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麾下的“首席谋士”是不是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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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子》中记录的言论，明显与《魏书》中的郭嘉言论完全相反，当时也说过，应该是直接把程昱的谏言张冠李戴到了郭嘉头上。

在此条件下，简单地下结论，《傅子》属于粉团作品，疯狂捧偶像，所以造假，也算是个说法。

但是，真相往往没那么简单，还是要在细节里寻找魔鬼。

对比一下郭嘉的“十胜十败论”，荀彧的“四胜论”明显更实在，与荀彧的“四胜论”相得益彰的，是《三国志·贾诩传》中记载的，官渡之战相持中，曹军粮草将近，曹操问计贾诩，贾诩的回答：

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

明胜、勇胜、用人胜、决机胜，说的都是实事儿，也都是“能力”，和荀彧的所指基本一样，也就是说，贾诩和荀彧一样，认可曹操个人能力超过袁绍。

但是，“十胜十败论”中其他的内容，比如什么“道胜”、“义胜”、“仁胜”、“文胜”、“治胜”之类的，对照一下陈琳的“讨曹操檄”，以及史书记载中曹操的行径，这些词儿用他身上，应该荀彧和贾诩都有点脸红，更重要的是，这些玩意儿和俩军阀对掐的胜负没几毛钱关系。

真要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刘虞这种爱民如子的模范干部，就不至于带着十万人打不过公孙瓒的几百人，还被对方抓住，砍了脑袋了。

所以，“十胜十败论”中那些“道德模范”、“正义先锋”的表扬，荀彧和贾诩俩人但凡要点脸，也不会提，秉持的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态度。

那么，“十胜十败论”以及郭嘉的诸多“妙策”，到底是不是《傅子》杜撰的？

恐怕也不是，重点是，这话是什么时候，对谁说的。

之前提到了董昭对刘备反叛的预警，肯定是说在前头了，所以，曹操才给他徐州牧的职务，委以重任，而郭嘉献策不少，他的职务，或者说重任，就没变过，司空军祭酒，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奇思妙想”背后必有蹊跷。

有人说，这还算是个事儿？百度百科都说了，司空军祭酒，就是军师祭酒，是曹操为郭嘉这个首席谋士特设的官职，还不够重任吗？

抱歉啊，说军祭酒、军谋祭酒等同于军师祭酒职位的，理由是避司马师的名讳，所以，省“师”字，那么问题来了，诸葛亮的“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怎么不避讳，荀攸的“中军师”怎么不避讳，偏偏“军师祭酒”改成这个，又改成那个？

其实，这个说法最早是由清朝人洪饴孙在《三国职官表》一书中提出的，并被民国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所沿用，又因为他的影响力巨大而被广泛传播，也就是说，本就是一家之言。

从《晋书》的记载来看，晋朝人对“师”字确实有避讳，但却是将“军师”改为“军司”，司法的司，而并非缺字或是改为谋字。

事实上，在《三国志·郭嘉传》中，凡是提及职务的，包括收录的官方文件，自始至终都是：

“司空军祭酒”或“军祭酒”。

在《水经注》中，提到他的职务，记载也是“司空祭酒”。

事实上，“军祭酒”并不是什么特殊岗位，在孔衍《汉魏春秋》收录的汉献帝建安二十年诏书原文中就提到过：

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

这说的就是汉光武帝平定天下时的旧事，当时，光武帝任命邓禹为前将军出征关中，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在征战途中，邓禹以承制拜授的权力，任命军祭酒李文为河东郡太守，此时的李文、李春、程虑等人，其实就是“军祭酒”职位。

也就是说，在东汉初年，大将出征，可以统领“军师”和“军祭酒”，并不是曹操首创的制度，他真正的创造，其实是新增“军师祭酒”职位。

见《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

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

解释下，建安三年正月，曹操回到许都，首创了军师祭酒的职位。

这个职位的地位，要相对衡量，就得看《三国志·武帝纪》中裴注附上的《魏公劝进笺》里的署名排序：

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

在这之中，袁涣本传中明确提及其职务为丞相军祭酒，张承为丞相参军祭酒领赵郡太守，王朗为军祭酒领魏郡太守，杜袭为丞相军祭酒，可见，此处的“祭酒”就是“军祭酒”职位的省称。

而王粲则为军谋祭酒，位列军师祭酒董昭之后，在各个军祭酒之前，由此有限信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军师祭酒”和“军谋祭酒”肯定地位要高于“军祭酒”。

而郭嘉，不仅《三国志》里写他是“司空军祭酒”，就连《水经注》里提到他，也是“司空祭酒”，说明他这一辈子，就是个“祭酒”，这仨职位无论前面俩怎么排，他都是个老幺儿。

曹操麾下的首席谋士当然是郭嘉，曹操的多次打胜仗的经验就是来自于郭嘉的建议，他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的确是，曹操对郭嘉十分信任，每一次出征都要将郭嘉带在自己身边。

不是，曹操手下的首席谋士是戏志才，在他死了后才让郭嘉去顶替他的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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