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典故或者做学问的典故

做学问的名言名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是永不背叛的朋友。书是逆境中的慰藉。 书房是文人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堂。 世界上最壮丽的宫殿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 年轻时读书就像迎着朝阳走路。 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精神能补物质的不足。 在学习中取得知识，在战斗中取得勇敢。 勤动笔墨勤看书。 知识好像砂石下的泉水，掘得越深，泉水越清。 如果知识不是每天在增加，就会不断地减少。 语言是心灵和文化教养的反映。 高尚的语言包含着真诚的动机。 勤学和知识是一对最美的情人。 学到很多东西的决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的东西。 一个人的度量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股强大的文明力量。 书都读得来的人，还怕有什么做不来的。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来自他们的博学。 作者不一定能写到老，但是他一定应该学到老。再高深的学问也是从字母学起的。写十卷书要比实际行动打下基础容易得多。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养心。 知识上的富有可以享受心灵上的满足。 不断认识自己的无知是人类获得智慧的表现。 学习不但意味着接受新知识，同时还要修正错误乃至对错误的认识。 不信书不能提高境界，光信书不如无书。 掉进知识情网中的人，时时品尝着知识的甜蜜。 穿着饮食可以因陋就简，而搞学问是不能因陋就简的。 努力耕耘，少问收获

较早的时候，我在F大同一位仰慕已久的老师共进午餐，席间这位牛人谈到了做学问的问题。我觉得那次谈话对我从那之后的对于学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有很大的帮助，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我觉得之所以当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谈话之前对于法理学我并非零基础，这位老师的谈话实际上是将我之前研习法理学中未曾达至自觉的部分让我意识到了。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以下的内容当然的不是当时谈话的原样复写，而是基于我自身的理解，因此文责自负。今天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我参加的一个读书会进行了一次活动。说实话对于读书会的活动我总是很谨慎的，因为我这个人读书面实在是不广：要是话题超越了法理学范围，我实在是只能打哈哈了。当然，这次读书会是讨论马克思，因此我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自信的。读书会讨论的过程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讨论之后我反思的一个话题，也就是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学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人是没有想过的。他们所能回答的是在相关领域内，某位权威或者某位大师究竟说了什么，多数还会加上一点基于现实的对于这位权威或者大师的批评，就算是自己的观点。其实现在很多学术论文都是这样一个基本模式。自己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找一些大师为自己撑腰——摘录很多的名人名言，然后用这个观点对现实提出批判，最后得出方法上的一二三。这实际上就是很多人做学问的办法。在这里，那些经典和权威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经典中存在了一些能够服务于自己观点的“名人名言”，仅此而已。这样的学问实际上很容易就落入到“外行看热闹”的结局。你观点中的马克思仅仅是“你的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你看到了马克思提出了观点A，自己也赞同观点A，然后就认为马克思支持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理解了马克思。但去没有看到更为关键的，马克思为什么提出观点A：很有可能马克思的论证与你支持观点A的理由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截然相反。这才是更重要的一层，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如果光是看到观点A，很容易陷入“不当类比”之中：断章取义的来看，似乎黑格尔、马克思、阿伦特、海德格尔都讨论了观点A，然后就来一个一勺烩。可是实际上如果认真检讨这些大师的讨论，就会发现他们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各自的理论目标下说自己的话。比方说谈到“劳动”，黑格尔谈“劳动”，马克思也谈“劳动”，但是这两者根本是在两个不同的逻辑下讨论。难道我们不应该注意这一点么？今天的读书会除了我之外剩下的人都谈到了马克思对于卢梭的继承，似乎马克思也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延伸。这一点在很多学术著作中也这么说，马克思是理性主义的。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恰恰是把“理性”这个东西“去神秘化”，是批判的——这个批判已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现实，用现实的逻辑批判“应该”的逻辑。因此当我谈到资本论揭示的资本辨证运动的必然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主张是不可思议的。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与现实是否完全一致这另当别论，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准确的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而不是扭曲马克思的观点以契合现实。很有可能马克思的观点是符合现实的，仅仅是你没有看到，你的扭曲反而帮了倒忙。因此，当我们在建立一个观点、评论一个观点或者反驳一个观点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准确的理解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一种彻底的，“格式塔式”的转变。已经不再用道德批判的价值悬设去反注经济学原理，去论证所谓“类生活”的道德正当，而是在现实中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可能。这个可能不是从抽象主体的角度，而是从现实主体的角度，而现实主体的自我确认又是从对象中得到确认，因此最后的落脚点是如何完成主体与对象化的自身相互的最后确认，通俗来说就是如何达到意识与现实的最终统一的问题。这个最后统一的力量来自于对象化的客体在实践中反复被证明是主体自由实践的产物而完成。这根植于资本内在的矛盾之中，即不断的自我膨胀的资本必然将更多的人抛入无产阶级的大军之中，而同时必然导致生产的不断加速，这样无产阶级就会频繁地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问题。对于经典我们不应该“消费”它们，看哪个大师的观点和我的胃口就赞成哪个大师或者学派。学问的目的在于求真，在真的基础上再谈选择的问题。对于经典来说，其意义首先当然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还有人提出了如此这般的观点，但是更进一步的说，经典更重要的意义是训练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用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分析问题。这是很多人欠缺的，特别是把学术著作当作消费品的人。因此，当我们仅仅把经典中的具体的观点记熟的时候，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时间在流转，世界在发展，没有人能预见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要做的是研习出经典为什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而不是那样的观点，又是怎样论证的。把这个东西学会，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很有可能在看上去荒诞的具体观点下，隐藏着深刻的逻辑。回应删除

拥有多个世界级学府荣誉博士衔头、年逾80的中国当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其15部经典著作早已成为全球华人家传户晓的巨著，所谓「凡有井水处，必有金庸书」，成就至此，夫复何求？然而他还剩下一个梦想，就是当上一个如假包换的学者。五年半前金庸接受浙江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满以为可为自己的人生另创一高峰，岂料多年来金庸连遭内地学者炮轰，指他「没有当学者的资格」，梦碎梦醒，金庸最后选择辞退院长之职回港。究竟，内地学者何以质疑金庸的学术地位？实情又会否另有文章？文：王思澄、蔡静雯 图：本报资料室

上月21日，内地消息传出，叱�中国文坛的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笔名金庸），正式辞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然而，浙江大学接受本报查询时强调，尚未接纳查良镛的辞职申请，发言人说：「查教授仍然是该校文学院院长。」

查良镛以五年半时间和心血，投放在浙江大学的文学系，何以突然萌生去意？表面上看，查大侠以「年事已高」，以及希望在05年拨出更多时间，到英国牛津大学进行讲学及研究工作，以履行在该所国际学府出任中国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责任云云。

然而，据本报获悉，一手把查大侠带进浙大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在04年7月正式离任浙大党委书记后，对查良镛的决意离去，可谓起�重大影响力，因为他在五年半前就任文学院院长时曾说过：「会与张浚生共进退」。但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内地学界对查良镛的「狠狠批评」，令这名一代名家立足内地学术界的步伐，举步维艰，意兴阑珊。

事实上，当上学者乃查良镛早年的心愿，多年前他接受传媒访问时，曾直言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再去研究学问，当一名学者」，反映这名当代小说大师好学不倦之心。

终於，99年3月，在好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浙大党委书记）穿针引线下，查良镛一尝多年来的心愿，当上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自此以后，常以学者身份，在内地学府举办有关历史的讲座。殊不知内地学界对查良镛当学者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并形成支持与反对两大阵势。

南大院长 质疑金庸
还记得94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在中国文坛地位，排在第四名，仅次於鲁迅、沈从文、巴金三位文学大师，却排在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事件引发学术界的评弹，认为金庸根本没有这个资格；五年后，即99年浙江大学聘任查良镛为文学院院长时，这股批评声音，更愈演愈烈。

先说浙大校园内，有部分老师认为，以金庸在海内外的名声，的确有助该所由工科转变而来的综合性大学，加添文墨气；但有部分文科老师却坚决反对金庸担任院长职务，认为他始终是一位小说家，没甚教学经验，当他面对求知欲极强的大学生发问时，若没有稳固的学问根底，最终只怕会敷衍了事，所以，浙大聘任金庸当院长，乃一个错位。至於校园以外，除作家王朔发表公开文章，指骂金庸的作品为「四大俗」之一，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也是较「激」的批评者。

董健教授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这个排名只是他（王一川）个人主观的评价，不能代表所有学者的意见，当时有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反对金庸的排名，因大家认为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只是通俗小说，不是文学，故他并不是学者，不应把他排上去，加上金庸历年的成就，只限於创作上，却不是学术研究上，（在其任职文学院院长五年半裏）我没见过他发表历史或文学的研究，也没见过他参加各种学术组织，他在内地学术界，其实没有甚麼位置。」

内地传媒曾报道，指查良镛曾在一个演讲中，内容错误百出，令在场学生不停哄笑，场面尴尬。不过，董健院长却说：「他（金庸）没讲错甚麼，是传媒报道错误而已，但演讲会的确搞得不太成功。」

原来，查良镛在2000年，亲自到南京大学进行交流，并举办演讲活动，学生们都期望鼎鼎大名的名作家金庸，可以与人分享他写武侠小说的技巧和心路历程，然而，查良镛却婉拒学生的邀请，「他表示不愿讲，反而要求讲一个名为《南京历史和政治》的题目，结果他的表现，令一众师生们大失所望。因为一个历史讲座的主讲者，演讲时除了要提及历史史实外，也应透过讲者自己的学术研究，表达独特见解，但查良镛的意见大部分都是其他学者曾经说过，并没有自己的研究和发现。」董健说。

中文教授 举例批评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也认同董健教授的讲话，并强调这是内地「大部分学者的意见」，理由是查良镛本身对历史的认识并不足够，根本没有资格做学者，更遑论是文学院院长。他引述其中一些事例，指04年夏天发生在查大侠身上的一件尴尬事，事后亦有内地传媒报道，他说：「据报道称，去年四川成都举办一个历史讲座，对象都是大学生，作为讲者的查先生，在讲座上自称是研究少数民族的专家，当他提到一个位於四川的『羌族』时，竟然说『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但其实这个民族还在，也无灭亡预兆，不明白他为何提出此言，不管如何，他（在大学生面前）说了出来，就成了谎言。」

王彬彬续说：「长江源头（在沱沱河，即位於青海省西南边境唐古拉山的各拉丹东雪山），即使是小学生也会知道是在甚麼地方，但查先生竟在讲座上说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名，奇怪得连我也忘记了，但在我印象中，这个地方相距长江的真正源头，远达几千里呢！」据本报翻查内地传媒报道的资料，引述当日查良镛提及长江源头，竟是「九寨沟」，事件掀起许多学者批评，纷纷指摘查良镛对考据的认识不足。不过，不可不知，查大侠向来说话口吃、普通话和广东话也说得不准，上述事件是因别人听错了或是真的说错了，实在不得而知。

港学者为金庸平反
「说到学术层次，历史的真实性很重要，尤其在大学的学术世界裏，必须追求真实的历史，这完全不同於写小说，写小说甚麼都可以写，也毋须一定要真实，对我来说，查先生只是一个出名的武侠小说家而已。」王彬彬说。

以上的事例，至本报截稿前仍无法获金庸回覆求证，而最终他亦在狠批之声下辞职。但面对「反金庸派」多年来的连环炮火，一众力撑金庸的学者，也不得不「击鼓鸣冤」，替他说句公道话。港大教育学院副院长谢锡金认为，查良镛极有资格当文学院院长。

谢锡金说：「文学院其实包括很多学系，例如中文系、文学系、历史系等，一个人根本没有可能精通各个学科，若院校的方向是以研究文学为主，金庸当然能胜任，更重要的是，院长一职不单局限於教学层面，亦需要有领导能力及名望，带领院校的发展，例如招揽世界著名的学者及帮助学校筹款等，而以金庸的名望，胜任有余。」

当事人称学问不足
的而且确，无论是浙大前党委书记张浚生或是校长潘云鹤，也曾公开表明，聘任查良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和国际地位，从而增加浙大的知名度，为浙大变身成国际级学府铺路。「他（指查良镛）来了以后，引进了不少世界著名的教授和学者，到浙大进行交流或讲学，几年之间，的确令浙大增加了不小知名度。」一名浙江大学教授说。

其实，金庸也曾公开对外界攻击作出宽怀的回应，他说：「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受了这麼多幸福，偶然别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同时，他对自己在学术上的表现，也不大满足，过往多次谦称「自己的学问很不够」，就在01年5月本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活动上，查良镛与中大学生展开对话时说：「发现（自己）比其他教授的功力差得远，所以我得在这方面努力。」。

虽然，若论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未能如文学家鲁迅、巴金、茅盾、钱钟书等的文学作品般，能反映时代变迁或对人生有所启迪，但无论如何，金庸的作品，早已获得「家传户晓」、「雅俗共赏」的正面评价，单是这点，许多文坛大师的作品，也未必能及；至於金庸的文学及历史等学术地位，亦已争论多年，是耶非耶，恐怕也要留待历史论定。

囊萤映雪，程门立雪，孜孜不倦，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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