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传文言文译文答案

文言文《虞集传》译文~

译文：虞集，字伯生。虞集的父亲虞汲，娶妻杨氏。虞集三岁时就已知读书，这一年是乙亥年，虞汲携全家去岭外，战乱之中没有书籍可带，杨氏口授文章，虞集听一遍就能诵记。等到回到长沙，拜师学习，才得到各经的刻本，（那时）虞集已是读遍了诸经，通晓其大义了。大德初年，被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虽然是以教导学生为职责，但他在学术上却更加自我充实拓展，没有片刻悠闲逸乐。任国子助教后，就以师道为己任，诸生等候他离开（官署）后，常常带着书本到他家完成课业，其他馆的学生也多相继到虞集处请教。任博士时，虞集曾在殿上监督祭祀，有一个叫刘生的人，因喝醉了酒而在祭祀时失礼，虞集将此事告诉学监，要求削除他的学籍。大臣中有人为刘生讲情，虞集坚持认为不可宽恕，他说：“国子监，是讲礼义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事而不予惩治，用什么教育人！”最终开除了刘生。泰定初年，在礼部举行考试，虞集对同僚们说：“国家分科考试之法，各经典的传和注各有所规定，将要以此统一道德标准、风俗习惯，不是想让学者各自独占其业，如同近代研究五经的学究那样固执浅陋。经典著作意旨深远，不是一人之见所能详尽，考试之文，推选其高深者录取，不必先有成见，假若先有成见，就会使求贤之心变得狭隘，而差错即从此而生。”其后他两次任考官，都坚持此说，因此每次录取的人都是人才。有旨令采辑本朝典章故事纂修《经世大典》，命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不久赵世延挂职归家，便由虞集单独负责此事，过了两年之后，书才完成，共有八百卷。皇帝因为虞集宏才博识，所经手的事都做得十分妥当，一时大典册立之文都出自虞集之手。虞集每次奉旨拟写文章，一定要用帝王之道、治乱之因，从容地讽喻切责，寄希望于皇帝看后有所感悟，他在接受皇帝咨询以及论述古今政治得失时，尤其能够委婉地将道理讲明。当时世家子孙因才能名声被提拔的人很多，担心虞集获得的恩宠一天比一天多，常常想着用什么办法离间他与皇上。没有奏效后，他们就一起摘录虞集的文辞，指责其中有讥讪之意，仰赖天子明察其中原委，所以没有能够中伤他。虞集评论人才，一定以其人的识见器量为先；他评议文章，不以最恰当的言辞使对方折服就不停止，对于那些违背经义的文章，即使文辞优美，也不赞许。虽然因为这两点触怒他人而招致别人诽谤，但虞集始终不因此而改变原则。光人龚伯璲，凭借才俊而被马祖常喜爱，马祖常任御史中丞时，龚伯璲成为他的门上客。马祖常屡次称赞他的才学，想要虞集出面把他推荐给朝廷，虞集认为不可，他说：“此人虽然略有才华，但不能担当大事。”马祖常听后仍然不以为然。马祖常邀请虞集到他家中做客，设置了酒宴，酒过一半时，他拿出推荐书请求虞集署名，虞集坚决拒绝。至正八年虞集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虞集资料：元代文学家。祖籍仁寿（今四川省仁寿县位成都市南）人，字伯生，为宋丞相虞允文之五世孙，其父任黄冈（今湖北省黄冈县位鄂城市北）尉。宋亡后，侨居临川崇仁（今江西省崇仁县位杭州市西南）。1297年（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元年）他至大都（今北京市）任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为集贤修撰，泰定帝（也孙铁木耳）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图铁木耳）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参加《经世大典》之编写工作，因他曾草诏说顺帝非明宗之子，故顺帝即位，他即谢病归里。他与杨载、范椁、揭傒斯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他说：仲宏（杨载）诗如百战儿，德机（范椁）诗如唐临晋帖，曼硕（揭傒斯）诗如美女簪花（一作“三日新妇”），而自己之诗则如“汉廷老吏”。虞集的诗歌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在《挽文丞相》一诗中，对宁死不屈的南宋忠臣文天祥充满无尚的哀悼，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人称“元诗四家”。
原文：虞集，字伯生。父汲，娶杨氏。集三岁即知读书，是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大德初，授大都路儒学教授，虽以训迪为职，而益自充广，不少暇佚。除国子助教即以师道自任诸生伺其退每挟策趋门下卒业他馆生多相率诣集请益。除博士，监祭殿上，有刘生者，被酒失礼俎豆间，集言诸监，请削其籍。大臣有为刘生谢者，集持不可曰：“国学，礼义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为教！”竟黜刘生。泰定初，考试礼部，言于同列曰：“国家科目之法，诸经传注各有所主者，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可尽，试艺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则求贤之心狭，而差自此始矣。”后再为考官，率持是说，故所取每称得人。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修《经世大典》，命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乃成，凡八百帙。帝以集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集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从容讽切，冀有感悟，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论荐人材，必先器识；评议文章，不折之于至当不止，其诡于经者，文虽善，不与也。虽以此二者忤物速谤，终不为动。光人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祖常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门，祖常亟称之，欲集为荐引，集不可，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器。”祖常犹未以为然。邀集过其家，设宴，酒半，出荐牍求集署，集固拒之。至正八年，以病卒，年七十有七。

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平
作者：佚名
早年生活
　　吴澄出身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据危素《吴文正公年谱》和虞集《吴公行状》记载，其祖父吴择为人宽厚，不屑细务，擅长于诗赋写作，又粗通天文星历之学。父亲吴枢性格温纯，对人诚实谦让，与世无争；平日乐善好施，热心帮助他人。有一年，其乡瘟疫流行，医生惧怕疾病传染，居然不敢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灾日益严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卧床不起。吴枢眼看这种情况，心中十分着急。他遍寻民间秘方，连日上山采集药草，亲手煎成汤药，挨门挨户送给病人服用，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许多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乡里有些穷人死后无钱办丧事，吴枢便慷慨解囊，尽力周济。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吴枢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一贯关心和同情穷苦人家，终生以助人为乐，由此深受乡里人尊敬和爱戴。这个有一定文化教养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家庭，对吴澄的一生无疑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吴澄诞生了。他从3岁开始，颖异日发，与一般儿童迥然不同。当时，祖父特别喜欢他，经常教他读一些古诗，几乎随口便能成诵。祖父见他悟性甚高，更加钟爱。日复一日，吴澄渐渐可以背诵好几百篇古诗，家里人无不为此而感到莫大高兴，深信他将来必定会有大作为。母亲游夫人曾带着他去邻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见到吴澄十分可爱，便送给他一些钱币和水果。吴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谢，随即收下了这些礼物。过了一会儿，他想到老奶奶年迈体衰，生活艰辛，自己实在不应该接受老人家赠送的礼物。于是，他满怀内疚，悄悄把钱币和水果放还老奶奶家里，才跟随母亲默默地离开了邻村。
　　宝祐元年（1253），吴澄刚刚进入5岁。家里人从外地聘请了一位老师，专门为吴澄授课。在老师的教导下，吴澄愈加颖敏异常，读书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牢记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专务学习，勤奋不懈，读书常常通宵达旦。母亲游夫人担心儿子过分勤学会损伤身体，引发疾病，便定量供给吴澄读书所用灯油，只许他读至半夜时分，适可而止。吴澄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嗜书如命，哪能忍受母亲这种约束，于是暗地到街市买回一些灯油，以满足自己熬夜读书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亲规定的时间熄灯，等到母亲就寝以后，又悄悄燃灯苦读，并小心翼翼地把灯光遮蔽起来，避免母亲发觉。
　　这样，通过日积月累，吴澄读了大量书籍。7岁时，对《论语入《孟子》以及“五经”（《诗》、《书》、《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诵，而且还学会了做诗，又能写作进士赋。9岁那一年，他几次参加邻邑课试，都是名列前茅。
　　宝祐六年（1258年），吴澄刚好10岁，开始懂得治学的根本。他努力攻读大理学家朱熹编纂的《大学》、《中庸》等“四书”章句，每日诵习《大学》一二十遍，一直坚持了3年之久，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来，吴澄曾对学者谈到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学者于《大学》得分晓，则《中庸》不难读。”
　　景定二年（1261），吴澄13岁。他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开始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时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丛书，吴澄因家贫无钱购买，便想尽办法从售书人那里借书来读，时满—月后便按时归还。售书人曾问他：“你借的书都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吗？”吴澄回答道：“你试抽书中的任何章节考考我吧！”售书人听了，便随意点出书中某页某段文字，吴澄都能熟诵如流，没有一字一句差误。售书人十分惊异，深为这个少年的苦学精神所感动，当下便将一套《古文集成》丛书双手送给了吴澄，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立志将来出人头地。一年以后，14岁的吴澄头上挽着两个小角丫，前往抚州郡学补试，本州儒士前辈见其文不凡，竞相赞叹。
　　景定四年（1263），吴澄十15岁，他已深知科举之业不足致力，于是专务圣贤之学，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读了朱熹的《训子帖》，见到其中有“勤”、“谨”二字，如得面命而深为信服，认定这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随即，吴澄挥笔写下《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敬铭》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术；检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铭》则极言周敦颐、程颢等学人风范以自勉。他常说：“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吴澄还写了《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等，可见他处处自我鞭策，时时自我激励，其勤学笃行的功夫实可谓深矣！吴澄后来之所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师，与他早年的自觉修养、刻苦磨炼是分不开的。

师事二程
　　吴澄自从15岁立志专务圣贤之学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绍开为师，长期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说。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吴澄陪同祖父前往抚州（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当时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请名儒程若府先生到临汝书院讲学，这可算是抚州儒学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他从学于饶鲁（学者称双峰先生，为朱熹门人的“高弟”），得朱熹之传。后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称勿斋先生，又称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景定时期正当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举之业为务，而程若府当时却潜心于理学，独以朱子之学传授诸生。吴澄本来眼膺朱学，现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临汝书院拜谒程先生。当他在书院外厅等待先生出来接见的时候，发现四壁粘满揭帖，内容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之说，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学方面的独特见解。吴澄饶有兴致地细看了一遍，又将壁间话语默记心上。他察觉程氏的一些说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学说，由此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思索。过了一阵，程先生从书院内堂走出来了，吴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谒之后，便向先生请教。其中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程若庸不禁赞叹道：“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向程若庸执弟子之礼，经常往来于程氏之门。程先生深知这位弟子于儒学必有所成，坚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门诸生有不少人却未能真正了解吴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卧病在床，吴澄侍奉汤药，不离左右。这样一连坚持了十多天，他毫无倦怠之色。祖父对吴澄的父亲说道：“吾察此孙服勤昼夜不懈，而神气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吴澄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别喜爱。祖父经常夸耀小吴澄如何聪敏颖慧，以致使乡里人都认为这位老人有誉孙之癖。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吴澄遵循古礼，亲自为祖父操办丧事，凡事先禀告父亲而后施行，一切细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称赞他精明能于。
　　后来，吴澄又师事程绍开先生，通过往来问学，使自己在学业上更加精进。程绍开（1212—1280），字及甫，号月岩，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宝祐四年（1256）曾伏阙上书万言，指斥南宋时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进士乙科，授从仕郎，差临汝教授，调宁海军节推，历礼、兵部架阁。他曾自创道一书院，又主讲象山书院，提倡合朱（熹）陆（九渊）两家之说。吴澄继师事程若庸之后，又跟从程绍开问学，深受其“和会朱陆”学说的巨大影响，后来成为元代理学界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澄转益多师，注定他将来成为元代一位儒学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师益友，二程之学也都是他的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渊源。如果说程若庸谨授程朱之学，使吴澄获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更启迪他“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

接武朱熹
　　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
　　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同上）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
　　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
穷究五经
　　吴澄到了晚年，更加专心致志，穷究“五经”。在总结数十年治经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撰写了《五经纂言》，完成了经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实现了他终生研究经学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吴澄漫游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入山留居五峰僧舍，历时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吴澄除集贤直学士，特升奉议大夫，朝廷当即委派集贤修撰虞集奉诏前往江西迎致。吴澄应召，于五月启程，八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县），突然疾病发作，不能前行，只得暂时滞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苏南昌市），修成《书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举荐吴澄为当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刘布囗齐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吴澄殷勤致意，还说：“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来召者，必欲见先生，宜毋以此为辞！”吴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达京师，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诏令吴澄撰写《金书佛经序》，以资皇室追荐冥福之用。他颇有异议，后因皇帝驾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大开经筵进讲。中书平章政事张珪主持讲席，分派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三月，吴澄为泰定帝讲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资治通鉴》数条。由于他进讲时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因此使皇上听后甚为满意。七月，吴澄奉诏纂修《英宗实录》。次年十二月，纂修事毕，吴澄又告病还乡。
　　泰定三年（1326）。张挂上疏皇帝，恳请起用吴澄。他说：
　　翰林学士吴澄，心正而量远，气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赜而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践履之微而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实与末俗盗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学士，有识君子不以为过。前当讲明创切，温润完厚，康健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蒙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
　　于是，泰定帝下诏加授吴澄为资善大夫，仍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但吴澄终究称病未赴。
　　吴澄闲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经”，继《易纂言》、《书纂言》之后，他又陆续修成了《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六月，吴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医诊治无效，历时数日竟与世长辞。噩耗传至朝廷，有旨加赠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曰文正。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曰：“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朱熹“高弟”之一）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经文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草庐学说
　　朱熹的学说对吴澄影响很大
　　吴澄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象山私淑”。全祖望说：“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卷92）吴澄，就其师授而言，当是朱学人物，所著《五经纂言》，也是“接武建阳（朱熹）”；但从其论学实际来看，吴澄又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异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的产物。
　　以下分别从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的方面，对吴澄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论析。
　　道统论儒家道统说，始于唐代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元史·吴澄传》）
　　从这段文字中，充分体现出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高考文言文http://www.zhao-kao.com/1-gaokao-gkwyw-p_0反映了宋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
　　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而特别把两宋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处于终结之“贞”的最高位置。这表明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
　　其三，一自我标榜为朱子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一个空缺。显然，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理学的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他曾经说过：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国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吴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吴澄的所谓“气”具有实体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质料。这种认识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因素。
　　然而，吴澄并未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将宇宙本原另属之于“理”和太极。对于气与理的关系，吴澄认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日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问性理》）吴澄认定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气中，理气不可分割。
　　关于理和太极的关系，吴澄则视理为太极，为精神本体。在他看来，天地生灭，人销物尽的变化反复，统统是由于“太极为之”。太极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动静之理，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无增无减，无分无合”。可见，吴澄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太极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这种宇宙观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再进一步，吴澄还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按照他的解释，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高考文言文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也就是天理。
　　心性说人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这是理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陆九渊是持之以本心，而吴澄则是“和会朱陆”，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说。

译文：
虞集，字伯生。虞集的父亲虞汲，娶妻杨氏。虞集三岁时就已知读书，这一年是乙亥年，虞汲携全家去岭外，战乱之中没有书籍可带，杨氏口授文章，虞集听一遍就能诵记。等到回到长沙，拜师学习，才得到各经的刻本，（那时）虞集已是读遍了诸经，通晓其大义了。
大德初年，被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虽然是以教导学生为职责，但他在学术上却更加自我充实拓展，没有片刻悠闲逸乐。任国子助教后，就以师道为己任，诸生等候他离开（官署）后，常常带着书本到他家完成课业，其他馆的学生也多相继到虞集处请教。任博士时，虞集曾在殿上监督祭祀，有一个叫刘生的人，因喝醉了酒而在祭祀时失礼，虞集将此事告诉学监，要求削除他的学籍。大臣中有人为刘生讲情，虞集坚持认为不可宽恕，他说：“国子监，是讲礼义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事而不予惩治，用什么教育人！”最终开除了刘生。
泰定初年，在礼部举行考试，虞集对同僚们说：“国家分科考试之法，各经典的传和注各有所规定，将要以此统一道德标准、风俗习惯，不是想让学者各自独占其业，如同近代研究五经的学究那样固执浅陋。经典著作意旨深远，不是一人之见所能详尽，考试之文，推选其高深者录取，不必先有成见，假若先有成见，就会使求贤之心变得狭隘，而差错即从此而生。”其后他两次任考官，都坚持此说，因此每次录取的人都是人才。
有旨令采辑本朝典章故事纂修《经世大典》，命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不久赵世延挂职归家，便由虞集单独负责此事，过了两年之后，书才完成，共有八百卷。皇帝因为虞集宏才博识，所经手的事都做得十分妥当，一时大典册立之文都出自虞集之手。虞集每次奉旨拟写文章，一定要用帝王之道、治乱之因，从容地讽喻切责，寄希望于皇帝看后有所感悟，他在接受皇帝咨询以及论述古今政治得失时，尤其能够委婉地将道理讲明。当时世家子孙因才能名声被提拔的人很多，担心虞集获得的恩宠一天比一天多，常常想着用什么办法离间他与皇上。没有奏效后，他们就一起摘录虞集的文辞，指责其中有讥讪之意，仰赖天子明察其中原委，所以没有能够中伤他。
虞集评论人才，一定以其人的识见器量为先；他评议文章，不以最恰当的言辞使对方折服就不停止，对于那些违背经义的文章，即使文辞优美，也不赞许。虽然因为这两点触怒他人而招致别人诽谤，但虞集始终不因此而改变原则。光人龚伯璲，凭借才俊而被马祖常喜爱，马祖常任御史中丞时，龚伯璲成为他的门上客。马祖常屡次称赞他的才学，想要虞集出面把他推荐给朝廷，虞集认为不可，他说：“此人虽然略有才华，但不能担当大事。”马祖常听后仍然不以为然。马祖常邀请虞集到他家中做客，设置了酒宴，酒过一半时，他拿出推荐书请求虞集署名，虞集坚决拒绝。
至正八年虞集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原文：
虞集，字伯生。父汲，娶杨氏。集三岁即知读书，是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
大德初，授大都路儒学教授，虽以训迪为职，而益自充广，不少暇佚。除国子助教，即以师道自任，诸生伺其退，每挟策趋门下卒业，他馆生多相率诣集请益。除博士，监祭殿上，有刘生者，被酒失礼俎豆间，集言诸监，请削其籍。大臣有为刘生谢者，集持不可，曰：“国学，礼义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为教！”竟黜刘生。
泰定初，考试礼部，言于同列曰：“国家科目之法，诸经传注各有所主者，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可尽试艺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则求贤之心狭而差自此始矣。”后再为考官，率持是说，故所取每称得人。
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修《经世大典》，命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乃成，凡八百帙。帝以集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集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从容讽切冀有感悟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
论荐人材，必先器识；评议文章，不折之于至当不止，其诡于经者，文虽善，不与也。虽以此二者忤物速谤，终不为动。光人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祖常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门，祖常亟称之，欲集为荐引，集不可，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器。”祖常犹未以为然。邀集过其家，设宴，酒半，出荐牍求集署，集固拒之。
至正八年，以病卒，年七十有七。

虞集资料：元代文学家。祖籍仁寿（今四川省仁寿县位成都市南）人，字伯生，为宋丞相虞允文之五世孙，其父任黄冈（今湖北省黄冈县位鄂城市北）尉。宋亡后，侨居临川崇仁（今江西省崇仁县位杭州市西南）。1297年（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元年）他至大都（今北京市）任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为集贤修撰，泰定帝（也孙铁木耳）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图铁木耳）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参加《经世大典》之编写工作，因他曾草诏说顺帝非明宗之子，故顺帝即位，他即谢病归里。他与杨载、范椁、揭傒斯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他说：仲宏（杨载）诗如百战儿，德机（范椁）诗如唐临晋帖，曼硕（揭傒斯）诗如美女簪花（一作“三日新妇”），而自己之诗则如“汉廷老吏”。虞集的诗歌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在《挽文丞相》一诗中，对宁死不屈的南宋忠臣文天祥充满无尚的哀悼，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人称“元诗四家”。

　　虞集，字伯生，宋朝丞相允文五代孙。其父汲，黄冈县尉。宋亡，寄居于临川崇仁，与吴澄为友，吴说他的文章明白朴实。虞集家境贫寒。晚年稍有发迹，后以翰林院编修官之职位隐退。娶国子祭酒文仲之女杨氏为妻。

　　虞集三岁就知读书，至元十二年(1275)，汲携带家眷赴岭外，战争中无法携带书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和欧、苏的文章，集听后都能背诵。返长沙后，在外傅处就读，虞集和弟弟虞般木都是在家接受学业的，离家后又与意志相合的世伯吴澄交往，故教与学都有深厚的渊源。

　　左丞董士选任江西南行台中丞，请虞集任家教，直到大德初年(1297)，才去京师。经大臣推荐，任命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他虽以教诲儒生为业，但更重充实自己，从不浪费时间。后任国子助教，把执行师道作为己任。在国子监祭祀的大殿上，有个名叫刘生的儒生酒醉失礼，虞集要将他除名，大臣中有人为刘生谢罪，虞集不允，说：“国学是培养礼义人才之所，如此失礼而不处理，何以为教？”仁宗传诏命集勿狠追此事，集把刘生失礼的情况陈述于上，并迁詹事院办公，刘生终被除名。仁宗更认为虞集是一位贤德之人。

　　大成殿新赐登歌乐曲，而来自江南的琴师与来自河北各封地的乐生，性情各异，虞集亲自教他们，然后才能演奏。虞集请求设立司乐一人做总管，便于考核。仁宗即位后责令监学拜台臣为祭酒，任命吴澄为司业，希冀有所改革，以符合仁宗的意愿。虞集竭力赞助这种主张。因持不同主张的人阻止改革，吴澄弃官而去，虞集也称病辞官。不久又任命为太常博士。丞相拜住刚任院使，问集关于礼器、礼节、仪式的事，集对答如流。拜住听后，甚为叹息，更信儒生是有用的了。

　　朝廷要以科举选拔人才，有人认为治理天下只要有武力即可，只有虞集认为要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着手。后任命虞集为集贤修撰。大德六年(1302)任命集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仁宗曾对左右的人叹息说：“儒生都已启用了，只有虞伯生没有提拔。”当时正逢仁宗驾崩，未能重用。

　　英宗即位后，任拜住为相，能重用有德才之人，拜住就向皇上推荐了他。泰定初年，在礼部主持考试，对共事的人说“：国家考试各科的办法，经书的注释都虽各有见解，但主要是用来统一道德、同化风俗，而不是使学生专门擅长某一家的学说，像近代学习五经的陋习，经典道理深远，不是一个人的见解能阐明的。考试要录取成绩优秀的，不要先有定见，否则求贤就会受到局限，错误就会从这里开始。”以后又两次担任考官，大致都按这个说法，所以每次都能录取合意的人才。

　　泰定初年任命虞集为国子司业，后升迁为秘书少监。天子驾临上都，因经筵讲臣多年事已高，命虞集和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携经书跟随。从此常随帝行。经筵之制，专门选取经史中合乎德行治国的内容，采用蒙古文、汉文荐与皇上阅读。而虞集每选一篇文章，都以古今名物进行反复的辨析，做到言辞通达。很多人都不如他，都无不暗自惊叹。帝又任命虞集为翰林直学士，不久又兼国子祭酒，在研讨事情时，他列举京师依赖东南运粮的事例，指出耗民力运输是无法估量的，他对同僚们说：“京师之东，沿海几千里，北邻辽海，南近青州、齐鲁，是长芦苇的地方，利用海潮淤泥为沃壤，采用浙江人的办法，筑堤挡水为田。富人中想做官的，将他们召集来，分给土地，官府划定边界，能用一万人耕地的，授给万夫之田，使他成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同是如此，发现懒惰的就换掉他。第一、二年免税；第三年看收成和土地优劣，由朝廷规定征收数目，以后按等次逐渐征收；五年就有积蓄了，给他官爵，按储蓄给以俸禄；十年发给符印，并能传给子孙，像军官的法规一样。那么东面有几万民兵，可以保卫京师，抵御岛上来犯的敌人，东南可以放宽海运，以减轻百姓的劳累。于是有钱想当官的人，能够用他；在江海间游荡的盗贼，也都有所归宿。”在议论中，由于有人认为执行的人一定会受贿赂，不可行。此事就放下了。以后海口设万户制，大概就是按上述做法。

　　文宗当太子时，已知虞集之名，即位后仍命集兼经筵及奎章阁侍书学士。当时关中灾情严重，饿死者众多，方圆几百里都没有幸存者，帝问怎样救关中，集说“：太平的日子长了，人们贪图安逸，有志的人，急功近利，怨言就出现了。重灾之后，执政者要采用新的办法，拯救灾荒，如果派遣一、两位有才能又熟悉民情的人，稍稍放宽禁令，使他们能有所作为，由郡县选择可办事的人，在故居处划定城郭，修建闾里，开通河渠，限制田亩，减轻徭赋，把伤、残、老、弱的人组织起来，以他们的力量来治理灾害。那么远离家乡的人就会逐渐回来，春耕秋收有人帮助，一年两年不征税，免徭役。田亩划分既定，友邻相助，各方的人都聚集在此，整治有方，那时三代的百姓将会出现在这旷野的地方了。”文宗认为很好。他又进言说“：希望给我一个郡，试用此法，三五年中，一定能回报朝廷。”左右的人说“：虞伯生想借此走掉。”于是此事又作罢了。

　　当时宗藩之间有隔阂，功臣奢侈越制，政教未能确立，文宗要通过朝廷考试，选拔人才，虞集被任命为阅卷官，他先提出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试题，帝未采用。集因任侍书学士无事可做，妒忌的人又多，就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对皇上说“：皇上有独到见解，建立奎章阁，读群书，设学士员作为顾问。我们没有什么能效力，恐有碍您的圣德，请允许我们辞职。”帝说：“从前我的祖宗聪明睿智，对治国之道生而知之，我早年经历过艰难险阻，与祖宗相比，无生而知之的聪慧，对国家的治理，怎能知道得周全呢？所以才建立奎章阁，设置学士员，以求祖宗的教诲，古今治乱的得失，每天都能陈列在我面前，你们把所学到的全部知识，用来帮助我。不要辞职了。”

　　圣上要收集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编《经世大典》，命虞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集说：“礼部尚书马祖常，很懂古典典章；国子司业杨宝瑞，素来懂得天文地理，可以统率经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士院照磨宋耿衣、通事舍人王士点，都多见多闻，可以协助撰录。若是这样便能早日成书。”不久世延返乡，由集专负此责，历时两年，书成，共八百帙，进呈皇帝后，因眼疾求解职，帝不允。

　　御史中丞赵世安乘空为集请求说：“虞伯生长期住京师，家境贫困，又患眼病，恳请给他出京任职的机会，以便就医。”帝怒斥说“：一个虞伯生你们也不能容纳吗？”帝正要专用他从事文学，以他的弘才博识，在任何方面施展，都无不当之处。近来一些重要的典册都出自他的笔下，因此不让他离职。集每受命有所述作时，必以帝王之道分析治理疏忽的缘故，从容恳切地希望皇上有所感悟。如果问他历史上的成败教训，更是委婉地详尽其言。有时因某处问题随时规劝，出宫后也从不告诉别人；有时进谏后帝不能采纳，他回到家中就郁郁不乐。家里人见此情形，也不多问。当时世家子孙因才名被任用的很多，他们担心皇帝过分重用虞集，常想从中离间帝与集的关系，但未见效。于是他们就争相摘录虞集的文辞，指责讥讽，幸天子都能觉察，所以未能中伤虞集。但集却未改变对他们的态度。

　　谈到推荐人才，一定要先了解其人的修养，不能以笼络人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至于评论文章，必须要详尽其理，那些对经典进行诡辩的文章虽好也不能取。即使因这些而招致诽谤，也绝不动摇。光人龚伯..，因才智英俊得到马祖常的喜爱，祖常任御史中丞，伯..常到他家与之交往，祖常请虞集引荐，集不允，说：“此人有些小聪明，但不是大器，恐怕将来不会有圆满的结果。”祖常不以为然。一天在家设宴请集，酒过三巡，祖常拿出引荐信，请集签名，集断然拒绝，祖常很不高兴地作罢。

　　文宗驾崩，集正在休假，计划南归故里，未能实现。幼君宁宗又驾崩，大臣要仿效武宗即位的前例，立妥欢帖穆尔太子为帝，召集老臣赴上都议事，集也在召集之列。祖常派人对集说“：御史有话。”于是集推说有病回临川了。

　　当初文宗在上都，要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只因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的丈夫说明宗在世时，一向认为太子不是自己的儿子，贬到江南，用急件召翰林学士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尔实将这件事写在《脱卜赤颜》中。又召虞集草拟诏书，宣告于朝廷内外。当时省、台诸臣，都是文宗平素信用的人，御史不敢斥责这件事，用意在讽劝虞集赶快离开。伯..后因执政败事，招致杀身之祸，当世的人才都佩服虞集能识别人。

　　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他回禁林，因病发作，不能启程。至正八年(1448)五月二十三日，病卒，享年七十七岁。诏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封仁寿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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