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贪”是何人？其贪腐程度与和珅不相上下

清朝与和珅不相上下的另一个巨贪是谁~

奕劻之贪财,在晚清无人可与其匹敌,堪称“晚清第一贪”。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称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该报还爆料称,庆亲王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就达到200万两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贪,与和珅不相上下。末代皇帝溥仪关于奕劻在辛亥年的所作所为,有个最为尖锐的评价:“(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奕劻是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孙,光绪的皇叔,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被封为庆亲王,又在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是清廷授封的最后一个铁帽子王。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奕劻当了6个月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决定清廷命运的关键人物。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得一手好字,深得慈禧的好感。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斥恭亲王奕,本无实权的奕劻因缘得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权位渐崇的奕劻因才能平平而庸碌无为,常为时人所暗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后,奕劻仍任总理大臣。1903年,荣禄病死,袁世凯得知奕劻将到军机处任职,立即派亲信杨士琦给奕劻送去1张10万两的银票。奕劻假意推辞。杨士琦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钱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听了这番话,奕劻欣然收下了银票。此后,袁世凯对奕劻“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供奉不断。袁世凯还和小自己17岁的奕劻长子载振结拜为兄弟,与奕劻套近乎。
奕劻果然如袁世凯所愿,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奕劻做事,善于猜测慈禧风向,“荣辱忽焉,皆在圣意”,慈禧对其很信任。与八国联军打过一仗之后,慈禧有些心灰意冷,日常政事由奕劻主持。而奕劻则视袁世凯为最可信赖的人,时常向他问计。奕劻、袁世凯两人的势力迅速膨胀,投靠奕劻父子、袁世凯门下成了不少人升官发财的捷径。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奕劻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下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这无疑是为清朝的灭亡备好了掘墓人。武昌起义爆发后,举朝人心惶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为袁党)第一个想到能挽回局势的,就是袁世凯。而能说服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也只有奕劻。1911年10月14日,由奕劻提议起用袁世凯,那桐、徐世昌随声附和。不久,袁世凯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
此时载沣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监国摄政王,也是海陆军大元帅,拥有管辖调遣禁卫军之权,仍然对袁世凯构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彻底除掉这个障碍,袁世凯伙同奕劻,告诉隆裕、载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隆裕问:“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奕劻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了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劝说,他们才表示,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在奕劻、袁世凯的哄骗之下,隆裕让载沣退出监国摄政王之位。
这一年年底,南北和谈进入关键阶段,清帝逊位与否,南北双方难以达成一致见解。南北议和开始后,奕劻主张清帝退位。他对隆裕说:“革命军队已有5万之众,我军前将士皆无战意。”又对载沣说:“全国已去大半,幸能偏安,亦难持久。果能融合满汉,改良政体,似不妨和衷商办。若因固执而至决裂,则满人均为我一家所累。”载沣闻言,放声大哭。
1912年1月17日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奕劻说:“要想保全皇室,除了走共和的道路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好办法。”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1912年2月12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宣布清帝退位。清廷大厦将倾之关键时刻,奕劻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这样评价奕劻:“以理内政,则内政无不荒,以理外交,则外交无不败……奕劻于皇族中,固断送满清之第一罪人矣。”
清帝退位后,奕劻迁居天津。凭借多年积累的不义之财,奕劻在那里度过了优裕闲适的6年时光,于1918年病死寓中。奕劻去世后,其家人请求谥号。末代皇帝溥仪本想给奕劻“谬”,“丑”、“幽”、“厉”等恶谥,但最终采纳上书房意见,给了一个“密”字,意思是让他“追补前过”,在清代亲王谥号中,“密”是最差的一个字。

　　和珅贪不贪，乾隆当然心知肚明；皇帝讲究的是帝王之术，一和珅是很有能力的，乾隆很多事仰仗他来解决；二皇帝要使自己权利牢固，就是要平衡各方势力，如果灭掉了和珅一派，清流派做大，皇帝岂不有被架空的危险；三和珅虽然贪图钱财，但忠心还是有加的，属于皇帝的亲信，不用担心其反叛；四和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收拾他。
　　终上几点，皇帝可以纵容着他，因为皇帝的最大职责就是保证自己的江山永固，牢牢抓住国家的主导权，人民的利益往往放在其次。
　　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特别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故能博取皇上欢心。正因为和珅擅长逢迎，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受到特别宠信，成为乾隆帝的惟一心腹和代理人。
　　和珅为官20余载，贪污的钱物折算下来超过了10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朝15年的财政总收入。和珅以自己这样的赫赫有名的“辉煌成绩”，成为了历史上贪官的代名词。

　　和珅的主子，就是当时的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圣君，在治理国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开创了康乾盛世。这么圣明的一位帝王，怎么偏偏就会对和珅的巨贪视而不见呢？我不是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所以，自己的理解难免会出现粗浅或昏悖，就当作是茶余饭后的闲谈吧。

　　首先，和珅成为巨贪，对于乾隆与和珅来说，是双赢的事情。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国家处罚最严厉的罪行是谋逆造反。犯了反逆的大罪，绝对属于十恶不赦，不仅仅是要满门抄斩，还有可能被诛九族。一个国家在平和时期，什么样的人会谋逆造反？往往都是身居高位有实力的大官。众所周知，官员所追逐的，无非就是两样，权与利。如果把权当作是最大的欲望和追求，这些人所看重的，不仅仅是对所有社会财富的占有，更在于实现在精神上对社会的统治。一般而言，只有皇帝站在作为国家领袖这一特定的位置上，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如果一个官员有这样的欲望和念头，便是大逆不道，便是有谋逆之心。这样的官员对于皇帝来说，是最危险的，也是真正的敌人，因为对自己的皇权统治产生了威胁，进而有取代自己成为新的皇帝的可能。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皇帝决不会姑息，进行打击也是绝不手软的。

　　官员中的另一部分，就是以追逐和占有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贪官们。此类人的贪腐程度，与和珅一样，是和自己的职位高低密切相关的。在最初和珅从一个卑微贫寒的书生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官时，是根本不敢奢望得到成箱的珠宝玉器和成堆的金灿灿、白花花的金银的，或许，有人给他送上两箱水果之类的土特产、请他到饭馆撮一顿便会心满意足、感激不尽。随着得到皇帝的赏识被节节提拔，官越做越大，得到的好处便越多，在物质财富方面愈发地表现出了极强的占有欲。在对于权力的认知和态度上，不是为了谋取更大的权力，而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攫取物质财富提供更大的便利。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个个都是饱读史书并通过层层选拔才得以成为官员的社会精英，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得到权力，靠自己的努力，更主要是靠真正的权力核心就是皇帝的给予。所以，他们便会想方设法取悦皇帝，不让皇帝对自己设防，于是，在思想上绝对忠于皇帝，在行动上绝对服从和服务于皇帝，不遗余力地维护皇帝的统治地位。当付出这样的辛勤和努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终于博得龙颜大悦，便被赏赐了更高的职位，进而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捞取好处的机会。然后，再开始新的一轮循环，继续坚持不懈地取悦皇帝，得到更大的官位，捞取更多的好处。和珅无疑是这些官员的成功的代表，直至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位置，可谓是登峰造极。

　　可以说，和珅是个特别务实的人，也是个特别有原则的人，在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上可以极度放纵，但在皇权上，是绝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他对于皇帝的“忠”，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对皇帝允许和庇护自己敛财的感恩，一种是维持现状以便于自己敛财可以更长久。和珅即便是做了全国最大的官，但他所形成的“忠君、敛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没有发生改变。不仅如此，和珅的所谓的成功，也成了当时官员队伍学习的楷模和效仿的典范，也慢慢演变成了当时的为官之道，各级各类官员都纷纷如此操作，于是，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这说明，当时和珅的这种“经验”，是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的。这些贪官们虽然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但对于皇帝却是忠心耿耿。贪的是国家的钱，皇帝不追究，别人自然就不能怎样，所以，这些人才得以心安理得、肆无忌惮。

　　和珅的官位高，权力大，势力也大，围着自己转的“和系”的官员就必然很多。在过去，官员之间的这种“结党”行为是严厉禁止的，但和珅却平安无事，这也正说明了乾隆皇帝早就把和珅看透了。和珅尽管位居群臣之首，但和皇帝比起来，也只不过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猴子而已，闹不出什么妖蛾子来。况且，金钱是一柄双刃剑，和珅手里聚敛的这笔特别巨大的财富，一方面是富有的满足，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他形成了牵制和压力。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和珅既然挖空心思地积累这么多的财富，就更怕失去它，而能真正让这笔财富留下来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所以，精明的和珅清醒地知道这一点，他不想让自己以及自己拥有的财富成为不稳定元素，便会自觉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加地忠于皇帝。和珅与其他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所结成的无形的关系网，也是纯粹靠金钱来维系的。这些人结成的这张网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构建能够顺利得到物质财富的一条渠道，而不是为了营造与皇帝抗衡的另一个权力核心。对于这个圈子的建设，和珅作为主导者，是不可能让其变成有谋逆政治主张的非法组织，而只是互相利用和制约的松散结合，不但不会危及皇权，相反，他会在圈子里传播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更多的人认同这样的“忠君”思想，进而，让乾隆的皇权统治更加牢固。于是，在这个思想的主导下，和珅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这个圈子里做自己的财富领袖，而乾隆皇帝可以高枕无忧地做自己的最高统治者。两者平安相处，互利双赢。

　　其次，乾隆皇帝或许有“肉烂了还在锅里”的想法。

　　在封建社会，社会财富的所有权都属于皇帝，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便是给予某些大臣一些土地、房屋、金钱，也是赏赐的，是一种使用权的暂时转移，根本所有权还是属于皇家的。不仅仅是这些物质上的，就连所有的公民，也都是皇帝的臣民，生杀予夺，都掌握在皇帝手里。

　　和珅贪财，聚敛了惊人的财富，这样的事情英明的乾隆皇帝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听之任之，一方面有上述第一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无非就是让和珅暂时代管一下罢了。国家真的要是需要了，可以随时将之拿回来，一道圣旨，和珅不敢不从。

　　另外，这笔巨大的财物放在和珅家里，皇帝很放心。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贪官向海外潜逃那一说，也还不可能将贪污的巨款秘密转移到海外的金融机构。所以，贪污再多的钱物，也只好藏在自己的家里。不论是国家的大金库还是个人的小金库，“肉烂了还在锅里”，反正都是皇家的，乾隆皇帝深深知道这一点，便不会视做一块心病了。

　　再而言之，那个年代还没有发行纸币，都是金属货币。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银行，不可能存在银行里吃利息，所以，和珅贪污受贿的成堆的金银便只好堆在自家的库房里。这样，也相当于为国家的金库节约了场地。况且，和珅所贪污受贿的钱物中，有很多是那些价值不菲的古玩字画、奇珍异宝。如果将这些宝贝放在宫里的库房，那些管库的太监们因为不是自家的东西，便不可能会特别经心，常年的虫蛀鼠咬、发潮霉烂，肯定会对这些宝物造成损害。尤其是那些古字画，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而放在和珅家里，他是个视金钱比生命还重要的守财奴，肯定会严加看护，特别精心地来保护，保证不会有任何毁损的。和珅的贪婪，也决定了钱物在他的府上是只能进不能出，拿出去比割自己的肉还疼，更不会施舍救济老百姓。如果说是清官，就不好保证了，不仅没钱，即便真的有了钱，根本存不住，转手就发给下面的百姓了。作为政府，从老百姓身上搜刮钱财肯定会引发人民的不满。而借贪官的手，搜刮了民脂民膏，百姓的怨言更多的是发泄在贪官身上，对于皇帝的形象损伤不大。如果象征性地把民愤极大的贪官处决了，还可以得到百姓的颂扬。而那些赃款赃物，自然是要收缴国库的。这样，作为帝王，就可以名利双收了。事实也证明，乾隆皇帝的判断和抉择是正确的。

　　第三，乾隆皇帝不缺钱。

　　清朝贪官的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和珅所得势的时期，是康乾盛世的后期。总的来看，国家很富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得到保证。最最关键的，当时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从康熙后期到雍正，再到乾隆，国家已经有近百年没有进行过大的战争了。大家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战争是对一个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消耗最大的事情。因为是冷兵器时代，打仗主要靠的是人力。倘若有了战争，便会在全国范围征兵，征走的都是青壮年的劳动力。以人力为主的农业，一旦劳动力缺失和减少，就会对产业造成巨大的损伤，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大锐减，国力自然就会减弱。有时候，一场战争就足以毁掉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比如唐朝的一场“安史之乱”的内战，便把上百年积淀的繁荣昌盛给打没了，唐朝也自此走向衰落。

　　在乾隆时期，国家是相对和平的，没有任何的大战争，国家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开支。再加上那个时候是以第一产业即农业为纲，第二产业很不发达，国家也没有什么重点投资和重大工程项目，所花费的财政经费，主要是日常的行政办公经费、人头费和拨付的赈灾款项等。再加上乾隆身体好，长寿，国家超过半个世纪不修皇陵。国家不缺钱，就是皇帝不缺钱，于是，乾隆便不会挖空心思算计和珅家里的赃款。从这个角度说，和珅成为大贪官，也算是一个特别的时代的产物了。

奕劻之贪财，在晚清无人可与其匹敌，堪称“晚清第一贪”。1911年《泰晤士报》爆料称，庆亲王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就达到200万两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贪，与和珅不相上下。

应该是庆亲王吧，非一人之过

是庆亲王奕劻

奕劻之贪财,在晚清无人可与其匹敌,堪称“晚清第一贪”。
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庆僖亲王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长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月二十四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奕劻出生于北京，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子，初封辅国将军，后晋爵贝子、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慈禧封为庆亲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成为铁帽子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他受命与李鸿章于次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首席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宣统三年(1911年)，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奕劻让出首相职位改任弼德院总裁。清朝灭亡后，迁居天津。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二十九日病死，时年79岁。追谥曰密，子载振袭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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