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乐的追思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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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悼念父亲（新声韵）
噩耗突传，严父归天，不胜哀愁。看阴云密布，动惊天地；苍松劲草，闻讯低头。雨罩青山，江河呜咽，子女亲朋涕泪流。仰天啸，叹至亲长逝，父爱永休。 灵堂三尺幽幽，忆我父音容脑海留。凭一双巧手，走南闯北；八面玲珑，出纳支收。孝敬双亲，教抚子女，和睦四邻必应求。威望树，存亮节高风，千古传讴。

不一样。纪念是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追悼是对于死者的追念哀思。纪念可以对人,也可以对事;追悼只能用于对死去的人

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纪念刘崇乐教授
A SCIENTIST THAT LOVES HIS FATHERLAND——In Memory of Prof．Liu Chung－lo
作者：黄复生，黎明
刘崇乐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是勤奋治学的一生，是有益于人民的一生。刘先生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出生。解放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系主任、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队长、云南动物研究所所长、云南分院副院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昆虫学报总编辑等职，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民盟中央委员。
刘崇乐教授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之后又多次赴国外考察访问。二十年代开始，在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就致力于科学研究，为发展我国昆虫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在北方开展了许多工作，人们尊重他，称他为“北刘” 。
解放前夕他正在美国访问，接到了美国和台湾有关部门的聘请，但是他拒绝了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怀着满腔的热忱，毅然回到了祖国，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此，他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直到最后一息。
在抗美援朝的反细菌战争中，他不辞劳苦，积极工作，亲自参加调查，举办细菌战罪行展览，在国际学术会议和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刘崇乐教授理解国家的困难，为节约外汇，他倡议并开展了对于紫胶虫的研究，扩大了紫胶的生产，为发展我国紫胶事业奠定了基础。
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国内创办了“生物防除”研究室，开展了寄生天敌的研究，并首先从国外引进了苏云金杆菌及昆虫病毒，奠定了昆虫病理学的基础。他本人在昆虫文献学和瓢虫分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全部工作为倡导和发展我国的“生物防除”学科立下了功劳。
刘崇乐教授长期以来担任昆虫学报总编辑工作，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开展我国昆虫学的学术活动付出了巨大精力。
刘崇乐教授不仅为发展我国昆虫学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而且还培养了许多人材，其中很多人已成为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和科研骨干。刘崇乐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凶残地破坏我国科学事业，践踏知识分子政策，对刘崇乐教授横加诬陷打击，进行百般的凌辱和迫害，在长期的摧残下，久病不得医治，于1969年1月7日含冤去世，终年68岁。
打倒“四人帮”，科学界重见天日，刘崇乐教授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我们应该永远记取这一血的教训，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科学的春天里，在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我们怀念刘崇乐先生！
老实严谨的刘崇乐教授和他的悲惨遭遇
作者：蔡恒胜
在美国康州的美弗尔的一所养老院里躺着一位华人老妇，她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几乎连自己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儿孙都不认识了。她九十七岁了，人世间的凄凉苍伤都经历了，她太累了，也该休息了。养老院里有宁静清洁的环境、精心护理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儿子每周都来看望她，四个孙子都已工作了，三位已成家，她已有重孙子重孙女。过上舒适的晚年生活，她也该安心了。她就是我称之为刘伯母的施慧元女士，她的先生就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崇乐。
刘伯伯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9月20日生于上海，1969年1月6日卒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学位，1922－1926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业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调至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对我国资源昆虫特别是紫胶虫的调查、研究、利用及扩大新产区颇有贡献。
刘伯伯是家父（蔡邦华院士）的同行和好友，1953年家父从杭州浙江大学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以后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成动物研究所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个文革重灾区，当时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四十七岁，居科学院之首。出自动物所的柳忠阳等一批造反派就把动物所作为典型，大搞法西斯专政，把张劲夫、裴丽生、秦力生、郁文、杜润生等院领导和动物所的几乎所有年长的老科学家包括童第周、陈世骧、蔡邦华、刘崇乐等全部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押在动物所牛棚，并把他们的家全部清除出十三、十四和十五楼。当时年近七旬的刘伯伯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家父屡次向这些造反派反映，刘快不行了，要送医院。但是这些人那里有人性，毫不领会。家父后来悲愤地回忆这段往事，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友就这样走了。据后来有人谈当时的情景，刘老经常吃不饱，有一次，他饥饿难忍，捡食了几粒掉在地上的玉米粒，竟被打得吐了出来。接着，这些造反派还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一代名家就这样摇摇晃晃，在一阵狞笑中从独木桥上消失了。更令人痛心地是与此同时，他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小儿子刘彭业不明不白从物理所大楼坠楼身亡。当时的刘伯母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欲哭无泪，悲痛欲绝。她真是悔恨啊，在临近解放之际，刘崇乐接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请他执教该校。当时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对共产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共产党新中国有好感。在决定是否留下来有点拿不定主意。刘伯母想起她的外甥何祚庥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的地下党员何祚庥当然劝他们留下来。哪里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变得家破人亡。而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这也就是为什么刘伯母后来在平反之际，六十多岁时只身一人到了美国，千辛万苦最后把她大儿子一家六口先后移民到了美国，她绝不再让她的儿孙再受到伤害。这是后话。
刘伯伯自50年代起，就立足于昆虫学基础知识的丰富积累，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在国内首倡资源昆虫学研究。他积极从事捕食性天敌昆虫的应用和开发研究；进行寄生蜂、寄生蝇的利用，为我国综合治理农业、林业和园艺害虫作出了贡献，是我国利用天敌资源进行害虫生物防治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以来，他密切关注我国工业、国防的重要原料紫胶虫的研究。时值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紫胶来源十分困难。1955－1958年间，刘崇乐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我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为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56年，中苏科学院云南紫胶工作队改名为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除紫胶之外，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和资源。动物方面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上述调查获得了诸多新发现，证实了云南动物种类繁多且区系复杂、资源丰富。“动物王国”之称誉被科学界确认，为云南建立专业性的动物学研究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准备。
刘伯伯一生热爱昆虫学研究。早期以胡蜂科为主要对象，中后期侧重于瓢虫科和寄生蜂、寄蝇、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极有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自律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有二件事证明刘伯伯的做事为人。1927年7月，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30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作者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壳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学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刘伯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而不像有些人在大跃进年代搞浮夸，瞎论证什么一亩地能产万斤粮之类；更不象当今中国有些人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
刘伯伯离我们快四十年了，在其一生的教育、科研生涯中，著述甚丰。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他的为人，他的杰出贡献，他的遭遇，他的死，能不让我们后人深刻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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