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如何号召群众的？

希特勒是怎么赢得人民支持的~

1、解决失业问题
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初,德国失业人数高达600万人,加上400万临时工及其家属,全国几乎有一半人在贫困、饥饿、死亡线边缘挣扎。希特勒通过大兴急需劳动力的土木建筑工程和国防工程,重建庞大的军队和实行劳动义务制度,奖励妇女离职专营家务,迫害、打击异己,并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等实行关押、流放或免除公职等有关措施,到1937年3年多的时间内,德国大体上消除了失业。同一时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希特勒法西斯解决失业的这一问题,是使观察家和德国人自己感受最深的一项政策。
2、管理工资和物价
纳粹当局尽可能把工资维持在低的水平。工人的总收入虽有一定程度增加,主要是通过广就业和增加工时。与此同时,确保物价稳定,避免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以此防止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在保持低工资和稳定物价的状态下,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由于纳粹党在军备工业恶性膨胀、消费工业倍受忽视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经济战备军事化,因此,纳粹党的政策在实际生活中并未给德国广大民众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在整个纳粹党统治期间,德国工人的计量名义工资指数始终低于1929年世界经济爆发前的水平。但是,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时期相比,德国民众获得了工作,加上延长工时和同一家庭成员参加工作的人数增加,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由于法西斯德国战争经济快速增长,使得从独立经营者地位中沉沦下去的人和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员,因战争掠夺来的“收入”增加和生活条件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一时使他们个人因经济结构变化所必须付出的牺牲而减少,因而他们也普遍地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变化的法西斯社会。
3、社会福利政策
①扩大保险制范围
1929—1932年经济大危机时期,德国的保险金制化为乌有。希特勒上台后,颁布《维持偿付残疾者、矿工和职员保险法》、颁布新的《社会保险建设法令》、《扩大保险范围法令》和《关于德国手工业者养老金法令》。同时扩大社会保险的范围,规定40岁以下的工人和职员全部纳入社会保险之列,个体经营者首次获得社会保险。
②休假、旅游和娱乐
法西斯德国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德国劳工阵线通过与企业主协商,把原来每年3天的带薪休假日延长至6—12天,15岁以下的少年休假15天,其中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组织的活动者休假18天。德国劳工阵线还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1937年一年之内,全国约有10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法西斯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法西斯德国的工人也拥有了这种权利。实际上,“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船只,都是为考虑到未来战争而修建的。在战争过程中,3艘船只连船带人一起沉没。“力量来自欢乐”组织还组建交响乐队,经常组织工人观看廉价的话剧和歌剧,参观展览会,参加文娱体育活动,接受业务进修培训。
4、“社会心理拉平”蛊惑活动
①民众共同体
在希特勒纳粹党实施的蛊惑活动中,首先特别注重大肆进行关于“民众共同体”的“超阶级国家”论的蛊惑宣传。希特勒和纳粹党对“民众共同体”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解释:对内方面,把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政治反对派排斥在外,他们属于被镇压的对象。同样,也将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人等其他种族的人排斥在外,他们属于“劣等种族”。在对外方面,只承认本民族,即只承认德国,而无视其他民族和国家。在承认德国现存社会存在私有制和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前提之下,纳粹党将对社会各阶层通过一种持久的教育过程,达到取消现存传统、等级地位优越感和各种偏见,实现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职业、不分性别的一律平等。大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众共同体中的成员,共同为希特勒纳粹党的内外政策和称霸世界的侵略战争服务。希特勒纳粹党关于“民众共同体”的宣传,加上诱人的社会笼络和社会心理拉平的外衣,具有极大的蛊惑性。
②“社会心理拉平”活动
“社会心理拉平”,即为“社会心理平等”。关于这一问题,希特勒在1933年一次演说中声称:“我们努力按照人的内在价值来衡量人。我们不看其外表,不看其表面,努力忘掉区分人的出身、等级、职业、财产、教育、知识、资本等东西。我们要冲破这一切观念,将人们争取过来”。
希特勒法西斯当局努力将这种民众共同体的幻想,作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现实进行宣传。1933年4月希特勒政府作出决定,宣布5月1日定为全民族的劳动庆祝日,表示“尊重劳动,尊重工人”。5月1日这一天,也号召大企业主参加庆祝游行,以示“全民一家”。同时,法西斯当局将10月4日定为农民丰收节,声称“农民是德意志人民的生命之源”。他们还大肆颂扬中等阶层是“创造性等级”,以此满足广大中下层民众的心理需要。他们举办一系列象征性庆典活动和聚餐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一种德意志民族内部人人“平等”的感觉和印象。甚至规定固定的日子,在城镇的街道和广场以及农村,举行吃“大锅饭”的聚餐活动。在这一天,大企业主站在工人和职员身边,地主贵族站在农民身边,军官站在士兵身边,全体德意志人同吃“大锅饭”,作为形成民众共同体的象征。在
希特勒青年团等一些法西斯组织举行活动时,也实行富家子弟与工人子弟同穿一样的制服、同吃一样饭菜、同样进行义务劳动和接受军事训练。法西斯德国劳工阵线头目罗伯特·莱伊得意地宣称:“我们是欧洲第一个克服阶级斗争的国家”。
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后实行的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恐怖镇压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镇压和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和犹太人及其他非德意志种族,并把整个社会控制起来,同时也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实施笼络蛊惑社会政策,通过大肆宣扬“消灭失业”、“民众休假”、“大众旅游”、“大众汽车”和“社会心里拉平”等蛊惑活动,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在实践中,对“民众”、“民族伙伴”角色概念的拔高,都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平等”和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并未感觉到受到一种残暴的独裁政权的统治,而是生活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纳粹党实施的恐怖镇压与笼络蛊惑的社会政策,使民众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广大民众顺从和狂热地支持纳粹党政权对内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使得纳粹党统治下很难发生大规模的群众反抗运动。尽管在纳粹党统治的不同时期,发生过以工人阶级政党即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中坚力量的反法西斯抵抗斗争,波及德国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界、宗教界、军界等进行的各种抵抗活动,与法西斯独裁统治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斗争,但是德国的反法西斯抵抗斗争具有间或性和分散性的特征,在德国并未形成统一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德国人民的最终解放,并不是依靠自身力量,而是依靠外力取得的,这不能不成为德国人民历史上的一种悲剧。
五、在意识形态方面,宣扬“种族优越论”,对外夺取生存空间。
希特勒法西斯宣称,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的种族核心,应该统治世界,“应该主宰世界!”希特勒叫嚣:“一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就是统治世界,要准备用暴力和战争为德国解决‘生存空间’”。希特勒法西斯通过宣扬“种族优越论”和夺取生存空间,将德国民众引向盲目地追随和支持其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尓·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相比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当时德国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人的爱国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所以希特勒就利用德国人的这种心理，大肆宣扬纳碎主义，哄骗德国民众，疯狂发展军备，借此降低失业率，当时美英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向德国提供贷款。并且借德国来牵制法国，避免法国称霸欧洲大陆，让德国恢复元气，希特勒还收复了割给波兰的失地，吞并了苏台德，大大满足了德国人的爱国心理，试问这样的“政绩”和“军绩”，德国民众还不热爱他们的元首大人？

他如天才一般的演讲能力 煽动群众热情的能力
以及对德国人民的需求的了解
德国在一战中的耻辱 他向人民发誓要彻底的洗涮
犹太人的问题 他说要彻底的解决
日耳曼民族的优越 他说要绝对的发扬
用中国的话说就是一位为人民着想 为人民服务的好总理

当时德国对外割地赔款，对内经济大萧条，希特勒上台后先改善了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这是事实，并不断培养和提高德国人的民族荣誉感，提出种族优越论，而后收复了失地，宣传要为德国人争夺生存空间，于是，民众心甘情愿的跟着他打仗

撕毁限制德国的强奸条约《凡尔赛和约》

他天才般的演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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