重的红铅笔划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
常赞同的。”（20）

其三，毛泽东之所以肯定曹操，恐怕也缘于二人在诸多方面
有着逼真的“形似”乃至“神似”之处。举其大端，譬如叱咤风
云、临险不惊的军事才干，气壮山河、舍我其谁的政治抱负，直
抒情怀、气魄雄伟的诗词文赋等等，可以说，在各自所生活的时
代，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对于二者来说都是当之无愧
的；即使在个性、气质上，二人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所以，虽
说他们上下相隔一千多年，但毛泽东对曹操确实是打内心里予以
情感认同的。

毛泽东明鉴史书与小说的畛畔与区别，因而曾云：“《三国
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21）
；但是，又因为这两部著作在内容上毕竟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同时，更由于毛泽东对这两部著作的喜爱，所以，“在毛泽东
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两部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书，他实际上
把它当作一部书了”（22）。尽管，“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
《三国演义》当作历史来读的”（23），并为此还和他的“历史
教师发生过争论”，“甚至找到校长那里”评理（24），但那毕
竟只能看作是少年时期学识局限下的过于执拗，与其晚年由于特
别酷爱《三国》，以至于常常将二书联系起来读，因此在他眼里
《三国志》既是史书也是文学，而《三国演义》则既是小说也有
史实，终究不是一码事。

四、“翻案”之事对当今文艺批评的启迪

历史，指的是已过去了的事实，因之，不管任何人，在她面
前都一无例外地是后来者与审视者；而小说（当然也包括以一定
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表现内容的历史小说），则属于文学的
范畴，在这一已成为固定状态的精神产品面前，每个人也仅仅是
一个鉴赏者或评价者。从这种角度来讲，不管是面对历史还是面
对文学，也不管他是领袖、才俊或凡人，都只能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接受者与阅读者。

一代领袖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抱负和非凡的才能，其对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无疑都是极其巨大的。而单就其学识的渊博而
言，则不惟对政治、经济、军事、体育、逻辑、宗教、书法、教
育等学科均曾做过认真的研究，而尤其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方
面有着精深的造诣。他爱读史，其中有一部是陈寿的《三国志》
；他也爱读文学，其中有一部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从
宏观的角度推究曹操在三国时期所起到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
用，并据以肯定曹操，呼吁为曹操翻案，从而显示出历史家的深
邃和政治家的气魄；他激赏《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的谋略运筹
与征战经验，并灵活地运用于自身的革命实践，从而表现出军事
家的才干和文学家的睿智。

诚然，无论对于业已成为过去的三国历史也好，还是对作为
文学名著的《三国演义》也好，本质意义上，毛泽东都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审视者和鉴赏者。但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特殊身份
，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对他莫不无限崇拜的特殊背景，
便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将他看成了一个非普通的读者，并且演进为
对他的一切意见和言论的绝对接受与尊从。平心而论，当时“翻
案”浪潮的掀起，不能不说与此大有关联。就当时的史学界来讲
，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也是完全正
确的。但由翻历史上的曹操之案，转而认定“《三国志演义》简
直是曹操的谤书”，并不加区别地认定《三国演义》的作者完全
“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的，这就真的有些“胡子眉
毛一把抓”了；爱好《三国演义》的文学界人士，反对把“作为
文学形象的曹操和历史人物的曹操径直地等同起来”，不同意“
全盘否定《三国演义》”，更应该说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这种
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文学及其研究的正常运作与品格独立
，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因为所谓“演义”
，于此处指的就是据史传或传说敷衍而成的长篇章回小说，而考
察《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我们又知道：其一方面确实是“俯仰
史册”，以史料为创作之素材，另一方面则大量吸收了宋元“讲
史”话本、杂剧戏曲及其他民间文学的成果；同时，作者更站在
时代的制高点上，灌注了鲜明的现实精神，从而进行了属于他个
人的天才的再创造。罗贯中据史而不泥于史，在基本尊重历史本
质真实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心灵去照亮堆积如山的史料，从中选
择、改造、组织，进行合乎逻辑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一部不朽
的杰作，这恰是罗贯中的伟大之处。那么，今人又岂可简单地以
历史家的尺度去丈量艺术品的短长呢？1982年的《北京大学学报
》上有一篇论历史剧的文章比喻得颇为形象和明白，它说：“熊
猫有些象猫，但不是猫，而是熊的一种。历史剧取材于历史，但
不是历史，而是艺术的一种。”同理，以一定时期的历史人物和
事件为表现内容的历史小说，我们固然有权力要求它象猫——即
尊重一定历史现象的本质，但它又毕竟是熊——属于文学艺术的
范畴，二者绝不可等同视之。这一点，仍是我们今天重新梳理四
十年前这本陈帐所获得的基本启迪之一。

无论是基于冷静的、理性的审视与评判，还是基于情感的、
审美的体验与认同，面对历史或文学，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见解
的权利。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毛泽东就若干三国历史或文学方面
的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一些独到的解剖，这本属极为
正常的一家之言。但由于无法超越的时代制约方面的原因，这种
判断与鉴赏，却被有些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当成了“最高指示”
，甚至于有意或无意地给误解了、曲解了，于是，在最终的效果
上，往往便成为了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缺憾。这种现象，却又是
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的。

至今我们还记得，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
一封信》中曾表达过“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
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的观点。他老人家讲得明明白白，“
宋人多数不懂”形象思维。这本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然而，未
必不是受此观点的影响，且使之“扩大化”，因而致使长期以来
，诗学研究界对宋诗评价普通偏低，以至于改革开放前的近二十
年间，宋诗研究领域相对沉寂。而实事求是地讲，宋诗中的形象
虽不算十分丰满，然处在唐诗这座高峰之后，能够独辟蹊径，自
成一格，尤其是（回）异于激清充溢之热烈，显出深邃幽静之冷
峻，未尝不是有意义的可贵探索。更何况，如果“学唐诗”一如
“唐诗”，哪还有什么滋味门所谓荔枝、橄榄，果不同味，前者
一粒入口，则甘芳盈颊，后者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者也。

应该说年少时的曹操有正直的一面，不过主要表现为不畏权贵。就是他立五色棒，严刑峻法，行刑不避权贵。
但是你说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一般很多人都是无法同意的。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在很多时候他还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崇尚正义的人。我个人觉得曹操对于正义没什么大的感觉。在东汉末年，比曹操正直的人有很多，其中有一些为曹操所用，有一些死在他手上。曹操，对于道德二字，其实并不是很重视的。他欣赏奇才，当然也欣赏义士。大多是情况下，他对于他人和自己的道德要求都不高。

年少时不溜须拍马是真的，很正义就难说了，毕竟历史人物吗，不能这么简单的评价。

不是

那你说说
不拍怎能有将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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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的曹操是个很正义的人，年少时从不给上司拍马溜须，这是真的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