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游侠，与小说、电视中所呈现的有何不同？

谈论古代游侠的利弊~

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抒发了他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
　　前四句从侠客的装束、兵刃、坐骑描写侠客的外貌。
　　第二个四句写侠客高超的武术和淡泊名利的行藏。
　　第三个四句引入信陵君和侯嬴、朱亥的故事来进一步歌颂侠客，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抱负。侠客得以结识明主，明主借助侠客的勇武谋略去成就一番事业，侠客也就功成名就了。
　　最后四句表示，即使侠客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侠客的骨气依然流芳后世，并不逊色于那些功成名就的英雄，写史的人应该为他们也写上一笔。
　　有人认为这首《侠客行》仅仅是写朱亥、侯嬴，是不对的。前八句写的侠客的形象就与朱、侯两人不符。朱并不会剑术，而是力气大、勇敢。侯主要是智谋取胜。一句“闲过信陵饮”不过是将侠客与信陵君这样的“明君”联系起来罢了，因朱、侯都不是以这种方式结识信陵君的。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前人有曰：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李白这首亦当如是！
　　我们知道，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这是与唐代西域交通发达，全国经济日益繁荣，城市商业兴旺的盛唐时代有关，所以，下仅是燕赵传统的多任侠而已。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融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论稿》）更促成了少年喜剑术、尚任侠的风气。李白少年时代，颇受关陇文化风习的影响，因此，他自幼勤苦读书“观百家”外，“十五好剑术”（《与韩州书》）“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甚至，他一生都不离剑的：“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堪称是“文武不殊途”，兼备于李白一身了。那么，诗人李白何以如此爱剑呢？这和他轻财重义，尚任侠分不开。他说；“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正是当时任侠流行的社会意识，为了事业心和抱负的驱使，尚任侠的少年都企求干一番豪纵、快意的事，得到社会上的普遍赞誉。李白这首《侠客行》就是以这任侠意识为旨的。
　　《侠客行》是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当时游侠儿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的展现在目前了。因为诗人并不是为物而夸张的写物，而是处处着眼于人的精神气势而写物。“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
　　诗人进而写游侠的行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也仅是二十字，就高度概括了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等等的高尚人格。诗人是以“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思想，加以歌赞的。事实上，诗人之所以少好任侠，乃是以此为理想人格而向往的，故能把一般的任侠社会意识，写得如此深刻而生动。
　　最后，诗人以战国时“窃符救赵夺晋鄙军”中的侯赢、朱亥”二壮士”例，阐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之旨。“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紫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恒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这“三杯吐然诺，五岳为之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紫霓生。”重然诺，尚意气的任侠，真是“慷慨成素霓，啸咤起清风。”（张华《壮士篇》）的。震撼了大梁城：“千秋二壮士”，是当之而不愧。“不惭世上英”！诗人对“二壮士”叹服不已，情见于词了。
　　然而，诗人不仅在热烈的颂唱“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是为壮夫所不为！
　　《侠客行》诗，虽在歌颂任侠，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把诗人少年的豪情壮志，表现无遗了。
　　侠客一道，是中国文化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对于体制的强权保持一种个人的挑战，无论是真正武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使得体制的强权无法控制一切，使得这个文化不会完全丧失活力。到了宋代之后，在长期的王权的压制下，这个基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休眠了；而到了近代，更是又来了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压制，中国人吃饭、穿衣、一举手、一投足、一动念，都变得要想一想是否符合西方人的规范，是否有“绅士风度”。因此，侠客一道的文化基因在现代中国也是离死不远了。现今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喜欢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但如果你真仔细想想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里的侠客，你会发觉那都只不过是一些可爱的小男人和小女人。作为消闲，可爱固然是可爱，但与李白诗中的那种豪侠境界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承平世界，一切都已经由别人安排好了，管理好了，自己消闲就够了；但如果我在前面所说的新的极权世界果真降临，我们恐怕就更需要唤醒远古的基因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就算是某一种“眼花耳热后”的梦话吧！

没什么联系吧……一种是兵种，侦察骑兵；一种是社会职业或阶层，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略有区别，主要指汉朝以前地方上蓄养死士的豪强地主，朱家、郭解一类人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为大家梳理一下"游侠"这种人物角色在我国古代社会各阶段的兴衰起落。

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游侠，与小说、电视中所呈现的有何不同？

金庸先生

说到"侠"，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大都是去年刚刚驾鹤的金庸先生的作品中一位位栩栩如生的"大侠"。但实际上，文学作品毕竟是虚构的，先生笔下那些忠肝义胆、叱咤江湖、甚至攘臂扼腕救国于危难之中的英雄们，在真实的历史发展当中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宋、元、明三个朝代本身就是一个侠的势力相对而言从逐步衰落到"默默无闻"的时期。但金庸先生的确以他深厚的功力，将散落在我国长河中的"侠"的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说还重新赋予了"侠"这个群体一些更为理想化的品质。

影视作品中的大侠形象

言归正传。"侠"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韩非子只是"恨恨地"将它与当时还是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并称，说了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直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对游侠的认识形诸笔墨，写下扣人心弦的《史记·游侠列传》，使得游侠群体短暂地获得了在王朝的正史当中亮相的机会（当然，褒贬也就理所当然地掌握在执笔者手中了）。

在战国时期，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孕育出了不少轰轰烈烈的"大V"侠，比如豫让、专诸、荆轲、秦舞阳等，他们"义"字当先，追求公平和正义，与墨家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侠"也常被称作"墨侠"。这些急公义、轻私利的游侠，在社会上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可以说集中代表了我国"侠"传统的原始精神风貌。

影视作品中的侠客秦舞阳

根据司马迁和其他学者对"侠"的生存环境的界定，刘邦尽管贵为大汉朝的开国之君，但早年的他也被归结于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游侠"阶层——没错，在战国时期乃至到汉初，"游侠"已经俨然成了一个被民众所承认的社会阶层。跟刘邦一起起事的那些人，除了张良是韩国贵族出身以外，其余的也大都是出身于市井之间的游侠。

汉武帝时代，国力和皇权都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在大一统的思想背景下，汉武帝认为国家力量足以控制一切，允许游侠势力的存在无异于是开门揖盗，于是一方面加强对民间社会的管控，一方面任用公孙弘等文人儒士，大肆扫除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势力，使原本寄生于民间社会的游侠阶层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此，西汉时期的游侠再也难以大规模地集结起来，与朝廷势力之间形成明显的张力。

到了东汉时期，游侠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先秦时期救危扶难、仗义疏财的"正义"化身，蜕变成了"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的豪暴之侠（荀悦《汉纪》），我国的"侠"文化出现了异化。

受人欢迎的郭解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敢于公然对抗朝廷，他们的底气之一便是因为像战国时期的士人那样大规模"养士"，为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形成独立的割据势力加薪助火。《三国志》中所记载的董卓、孙权、曹操、刘备等，无一不与"侠"亲近，甚至他们本人就是豪侠出身。同时，松动的社会结构也使"侠"重新获得了相应的生存空间，逐渐地活跃于社会各个角落。

到了隋唐时期，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皇室和相对宽松的统治氛围，为侠客的存在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土壤，社会上充盈着浓厚的"豪侠"意识，"文人行侠"成了唐朝侠客文化的特色，在追求前代侠客"狂放"气概的同时，"儒侠兼备"成了不少文人骚客的追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诗仙李白。在唐传奇中，甚至还出现了聂隐娘、红线、荆十三娘等令人称道的"女侠"形象。

影视剧中的女侠聂隐娘

从宋代开始，随着"文武分途"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武官地位急剧下降，使得与侠有着密切关系、甚至作为侠的本质之一的"武"字一度成为文人士大夫口中的"忌讳"，侠士之风开始落入低潮。但由于两宋军事一向羸弱，与周边政权的持续战争和接连失利，又使部分身怀武艺的边民团结御敌，为了国家的安宁舍生忘死，令人敬畏。同时，随着皇帝的权利的不断加强，一些底层民众被迫铤而走险，成了亡命江湖的绿林侠客。宋元明时期，侠客活动逐渐开始转入"地下"，并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起来的民间武术团体相结合，同时具备"世俗化"和"江湖义气"两大特征。

清代暮气充塞的社会环境下，侠客既不具有汉唐时代的显赫身份，甚至难以像宋明时代那样聚义于山林湖泊，而是成为了朝廷不遗余力、严厉打击的对象。鲁迅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侠客小说，如《三侠五义》等所体现出来的侠客精神，虽然没有拂逆我国先秦古侠的的"义"字精神，但多已经沦为官府的"编外"力量，对于官府和民众而言，都是一种相当边缘化的存在。

总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侠作为社会力量，具有强弱不一、形式变幻的特点，但"侠"的精神始终存在，而且在每个时期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当社会环境宽松一些，侠的活跃度就高一些；当社会氛围趋于高压，侠的活动也就相应地有所收敛乃至暂时"沉默"。

"侠"或大或小、不绝如缕地生存和活动于朝廷的官方势力和最具体的民间生活之间，以自己对侠义精神的理解为指导，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曾经有效地润滑着古代社会"大车轮"的运转。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侠"曾经为中华民族能够长久地存续于这片土地上，作出了自己特别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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