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什么发动侵华战争~

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日本地域狭小，各种矿产资源匮乏，当时世界科技不断发展，日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发展，而中国地域广大，资源丰富，当时中国的战力低下，如果日本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有利他们国家的繁荣，而之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瓜分狂潮，日本还没发展起来，但这为日本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典范

日本，这个东亚的岛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对日本是友谊的，在中国强大时，特别是唐宋时期，中国人民和统治者，对日本人民在科学、文化、宗教，军事、冶金、上层建筑、农业、工具、技术等方面的输出是毫无保留的。
可日本对中国呢？谁都知道，远在明代，倭寇就屡屡进犯我国沿海，清代，他们又发动了举世震惊的“甲午战争”，国民时期，日本又侵占我们东北，进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芦沟桥事变”，此后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事实，无不印证出日本这个由大和民族构成的国家的禽兽行径。
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的道路呢？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发展史上找到答案。
纵观日本历史的发展，始终以对外侵略，特别是企图征服中国，控制东亚为基本战略。当日本统一后，在力量不足时，动员一些武士和浪人对元、明时期的中国沿海地区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中国称之为倭寇。14世纪，抗倭明将戚继光，经浴血奋战，扫平倭寇。
后来丰臣秀吉①曾对织田信长②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宿志也。两次帅部侵略朝鲜，被中朝两国人民所打败。到了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
1803年又献上《贸易论》，主张以战争形式掠夺财富应该成为日本的国策。1823年，左藤信渊内阁制定《宇内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中国始。”这条海蛇的野心何其大也？不但要吞下中国，而且要吞下世界，将所有的人间财富据为己有！“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日本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尔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19世纪50年代，吉田松阴曾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又叫嚣：与俄美讲和，乘此间隙培养国力，转而掠取朝鲜、满洲、中国，“致对俄美贸易中之所失，亦可由略地朝鲜满洲而取得补偿。”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直至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从经济形势上分析。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次危机使美国和欧洲受到极大的冲击，经济一下倒退几十年。日本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1929年到1932年，全球都处在一片凄风苦雨中。中国经济由于主要是小农经济，受的影响小一些。而日本则采取了四种办法应对这次危机，一是日元贬值，二是工资指数下降，三是低利率，四是扩大军事开支和军火产业规模。同时日本出于经济和领土的需要，悍然入侵了中国东三省。
1931至1936年，高度军国主义化而又被“九·一八”事变大大刺激起领土野心的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充。日本官方军事订货金额达70亿日元，三菱、川崎、浦贺船渠、日产、日氮等十大民营军需企业利润平均增长48%。日本称其为“军需景气”。军事支出在1931—1936年达35%至47%，土木工程和公用事业支出则仅占8%—15%。但在这表面化的“军需景气”背后是饮鸩止渴的危险。虽然军事工业也能刺激生产，但其产品只能消耗于战争（除非搞军火输出的支柱产业），既不能还原为资本、转入社会再生产，也不能提高国民购买力、保存或发展资源。除非发动战争，掠夺他国财力、人力和资源。选择这一条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一直在准备一场全面的战争。
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是1932年，日本政府首次发行赤字公债，总额3.83亿日元，为当年岁入的17.4%。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32年的100：50降到1933年的100：25。同年（1932），日本发行军事国债3.1亿日元。至1935年，日本国民收入为145.3亿日元，政府中央财政支出为57亿日元。与此对应的是年度一般国民收入为166.5日元，东京一般市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开支是每人每年109.2日元。农村生活水平较之则更加贫困。
这种情况是不能持久的。由于日本的国家战略就是用军事实力征服占领，养着庞大的帝国陆军和帝国舰队，以及海陆各属的空军，经济上很难持久。尽管日本逼国民党政府在华北五省自治上做出了辱失主权的让步，但是它的目标不仅仅是华北，而是整个中国和亚洲。加上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轻视，日本挑起了“芦沟桥事变”，提出“六月亡华”的狂妄口号，妄图在三到数个月内，征服中国。

①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末期武将。初为今川氏家臣的侍从，后为织田信长的家臣。1573年成为近江滨的领主。1585年任关白，后晋升为太政大臣，赐姓丰臣。1590年平定关东和奥羽地方，完成统一日本大业。1592年入侵朝鲜，被李舜臣的龟船舰队打败。1597年第二次侵朝，又败，死于桃山。
②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封建领主。生于尾张（今爱知县）的那古野城，幼名吉法师。1551年继承父业，数年后成为尾张国的大名领主。1567年制“天下布武”印，展示其统一日本的抱负。1568年拥立足利义昭为室町幕府第15代将军，掌握实权。1570年6月平定了近江的浅井长政的叛乱后，率兵入京都，假天皇之威，号令群雄。1582年6月2日遭部将明智光秀的突袭而自杀。执政期间，他推行新的大名领主制，采用西方火器改革旧武士军队的战术，使武士离农，为消灭封建割据，加速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开辟了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
1937年八一三事变
1937年8月15日-10月对上海侵略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上海派遣军”改为“华中方面军”；12月13日攻占南京后，司令部移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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