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会的宏扬佛学
三年后,他任满回家,年已五十三。他感慨当时政治的腐败,决心摆脱政界,专门研究佛经。又与南条文雄联系,托南条在日本陆续搜得大藏经未收录的中国古德著述二百八十余种,择要刻印。同时他也帮助日本编辑《续藏经》,供给了好些注疏和密教典籍。光绪二十年(1894),他和英人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流通于外国。明年,他又在上海会见了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很赞同波罗发起摩诃菩提会将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宗旨,就着手编订《初学课本》等书,准备创办学校,培养弘法人材,作这一运动的响应。由于这些事,他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不少贡献。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于南京延龄巷修建住家的房屋,附带收藏经版并流通佛经,四年后将这所房屋捐给刻经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于刻经处实现了办学计划,设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十余人,由他亲自教授佛学。释太虚、邱晞明等都是当时学生中的优秀者。祇洹精舍办了两年,因缺乏经费,就停办了。跟着宣统二年(1910),杨文会又办佛学研究会,他自己主讲。他此时在刻经方面,因感觉到日本所编《续藏经》的芜杂,就另编了《大藏辑要》的目录,共收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准备陆续刻印。又拟作大藏和续藏的提要,提供读者研究的门径。宣统三年(1911)秋,他患了病,以刻经处的事业嘱咐研究会同人,并以处内事务托欧阳渐、陈镜清、陈义三人分任,于八月十七日去世,年七十五岁。他遗嘱不愿和一生所刻的经版分离,所以他的遗体就葬在刻经处内,并建了纪念塔。他的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阴符》、《道德》、《庄》、《列》四经发隐各一卷,《论语》、《孟子》发隐各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观经略论》一卷,《阐教编》一卷,都已刻版印行。同治五年(1866)移居南京,与王梅叔、曹镜初等相互讨论,创立“金陵刻经处”,刊印单行本藏经。并于刻经处设立祗洹精舍,设佛学研究会,成为中国最早的佛学院。后认识日本南条文雄,从日本搜求到我国许多佛教佚书,达数百种。藏于金陵。又得日本弘教书院小本藏经,择其要者,辑成《大藏辑要》,收书460部,3 300余卷,手自勘校的图书达2 000卷之多。其刻经处,集中收藏全国各地所刻佛典木板,达10余万片。曾为日本编印《卍续藏经》提供佛教典籍数百种。
杨文会(1837~1911),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字仁山,号深柳堂主人,自号仁山居士,安徽石埭县(今石台县)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自幼读书,但不喜科举业。早年习儒学,并学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曾任曾国藩部谷米局差事。1864年潜心佛学。1866年就职于江宁筹防局,与友好十多人募捐集资,创金陵刻经处,经营刻印佛经事业。1878年随曾纪泽出使英、法,考察政教,越数年又随刘瑞芬使英,考察制造技术诸学。在伦敦结识日本梵文学者南条文雄,经其帮助,从日本找回国内失传的经疏300余种,择要出版《汇刻古逸净土十书》等。后与英人李提摩太一起,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语。清光绪间建屋于南京延龄巷为藏经板及流通之所。晚年注意培养佛学人材,办佛学常于刻经处,培养僧俗20余人。1910年任佛学研究会会长。致力于刻经事业50年,刻经三千卷。著有《等不等观杂 录》、《佛教初学课》、《十家略说》等。门下俊才有谭嗣同、桂柏华、章太炎、孙少候、 黎端甫、梅撷芸、李澄刚、蒯若木、欧阳渐等。设立金陵刻经处,募款重刻方册藏经,由他自任校勘。杨文会着手编订《初学课本》等书,准备创办学校,培养弘法人材,作这一运动的响应。由于这些事,他对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地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不少贡献。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等。
杨文会宏扬佛学四十年,以刻经和讲学交互为用,对于中国近代佛教所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规划刻版的《大藏辑要》虽未完成,但重要的著述都已刻了出来。象贤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杂著、嘉祥的《三论疏》,慈恩的《唯识述记》、《因明述记》,善导的《观经疏》等中国久已失传的要典,都从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这不但丰富了佛教大藏的内容,并还启发了学者的研究,使各宗学说得到平等的传播。所以在他主办的佛学研究会讲习指导之下,会员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等各擅专宗,有独到的造诣。 至于杨文会自己的佛学思想,则着重在净土法门,推尊明末四大师(莲池、紫柏、憨山、蕅益),对于佛学各宗以及内外学说,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因而常常表示“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他对贤首宗著述有深刻研究,并有精确辨别,象《华严三昧章》一书,就是经他的鉴定刻出流传于世的。他并还上溯清凉、圭峰各家思想的来源,特别重视《大乘起信论》和《玄文本论》,要将二论的综合法门来函盖一切。他自己独尊贤首,而对接近他的学人则因材施教,分别鼓励深入余宗。所以他在佛学上诸宗兼顾,规模广阔,影响于当时。
历史贡献(选自《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
杨文会作为--个中国知识分子,其佛教振兴的理念,必然会步及到与传统儒家和道家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杨文会的思路是比较明确的:站在佛教的立场上,采取以佛释儒和以佛释道的方式,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会到佛教中去。
对于儒家,杨文会基本上是采取尊孔抑孟的措施,仅仅肯定孔颜心法可与佛法融通,对于孟子以及宋明理学家基本上采取否三的态度。他对《论语・子罕》中“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也”一章十分推崇,认为孔子在这一章中的基本思想与佛理最为契合:“夫无知者,般若真空也。情与无情,莫不以此为体。虽遇劣机,一以本分接之。盖鄙夫所执,不出两端,所谓有无、二异、俱不俱、常无常等法。孔子叩其两端而竭其妄知,则鄙夫当体空空,与孔子之无知,何以异哉!”又说:“真知即是无知而无不知,达磨答梁武帝云不识,即显示真现量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开迹显本之旨也。到此境界,儒释同源,诤论都息矣。”至于孟子,杨文会则认为“未入孔圣堂奥”、“我执未破,离孔颜尚隔两重关”。至于宋明理学之“周张程朱心学分际,仅在明了意识上用功,初关尚未破”,与孔颜之旨乃至佛法更远。
对于道家,杨文会也采取了同样的路数,分别作了《阴符经》《道德经》《冲虚经》《南华经》四部书的《发隐》予以阐释。他认为,这些道家著作“实与佛经相表里”,真真文似各别,而义实相贯也”。在杨文会看来,道家之书,“或论处世,或论出世。出世之言,或浅或深。浅者不出天乘,深者直达佛界。以是知老、列、庄三子皆从娑婆苦海逆流而出,和光混俗,说五乘法(人乘、天乘、声闻乘、菩萨乘、佛乘),能令众生随根获益。后之解者,局于一途,终不能尽三大士之蕴奥也”。简直是把道家义理与佛家旨趣相等同了。当然,道家求长生的主张,并不为杨文会所看重,因为佛家“直须命根断。命根断,则当下无生”的思想,显然要比儒家高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杨文会才“始则释、道兼学”,终则“舍道而专学佛。如果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统摄诸教而无遗也”。绕了一圈,还是佛教最高明。当然,这是杨文会佛学思想的落脚点。
总之,杨文会对于净土信仰的理解不同于传统的佛教信仰,而是融人了时代的内容,富有一定的时代精神,比如对自、他二力并用的强调,,就体现出一定的圆融精神。“教宗贤首”则体现出杨文会对于佛教圆融精神的把握,平等对待佛教各宗,实际上就表现出他对近代平等精神的理解与尊重。至于他对法相唯识学和因明学经典的刊刻与提倡;对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具有开山之功,从而电是他对近代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含义。当然,杨文会对于净土宗、华严宗和唯识宗三者的强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信,对净土宗的重视,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佛教实践的需要,是对佛教修行目的的重视;而对于华严宗和唯识宗的强调与提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他对佛教义理的取舍以及对时代精神韵反映,属于。修学”的范畴,实现佛教修行目的的辅助手段。
杨文会佛学思想的近代特点(选自《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
作为晚清时期中国居士佛学的典型代表,杨文会的佛学思想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没有杨文会,后来中国居士佛学的复兴也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清末民初居士佛学的兴起,中国近现代佛教的振兴历史也将被改写。至于杨文会个人的贡献,黄忏华曾经说:“嘉庆以后,佛教凌夷不振,;既而迭遭兵事,寺院经典同罹劫火,仅而如线之佛教荡然无存。未几,石埭大师杨文会出,远绍紫柏之大业,刊行单行本藏经,弘布佛教于海内,又广求失佚之古本于海外,于是隋唐诸宗大德之章疏复归于中国,开百年之绝学焕然中兴,中国之佛教自是进入一新时期。“这种评论,基本上是比较公允的。之所以称为”基本“,是因为这种评论没有着重探讨杨文会的佛学思想,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杨文会的贡献仅仅局限在一些佛学活动上。但事实上并不尽然。
杨文会的宏扬佛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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