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的权利有哪些变化

古代皇帝的权利~

首先,皇帝获得税收,应该是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所有人民都是他的奴仆,定期服徭役;
而且,全国几乎所有女子都可能成为他的妻子,皇帝享受最崇高的礼仪,可以制订和修改法规,同时也具有终极裁决权.

（一）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推行重商主义，注重发展经济
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了1万1千多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
（三）鼓励移民，收容新教徒。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了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
（四）统治者忧患意识强烈，较少陷入腐化堕落
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军费与政府开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了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
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军，来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五）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项改革
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了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
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了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效仿“样板”。
（六）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复国兴邦的强烈愿望，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基数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
（七）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为本国谋求利益
无论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象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
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来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
（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推动。
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了了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
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了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而一部“普鲁士道路”的演进史，也在某种意义上不断给予着我们警示和启迪。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设立了皇帝制度,其特征为皇权独尊、皇帝至上、皇位世袭;中央又设三公九卿制度,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此时君主主宰国家政治而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有所制约。皇帝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变化原则: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当时丞相李斯的权利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刚刚产生,还处于发育阶段,皇权的绝对地位还没有太明显。
　　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
　　汉武帝时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职或处死。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参与国家政治中枢的主要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做出决策。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官僚机构被称为“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中朝”,并有中朝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中朝,“中朝”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作用。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唐代中央设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职责是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封建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的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就从三个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大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这些措施确实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确保了君权的独断地位。但它也给宋朝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臃肿,官员人浮于事的困境。
　　宋朝以后仍然有不同形式的措施出台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而这一渐强,一渐弱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在中央的表现之一。
　　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 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 又置文华殿大学士, 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 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
　　这样,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隶于皇帝,解决了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因此明成祖朱棣时设内阁,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构。尽管内阁权力日盛,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内阁只是皇帝的是从咨询机构,不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但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制度、职位,而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地位便一落千丈。可见内阁首辅的权力与前代丞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清朝沿用明制,亦设内阁和大学士。但清初军政大权掌握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手,1732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后,实权又在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变成只是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构。清末设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内阁均废。虽然清朝设置得军机处军机大臣的职权很大,但他们级别不高,且在皇帝面前只能跪奏笔录。军机处的设置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从秦汉到明清,中央官制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削弱直至被废除。可见,宰相制度的演变是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需要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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