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袁崇焕到最后只有死路？真相是什么

~ 称赞袁崇焕的人,把他捧上天;而贬低袁崇焕的人,认为他是卖国贼,最终,袁崇焕被杀。所以说,袁崇焕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关于袁崇焕被杀，一直以来都充满了争论。然而，站在崇祯的角度来看，从最初的绝对信任，到后来的极度失望，袁崇焕面对的其实已经是必死之局。
重新启用袁崇焕，崇祯对其信任的无以复加
早在天启年间，袁崇焕便曾主政辽东，但在宁锦之战后，由于阉党的弹劾，导致袁崇焕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袁崇焕于是愤而辞官，明廷再以王之臣接替袁崇焕。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的驾崩，明思宗朱由检继位，随着魏忠贤和阉党被铲除，在朝中大臣的建议下，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返回京城，朱由检于平台召见袁崇焕。在此，袁崇焕给崇祯描绘了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未来，“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即“五年平辽”。这个承诺显然令崇祯极为兴奋，他对袁崇焕说道“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也正因为这个“宏伟蓝图”，崇祯对袁崇焕不仅给予了极大厚望，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信任达到了极点。
不过，袁崇焕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于是先后向崇祯多次提出较为苛刻的要求，例如“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明史·袁崇焕传》)
对于袁崇焕提出的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条件，为了能够达到“五年平辽”的目的，崇祯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表示了同意，不仅让户部、工部、吏部、兵部权力配合，而且收回了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转而将其赐给了袁崇焕，等于将辽东毫无保留的托付给了袁崇焕。
与此同时，即使明末时期朝廷财政极为困难，但在对袁崇焕的支持方面，崇祯却始终不遗余力，几乎是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朝廷大部分收入全都流向了辽东。袁崇焕杀死毛文龙后，为了稳住其部属，于是上书请求为东江兵增饷，“(每年)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朱由检虽然对于兵员减少，粮饷却增加的事情感到疑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袁崇焕所请。
可以说，为了达到“五年平辽”的目的，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无以复加，一方面通过撤巡抚、罢内臣，赐尚方宝剑给予其专断之权，另一方面则要求朝廷全方位配合，即使在军队已经有“私人化”迹象的情况下仍然重来没有疑心。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最终却给袁崇焕带来了杀身之祸。
杀毛文龙崇祯虽未惩处，但却给袁崇焕被杀埋下了伏笔
在袁崇焕被下狱处死的过程中，“谋款斩帅”乃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罪状，而这项罪状，指的便是袁崇焕矫诏擅杀杀毛文龙之事。
作为孤悬在外的一支军队，毛文龙的东江镇最初在对后金作战中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粮饷的问题，后期作用实际上并不大。事实上，毛文龙的确有虚报兵力、走私禁物的罪状，不过却也情有可原，在粮饷不济的情况下，毛文龙此举更多是为了艰难的生存，这一点袁崇焕其实也心知肚明。
毛文龙被杀两个月前，朝廷有人控诉毛文龙两犯登莱，贪污巨额公款，而且此前经莱州道核准东江镇只有兵员2.8万人(毛文龙此前上报20万)，因此朝廷已经开始对东江镇降低粮饷。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上了一道《计复辽南及为东江请饷疏》，在这道奏疏中，袁崇焕不仅为毛文龙开脱，表示其已有悔意，并有意戴罪立功(《崇祯长编》)。袁崇焕为此还将毛文龙请到宁远进行了一次谈心，毛文龙则明确承诺，将会全力协助袁崇焕对皇太极实施“东西合进之局”，袁崇焕对此十分满意，当即为东江镇请饷十万。
即使在毛文龙被杀前一个月，袁崇焕在《为商定恢复之书以复台臣之问仰祈圣断事》中，还是再度为毛文龙说情，并明确表示毛文龙尚可一用，而且急需毛文龙发挥作用。
可见，袁崇焕与毛文龙最初的相处还是比较愉快的，两人的反目源自于毛文龙的态度。《蓟辽督师题本》有载“今后旅顺东行文龙印信，西行督师印信;又檄定营制;又檄谕恢复镇江、旅顺;毛文龙俱未遵依”，即袁崇焕多次给毛文龙下令，却均被毛文龙拒绝。
正如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一样，袁崇焕对毛文龙也充满了期望，可惜毛文龙还给他的是失望。袁崇焕对于毛文龙这种背信弃义之举极为愤怒，再加上毛文龙的确有诸多不法之事，于是便有了矫诏处死毛文龙之事。
按理来说，袁崇焕虽然有专断之权，但对于毛文龙这样同样持有尚方宝剑的高级武官，本没有权利私自处置，尤其是矫诏处死。不过，对于这件事情，袁崇焕事后只是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而崇祯非但没有怪罪袁崇焕，甚至还对其所作所为进行了肯定。圣旨原文如下：
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贫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勒谕行，仍听相机行(《明清史料》)
不过，崇祯虽然没有怪罪其擅杀大臣，但杀毛文龙这件事，却在袁崇焕被杀过程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己巳之变”爆发，从全面信任到彻底失望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就在毛文龙被杀仅仅四个月后，皇太极取道蒙古，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亲率八旗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地区，突袭明长城蓟镇防区的脆弱隘口龙井关和大安口，破墙入塞，进攻北京，“己巳之变”爆发。
十一月，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后，率领祖大寿、何可刚入关守卫，分兵留守经过的蓟州、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各城。此时的朱由检对袁崇焕还是比较相信的，不仅下令嘉奖了袁崇焕的部下，而且让袁崇焕统领指挥各地援军。
十二月初一，后金在进攻京师受挫后，由于补给耗尽，无奈退向良乡。然而，就在袁崇焕布置追击之时，崇祯突然平台召对，并在帝师文震孟等大臣的反对之下，坚决将袁崇焕下了大狱。
崇祯此举对明朝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袁崇焕下狱后明军立即陷入混乱，皇太极抓住机会杀回京师，在永定门全歼明朝四镇4万精锐，满桂等阵亡，皇太极率领八旗肆意抢掠，甚至将张湾的粮仓都焚抢了。眼看京师再无军队，崇祯连忙下诏各路兵马驰援，结果入援的陕晋边军因无饷哗变，并加入流寇，直接导致农民军在崇祯三年迅速壮大。
都知道临阵换帅乃是大忌，为何崇祯会不顾一切的将袁崇焕下狱?《崇祯遗录》作者、此次事件亲历者、明末锦衣卫王世德，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答案，那便是“匹夫恩仇+奸人反间”。
1、来自东江镇的污蔑。在明末御史毛九华的《东江遗事》中，明确提到有“东江逃将潜往京师，伪造讹言者，立拿正法，将龚正祥严行督师递解回籍”，也就是说当时有包括龚正祥在内的毛文龙旧部前往京师制造舆情，恶意中伤袁崇焕。
2、来自朝廷内部的党争。因袁崇焕上任前曾和内阁首辅钱龙锡讨论过毛文龙的去留问题，因此当时钱龙锡的政敌，便拿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大做文章。他们的策略也很简单，那便是钱龙锡指使袁崇焕杀了毛文龙，而袁崇焕又跟后金有杀毛文龙的密约。如此一来，便可以“奸党误国”为由将钱龙锡扳倒，于是他们一方面制造声势，夸大毛文龙的抗金作用;另一方面则渲染“谋款斩帅”的罪状。
3、来自朝中大臣的指责。由于后金破关而入极为蹊跷，尤其是赵率教的中伏身亡和刘策军队的调遣，因此当时朝中有不少大臣表示，清军入关就是袁崇焕故意所为，并纷纷诽谤袁崇焕与后金互相勾结。而结合袁崇焕勤王以来的表现，崇祯对此也有所怀疑，这便是袁崇焕遣散援兵的罪状来源。
可笑的是，根据《燃藜室记述》的记载，“谋款斩帅”这项罪名最初竟然是皇太极所创，只是在意图通过朝鲜之口传递失败之后，才通过东江镇旧部将消息散步于京城，进而被梁廷栋、温体仁等人利用，使其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大罪状。
正所谓“三人成虎”，被各种流言蜚语包围的崇祯没办法分辨出其中的真伪，基于错误信息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决断，误认为袁崇焕果真“通虏谋叛”。
事实上，崇祯一直都是个疑心病很重，又寡恩薄义的帝王，眼看备受自己信任的袁崇焕竟然会“通虏谋叛”，从绝对信任到全面失望，崇祯根本不顾他人的劝说，以及此举造成的影响，一怒之下便将袁崇焕打入了大牢。
紧接着，下狱之后的袁崇焕惨遭落井下石，先有兵部尚书梁成栋上《请斩袁崇焕疏》，为袁崇焕扣上了“谋款斩帅”的帽子，后有温体仁连上五道奏疏请杀袁崇焕，而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等人也趁机大造声势。
群情汹汹的朝中大臣，使得本就对袁崇焕极度失望的崇祯几乎已经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最终采纳了梁廷栋、温体仁的建议，以“谋款斩帅”为主要罪名将袁崇焕定罪，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而钱龙锡也在同年十二月被逮捕下狱。
然而，虽说袁崇焕被杀的罪名是“谋款斩帅”，但袁崇焕死后崇祯却仍然拒绝给毛文龙翻案，可见他对于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而“谋款斩帅”不过是杀袁崇焕的一个由头罢了。崇祯处死袁崇焕真正的原因，不过是绝对信任之后的极度失望罢了，正如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样，已失君心的袁崇焕根本无法逃脱被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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