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评价

如何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其支配地位长期被儒家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占据着。上至华夏的原始民族，下至近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儒家伦理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以下几方面特征加以认识：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共同创造的，这一特定区域特定人类圈的社会精神形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历时五千年形成的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从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到心理倾向，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具有内容的完整性。

　　第三，作为文化传统，世世代代传播延续下去，还将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自然传承，还是选择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停止。教育的传承属于选择传承，即把优秀部分传承下去。因此，它具有永久的传承性。

　　第四，传统文化属于旧的时代，受着时代的局限，总是一分为二的，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养料与毒素同在。对教育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效应，具有影响的双重性。

　　第一，中华民族经五千年历史而不灭亡，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现象。中国在近现代虽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经一百年的奋斗，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乃至有今日重振中华之契机。《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有其内在的精神基础；这一精神基础（或曰民族灵魂）不亡，中华民族就会发展。因此，对这一精神基础应予肯定。
　　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经五千年历史而不灭亡、在近现代衰而复起的精神基础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张岱年先生指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民族具有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所谓君子之自强实就是民族之自强。有这种自强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就会发展，就不会灭亡。的确，中华民族在近代以后落后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曾扭曲地表现为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但当外部的压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中华民族终会有一批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中华民族要自强与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矛盾，但终其实质是会统一的。道理很简单，当不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中华民族就不能自强的时候，那么只要中华民族有自强的精神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就会成为当然的事。试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脚步急匆匆（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沉稳、缓慢恰成对照），志士仁人们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终经八十年的奋斗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再试看今天中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上，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探索和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大声疾呼观念的现代化。这些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近现代的表现吗？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以儒道互补为格局。《易传》哲学主刚健，但在其刚健之中已把道家的柔顺揉合在内。《文言》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系辞》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因此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刚柔相济：唯其有刚，才能有威武不屈、自强奋斗的精神；唯其辅之以柔，才能有柔韧持久、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就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二，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曾经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在后期却迟滞不前，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产生出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以至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的局面。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其长处；相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缺陷。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应予以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和缺陷是被它的特点所决定的。《尚书·大禹谟》中有句话，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虽系汉魏后出之伪书，但这句话是采自《左传·文公七年》所载“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此“三事”与“水、火、金、木、土、谷”和，又称为“九功”或“九德”。这句话很能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庞朴教授把这个特点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统治而言，但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又有很大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殷周时期，盛行的是对“天神”的崇拜，“天”就是“监下民，典厥义…… 正厥德”（《尚书·高宗肜日》）的人格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把神学天启的“德”和由外部形式的“礼”规定的"德"转化为人内心的道德自觉；而这时候，人们又逐渐把天看成“气”，认为世界万物都由气化而成。先秦以后的思想家继承了先秦气论和儒家道德学说的成果，他们没有把人的思想引入上天神界，而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世上人间的秩序。儒家“屈民而伸君”，君权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些思想家也想限制君权，“屈君而伸天”，重新把天神化，但并没有取得成功。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是道德的而非宗教的，是皇权的而非神权的，这与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恰成对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容纳了气论哲学这样一个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自然观，尽管这个自然观总是被涂上一层道德论的色彩，或是被置于道德论之下，但它毕竟还允许人们对物质世界作一定程度的探讨，这与西欧中世纪为“上帝存在”作逻辑证明，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也大不相同。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才能够跃居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中国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应该肯定。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固有的缺陷。它重道德轻自然，重集体轻个人，重传统轻创作，重等级秩序轻人权平等，重实际应用轻科学理论，重直觉体认轻逻辑分析和实验证明，这些也极大地束缚了中国古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荀子说：“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荀子·非相》）又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荀子·天论》）朱熹说：“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这些很能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伦道德的崇尚，对实证科学、形式逻辑的轻视和排斥。
　　儒家的道德学说一方面主张“泛爱众”，另一方面主张“爱有差等”、“亲亲有杀”、“施由亲始”，其实质是包含原始人道主义遗风在内的血缘宗族情感的扩大。在夏商周三代，血缘宗族情感已经和宗族、国家内部的等级秩序缠绕在一起，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通过“礼”“乐”的形式把宗族、国家内部的等级秩序规范下来，以制约人们的行为。孔子的贡献在于把外部的形式的“礼”“乐”转化为内心的自觉的道德意识，这就是“为仁由己”的仁。仁学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提出了道德要求，让人们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每个成员都要自觉地为这个整体的生存和发展而履行自己的义务。但由于每个成员在整体的等级秩序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他们各自承担的义务也不同（《朱子语类》卷十八：“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这就是所谓“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显然，这里面除了相互间的道德义务之外，也存在着上层对下层的压抑，存在着义务与权利的不平等，而儒家却以“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的形式把这种不平等肯定下来。封建伦理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起协调、稳定的作用，但无疑也束缚了个体人格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社会矛盾的爆发，把封建伦理置于“独尊”的地位 , 以至于后来更把它作为生物之本、世界之源，这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延缓、阻碍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近现代虽然落后，但有今日重振之契机；西方在近现代虽然先进，但其文化并非完美无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的批判，于今并没有过时；西方人士对西方社会人情淡漠、道德沦丧的慨叹，并非全是无病呻吟；西方学者在认识到西方文化解决社会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的局限之后，转而重新评价东方文化，其中虽有牵强之处和过誉之词，但也并非全都是“欣赏古董”。如果我们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扬一概斥之为“猎奇”、“欣赏古董”，那反而是我们自己的不严肃。阿Q精神虽当严戒，但贾桂式的态度也不足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在现今和将来还有存在的价值，这也应予以肯定。

　　（1）积极的入世精神

　　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以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为例，其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

　　(2)强烈的道德色彩

　　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设施，无一不是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

　　(3)顽强的再生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再生能力。 除了环境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活力，贯穿于中国民族历史活动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所具有的涵盖面广、常变相参的思维机制，也是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4)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庸之道

　　¡°中和¡±思想突出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中¡±，即把握事物的量的准确性；二是¡°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对立统一。

　　这种思想方法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1)重道德而轻事功

　　在德智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格远远要比知识重要。在义利关系上，虽然也有“义以生利”的说法，但“何必曰利”的观念却是长期深植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

　　这种文化取向，造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空谈心性而轻视实践，寻觅“良知”而鄙视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致阻塞了探索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2)尚“义理”而鄙“艺器”

　　儒家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人们认为¡°为道之学¡±可以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

　　中国的科学研究长期得不到鼓励，并只是掌握在一些¡°匠人¡±之手，因而总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

　　(3)法经典而薄今世，尊“往圣”而抑个性

　　在文化学乃至科学方面，人们不是致力于总结经验，推陈出新，而是对圣贤经传注、疏、训、考不绝。这虽然也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看来绝难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使学术得不到突破性进展。

　　这种陈陈相因的思维定势，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

　　1．儒家管理哲学

　　孔子倡言¡°学而优则仕¡±，后世儒家弟子都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名读书人只有做出事业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即便不能如此，也要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

　　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修养为起点，并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企业家若想透过儒家思想实现企业目标，就应该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安定和乐，生产和营销等运作则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它不应超出社会之外，而应立足于人性之上。

　　2．道家管理哲学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以独特的视角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积极的哲学反思，并提出了统治者所需要的权谋和治术。

　　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道¡±为中心，讲¡°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

　　道家认为，人们应按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界或其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老子说：“道常无为。”因此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通过“无为”的手段而最终实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老子“无为”思想的精髓。

　　老子主张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授权的和宽松的管理方式。反之，如果管理者总是事必躬亲，最终必然会使自己眼光日渐短浅，既无法定下心来观察和分析事物，更无法使自己以超然的决策者身份，放手让下属去发挥。

　　3．法家管理哲学

　　法家管理哲学以¡°法¡±为中心，讲¡°法、术、势¡±相结合，在管理的制度、方法和权威方面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法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特别强调管理制度的建设。韩非子认为，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很少的，大多数君主都只是具有中等管理水平的人。

　　如果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实行法治，靠这些¡°中人¡±就能把国家管理好；但如果实行¡°人治¡±，则要等¡°千世¡±恐怕也难出现一位贤君。

　　为了使¡°法¡±的贯彻更加有效，管理者还要考虑到¡°势¡±和¡°术¡±，运用组织及环境因素，以强化领导者的权威。

　　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法家的精神就是不要把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寄托在个别领导人的英明之上，而是建立在一套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和平等客观的标准之上，即惟有健全合理的制度，才能为企业带来稳定性，并使企业持续成长。

　　最明显的缺点就是 寻找救世主 木有自己的主 这是一只以来中国文化的悲哀

要评价古圣之言的优缺先声明我没资格！
如果是谈谈学习效果和心得体会倒还可以。

没有资格评论 只说中国传统正文化是我们修身的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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