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想家尼采的详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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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尼采
（一）

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中国，了解尼采的人似乎都被鲁迅启蒙，鲁迅在他那些以数量取胜于其他所有作家而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当中的一篇中写到了尼采：“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

这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使成千上万的中学学子把尼采当成了反面的典型，虽然他们并不能说清他是哪个方面的反面典型。

《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在我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一直没勇气去碰它，今天拿起它，有一种复杂的感觉。

跟随丹尼尔·哈列维走进尼采的时光隧道，一开始就不轻松。这位法国作家不像维尔·杜兰特那样带着偏见去描述我们的主人公，但他也不带有赞美的感情。他喜欢以大量的笔记、书信说话，而且相对于尼采离开人世的时间而言，这些笔记和书信是鲜活的，它们距离主人公去世不到十年就被密集地汇聚在这本书里了。丹尼尔·哈列维尽其所能地用它们连缀起尼采的一生。

尼采的童年已经有了惊世骇俗的影子了。

他生于1844年10月15日，这一天恰巧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尼采的贵族论思想也许在此时埋下了种子？

尼采学说话很慢，“他总是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不发一言。他两岁半的时候才说会了第一句话。”幼年的尼采少说了不少话，所以他在成年就喋喋不休？

“尽管他还很年轻，却拥有一颗高度严格、一丝不苟的良心。微不足道的责备都会刺痛他的心，他喜欢独立行事，不要别人帮忙。”维尔·杜兰特把这归于父亲的早逝和家庭里的妇女们的娇惯，但这难道不是他一生的处世原则？

“他的伙伴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小牧师’。每当他给他们大声朗读《圣经》里的某一个章节时，他们就带着敬意安安静静地倾听。”这是不是在昭示着尼采要用他的思想去感染世人？

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弹奏钢琴，并且即兴演奏，同时诵读《圣经》作为伴奏。”这份对艺术的迷恋伴随了他的一生，尤其使他在青年时代因此结识了音乐大师瓦格纳，并因此影响了他一生，这是不是宿命中的应有之义？

他曾用12天的时间写就了一部自己的童年史，他说，“我写作的时候怀着巨大的喜悦，丝毫也没有感到些许疲倦。”驾驭语言和清楚表达思想的天赋能力，使他终究要靠它去谋生去验证生命的意义？

对罗马英雄穆奇乌斯的故事，他选择了伸手从炉中抓出一块燃烧的煤放在自己的手掌里的方式去面对别人的质疑，“我们往往在应当勇于直面我们的命运的当口，服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服从于谦卑的态度，这无非是为了掩饰当时所感到的懦弱和胆小罢了。”尼采的英雄观莫非是他的天性吗？

面对伟人，我们习惯寻找他伟大的渊源和一切，尽管这带有功利的色彩。

（二）

尼采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甜蜜的友谊与天才的学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中度过的。

在尼采为数不算很多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影响了尼采的一生，这个人就是瓦格纳。在《尼采传》中，丹尼尔·哈列维不惜花费了两章来讲尼采和这位音乐大师的友谊。

如果说年轻的尼采大学毕业证没拿等拿到就被聘担任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是他人生荣耀的开端的话，那么巴塞尔这个城市仿佛宿命的安排，把他和瓦格纳连在了一起，不可分离。

尼采从服役的炮兵团的军马上摔下来那年，还不满24岁，也就是在这年，他和德国人一起发现了瓦格纳。不过瓦格纳在哪里，当时还是个问题。但尼采一旦和巴塞尔连在一起，就使他和瓦格纳的接近变成了可能——瓦格纳就住在离巴塞尔不远的特里伯森，那年他59岁。

尼采为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特意定制了一件黑色燕尾服，但因为无法付现金又被裁缝拿走了。但这丝毫没影响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愉快的效果，这对忘年交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在写给好友欧文·罗德的信中，尼采不厌其细地说到：“我是多么想让你知道那晚的欢乐啊，它如此生动如此特别，以至于如今我都无法恢复原有的平静，因而我的叙述无法做得比向你唠叨一个‘童话故事’更好一些。……他说话时思路异常敏捷，表述生动活泼，其充沛的感情和幽默足以感染一圈人，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其间，我还和他聊了很长时间的叔本华，他充满温情地把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归功于叔本华，并且对我说，在所有哲学家中，叔本华是惟一理解音乐精髓的人。啊，你可以想象，我听到他这样说时是何等高兴。”

尼采是在瓦格纳一生的鼎盛时期开始与他相交的，这个伟人当时正隐居完成他的四联剧。而尼采长期以来“一直需要去热爱、去崇拜、去倾听”，他终于碰到了一个配做他的老师的人，而且对这样一个人，无论怎样去崇拜去热爱都不会过分。他甚至写到：“以至于我觉得我在他面前是在跟一位神打交道。”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到瓦格纳家做客，《悲剧的诞生》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1871年最后一天，他的作品《起源于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出版了，尼采把第一册书赠给了瓦格纳。瓦格纳以极大的热情呼应他，“亲爱的朋友——我还从未读到过一本比你写得更为出色的书。这真是棒极了！……我对科西玛（瓦格纳当时的妻子）说：除了你，他是我最爱的人。”瓦格纳甚至还温柔地抱怨尼采只赠了一本书，以至于他要和科西玛为了阅读这本书而争执不休。

但特里伯森整整三年“充满信任、愉快，闪烁着深刻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日子”随着瓦格纳举家迁往拜洛特而宣告结束，特里伯森成了尼采的两难。在帮着瓦格纳一家收拾东西时，尼采神情恍惚，“他打开琴盖，弹了一段序曲，接着开始即兴演奏。理查和科西玛·瓦格纳停下手里的活，倾耳倾听。一支忧郁难忘的狂想曲在空空如也的客厅里萦绕回荡。”

尼采以帮助瓦格纳取得成功，并为取得成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年青时代的双重希望。这二者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随着交往的加深，尤其是瓦格纳试图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剧院，使得他们的友谊发生了裂痕。瓦格纳令他深感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瓦格纳如此猜疑？这会引起不信任。”“难道我就没有受尊重的权利？难道我得听从什么人的指挥？”

我们更愿意把这种对峙看成是两个个性极强的伟人之间的磨擦。为资金短缺的剧院筹款而起草的呼吁书因为“太严肃了，不够礼貌”而被另一分仓促的取代，这使得尼采陷入了痛苦，痛苦进而变成了恼怒，他对瓦格纳艺术进行探讨：“瓦格纳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艺术意味着什么？”探索的结论是，“这种艺术是足有十五个世纪之久的人性之花，它行将凋谢，壮丽却病态。”当然，这些思想都没有公开，而是静静地藏在只给他一个人看的笔记中。

但即使是这样，这种处境仍然是“虚假而尴尬的”。尼采仍然渴念瓦格纳，就像某个人渴念一个女人一样，因为后者给他带来欢乐。尼采没有力量与瓦格纳决裂。

而在另一边，瓦格纳对尼采的喜爱已经到了他能够喜爱一个人的最高限度。他三番五次地发信邀请尼采。但尼采以各种理由拒绝去拜洛特。在他不得不去的时候，他故意玩花招激怒瓦格纳，他内心清晰地感觉到，“最后的决裂为时不晚了。”他甚至在信中和书中逐步清晰地暗示这种单方向的意愿，但瓦格纳似乎并不为之所动。

四联剧的公演成了尼采不得不涉的河，他终于来到了拜洛特。每个晚会都是一次成功，而每一次成功都会增加尼采的忧伤。在拜洛特一遍遍地谢幕时，尼采逃走了。

我们很难想象这种给尼采带来巨大痛苦和伤害的友谊该继续称之为友谊。抛弃这段友谊究竟是尼采思想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入所带来的必然呢？还是尼采那最后崩溃的心理和大脑的前兆呢？

（三）

“第七重孤独。

我从未感受过

更切近的甜美的静谧，

各个内温暖的太阳的关照，

——甚至那闪烁的，岂非我绝顶上的冰？”

——尼采诗摘抄

尼采的一生是在孤独中度过的，这倒不是说他的身边没有朋友。

其实一个人的孤独和有没有朋友没有关系。尼采的朋友很多，查理·瓦格纳、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保尔·李、弗兰兹·欧维贝克、……他们长期保持通信和会面等形式的交往，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和他们永远保持这种状态。

但他偏偏喜爱孤独。

这恐怕有两个因素。一是他的天性，这样解释似乎没有说服力，但事实确实如此。二是他的哲学追求，这样说似乎把哲学置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正因为如此，他靠长长的漫步训练自己面对孤独所造成的忧郁，他靠写作来冲淡或强化孤独所带来的痛苦。长年的磨练使他练就了独特的本领，在给朋友彼得·加斯特的信中，他呼唤道：“归来吧，回到孤独中来，我们俩都知道怎样在孤独中生活，也只有我们俩知道。”

有时候，孤独是他的一种逃避。与瓦格纳的决裂是他巨大和持久的痛苦。“他总是感受到摒弃查理·瓦格纳后带来的巨大空缺。”他曾大病一场，甚至给妹妹留下了遗嘱，他渴望去最偏僻最安静的地方过完全孤独的生活，于是妹妹把他带到了几乎没有人造访的恩加丁的山谷间。那年，他35岁。但已像个老人一样。

但尼采的孤独被赋予了哲学的内涵。在热那亚，太阳一升起，他“就到了一块靠近海浪的幽静的岩石边，撑一把伞，躺在岩石上，像蜥蜴一样一动不动。眼前除了大海和纯净的天空似乎什么也没有。”他会在那儿呆很长时间，呆到黄昏的最后时分。黄昏过后，《朝霞》诞生了。

他需要独处，并强力捍卫着他的孤独。还是在恩加丁，保尔·李要来和他交流《朝霞》，他间接谢绝了，他说，“在我思如泉涌的时刻，有人要来这儿，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要是我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孤独，我就会离开欧洲许多年，我发誓，我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

这种孤独是有高度的，正如他发现了轮回说时在笔记上写到的，“1881年8月初，在西尔斯-马利亚，海拔6500英尺以上，并远远超越于人类之上。”

当每个人都背叛他后，他再度离开了，他说，“今天，我进入了彻底孤独。”这是查拉斯图拉到来的前夜。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尼采试图解释一些法则，当中他提出“不时必要的孤独，这样人类才能自省和专注。”同时，他以身示范。正如他所说，“我从来不会坐在那棵树的阴影下而不采撷一些思想。”

尼采的孤独还在于，“没有一个人在思想上真正与我一致。”“我非常清楚，我最终要走自己的路。每当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忍受孤独’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自我羞愧——我感到我是在厌恶自己心目中最崇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尼采的孤独是独特的。

但对孤独，尼采是且爱且怕的。

妹妹离开欧洲后，他大张大张地给妹妹写信，里面充满了可怕的力量和千篇一律的孤独。“当一个人有太多要说的话，被迫保持沉默是多么可怕。难道我生来就是为了品味孤独，永不会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吗？无法交流事实上就是最可怕的孤独，它意味着与人隔绝，意味着戴上一张比任何黄铜面具更坚固的面具——完美的友谊只可能存在于意气相投中。”

也许这是个悖论。但尼采无法逃避。丹尼尔·哈列维给他的《尼采传》第七章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最后的孤独”。1888年，尼采渐渐地失去了意志和判断力。他陷入了长夜般的孤独中，直到1900年8月25日。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恐怕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毁誉不一，用不同的观点对他的思想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尼采也常常遭到误解，有人说“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曲解的现象”（波达赫：《遭毁灭的尼采著作》）。在中国，尼采学说也是命运多蹇的。大概在尼采逝世后不久，他的学说就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初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思想家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鲁迅、陈独秀，大都对尼采作肯定的评价，推崇他破坏旧文化、创造新文化，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和鲁迅都把尼采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作为代表未来西方思想潮流的重要人物。但是，尼采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时兴了一阵子，随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而出现“尼采热”，尼采也被中国的法西斯信奉者歪曲利用，从此就背上了种种恶名。在很长时间内，尼采的名字在中国成为“禁忌”，他的书不再出版，关于尼采的研究也完全停顿了。 只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以后，从80年代开始才逐渐恢复对尼采的研究，甚至一度又出现了“尼采热”。我觉得经过一百来年的风风雨雨，几经炎凉，现在应该是冷静地坐下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尼采的时候了，既不要带着某种情绪去利用尼采达到什么目的，更不要搞什么市场炒作，要知道“市场上的苍蝇”是最使尼采反感的。实事求是地说，过去中国人对尼采的理解，往往只是片断的，或局限于少数个别著作，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尼采著作的中译和有关研究增多了，但至今真正有份量的全面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也还没有问世。我们迫切期待着中国作者写的那样著作的出现。 作为思想家的尼采是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要真正理解他谈何容易。有过一个时期，尼采是批判的靶子，要批判他是太容易了。他的优点在于坦率，敢于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见解，所以他的错误观点也很明显突出，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记得恩格斯说过，挑黑格尔的毛病很容易，但这是小学生的工作，真正困难的是从一大堆废物里找出真正珍贵而有价值的东西。出身于基督教牧师的家庭，生长于妇女之手，却成为反基督徒、反女性主义者，青年时代崇拜叔本华哲学，迷醉于瓦格纳音乐，后来却成为叔本华、瓦格纳的激烈批判者，这是为什么。 十几年前我去魏玛访问，这是德国文化气息最浓郁的极美的小城，那时德国尚未统一。与歌德、席勒那些文化巨匠在一起，尼采是无声无息十分寂寞的。我去了尼采故居，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我参观了丰富的尼采档案，到了他的住室，那里只剩下他的胸像孤零零地放着，我看到他寂寞、孤独、忧伤。我突然想人们读他的书，写了这许多关于他的书和文章，利用他的名义干这干那，但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呢？晚年一直陪伴着他的亲人，包括Eliza bethFosterN．不理解他，去那里参拜他的希特勒也不理解他。他孤单单地在那里，谁真正了解他内心的痛苦和希望呢？ 我以前曾说过，尼采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的著作就摆在那里，任人去评说，更不需要什么人去做翻案文章。他自己讲，读他的书需要有一口好牙和一个强健的胃，其实我觉得更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尼采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个诗人。他不仅写诗，而且处处表现出诗人气质。他并没有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许多著作是警句式的语录汇编，有许多形象化的比喻，因此人们根据不同的理解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样，尼采学说也就给各种不同的派别和倾向，都留下了重新解释的宽广的余地。我以为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思想家都会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讨论尼采学说，很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评价。我还是那句老话，对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能、也不可能要求“舆论一律”，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充分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和比较，来加深我们对尼采的理解和认识。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尼采的生日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ßen，1795年10月15日－1861年1月2日），的生辰。尼采的父亲是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他曾执教过四位公主，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后来，国王指派尼采的父亲到勒肯镇担任牧师，那个影响世界的天才尼采也就在这里出生。尼采回忆：“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真实的快乐。”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祖母关于其波兰贵族家族史的灌输对尼采贵族情结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兰贵族血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号。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团团围住，她们把他娇惯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尼采曾经这样讲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地思考。”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
中学
　　10岁时他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对文学与音乐极感兴趣。14岁时，进入普夫达中学，这个学校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出了很多伟人，如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Schlegel，以及康德的继承者、伟大的先验主义和道德哲学的代表费希特。可是尼采却难以接受这种新生活，他很少玩耍，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这时的他除了理智的发展并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经成为他感情生活的寄托。尼采幼年曾受教于普鲁士当时最好的女钢琴家，当他的母亲为他聘请这位老师时，尼采就深感日后的生活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支持了。
　1861年17岁尼采患严重疾病，首次出现健康恶化的征兆，被送回家休养。3月接受基督教的按礼。
大学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学习神学了。他常听同学们交谈，有些人毫无信念和激情地重复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丧失了激发人的力量；还有一批人喜欢实证科学，阅读福格特和比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这些都没能吸引尼采，他是一名诗人，需要激情、超常和具有神秘性的东西，他不再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尼采在修养和气质上更是一名贵族，所以他对平民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他从没想过要过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不会对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尼采有自己的喜好，他热爱希腊诗人，崇尚希腊神话中各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并把他们巧妙地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尼采还在校学习时就深深体会到精通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古文字、文学，古典主义艺术的热爱。他热爱巴赫、贝多芬，以及后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热情褒扬的那位歌剧巨人——瓦格纳。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谢尔思(F. W. Ritschls)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之到了那里。当时的尼采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开始哲学沉思了。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地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点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中，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好像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那时，尼采非常困惑：为何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会被现世所抛弃，其伟大的著作为何只在书架的偏僻角落才找得到？叔本华是这个青年心中的偶像，他在以后也被认为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继承者。这时的他，此外还从朗格、施皮尔、泰希米勒、杜林、哈特曼那里汲取了传统的抽象概念。同年因拒绝参加复活节圣餐引起了家庭的恐慌。 　　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在炮声隆隆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他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随后的几年中瓦格纳和妻子成为尼采在艺术和理智方面的良师益友，一个家的代用品。并且得到他的导师李契尔思向巴塞尔大学的推荐：“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经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言学家。他今年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言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李契尔是第一个向世间预言尼采是位天才的人。
教授生涯
1869年2月，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此后的十年是尼采一生中相对愉快的时期。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例如瑞士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at)。1869年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国籍，从此成为瑞士人。1869年5月17日，尼采初次到瑞士卢塞恩城郊的特利普拜访了瓦格纳。同月28日，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当时，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 　　1870年，尼采被聘为正教授。不久传来了德法开战的消息，尼采主动要求上前线。在途经法兰克福时，他看到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突然间尼采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我第一次感到，至强至高的‘生命意志’决不表现在悲惨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于一种‘战斗意志’，一种‘强力意志’，一种‘超强力意志’！”1870年10月，尼采重返巴塞尔大学讲坛。他结识了神学家弗兰茨·奥弗尔贝克(Franz Overbeck)，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并共居一所住宅。
发表著作
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这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著作，充满浪漫色彩和美妙的想象力；这也是一部幼稚的哲学作品，充满了反潮流的气息。但是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已经形成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尼采并不就此止步，他毅然攻击最受尊敬的典范—大卫斯特劳斯，以此抨击德国人的粗俗的傲慢和愚笨的自得：“司汤达曾发出忠告：我一来到世上，就是战斗。”《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abe Betrachtungen）的第一部发表之后，引来了一片狂热的喝彩声，同时也遭到了维拉莫维茨领导的语言学家圈子的排斥。教授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评。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文章写于1875与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 　　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一份变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的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漫游生涯
　　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同时也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尼采深深坠入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最后，两人只能保持着友好的接触。然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飞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小插曲就终结了。
1883年，他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第二部分，1884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尼采评价自己这部著作：“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气息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 ，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强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1886到1887年，尼采把他浪迹天涯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1886年）和《道德的系谱》（1887年）。在这两个集子中，尼采希望摧毁陈旧的道德，为超人铺平道路，但是他陈述的一些理由却难以成立。此外，这两个集子中所阐述的伦理学的体系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充满刺激性的夸张。在尼采发疯的前夜《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那这人》、《尼采反驳瓦格纳》一气呵成。它们写得标新立异，很有深度。但同时这些书也具有闻所未闻的攻击性和令人瞠目的自我吹嘘。
晚年
　　1889年，图林的灾难降临了。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 生病的尼采
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柏林。尼采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1890年5月，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照料。
1897年4月，因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家中居住。在尼采的一生中，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围着他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享年55岁。“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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