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古代崇尚重视细节吗?急需急需!~

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重视文学？~

因为古代中国大多数时候以儒家文化为主导, 而儒家文化崇尚文治,特别是在科举制创立之后,基本上只有文化层次很高的人才能做官,所以古代中国重视文学。

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看看日本人是怎样想的，国人应当警惕

　　汪中求先生的《细节决定成败》，确实是一部启迪人们“做人、做事、做管理”的好书。书中用大量翔实的案例和名人警语阐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细节决定成败。注重细节，从小事做起，精益求精，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可以取得成功，创立辉煌；而不重视细节，浮躁粗心，贪大求洋，不屑于做具体的事情，则将一事无成，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的意图不仅仅是阐明了细节决定成败这个基本观点，而是进一步通过比较，深刻剖析中国人的又一大“民族劣根性”——心性浮躁、不注重细节。上海地铁一号线与二号线比较，一号线是德国人设计，因地制宜，细致周到，方便乘客，降低了运营成本；二号线是中国人设计，疏忽大意，不重细节，结果运营成本远远大于一号线，至今未实现收支平衡。“荣华鸡”与“肯德基”比较，同样是炸鸡，一个是美国人的精工细作，经久不衰；一个是中国人的粗制滥造，很快倒闭。在我们的公共管理中，同样存在不注重细节而酿成重大事故的情况，如新疆克拉马依友谊馆的大火，重庆开县的井喷，伤亡人员均超过200人，而国外类似恶性事故却极少发生。诸如此类案例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太不注重细节，为人浮躁，处事草率，造成了民族综合素质不高、经济发展落后、综合国力不强、国际竞争力下降的严重后果。
　　翻开历史典籍，中华民族的先贤们早已论及细节的重要：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等。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仅没有形成重视细节的传统，反而养成了一种“好大恶小”的陋习。“大”的东西，普遍为人们所称道、所崇尚：做大官、成大器、担大任、立大功、求大同、识大体、顾大局、为大家，等等，好一个泱泱大国，一派大气磅礴。如果带上了“小”字，如小人、小事、小节、小心眼、小恩小惠、小国寡民，则都是含有贬义的。在这种“好大恶小”的民族心理驱动下，人人只想干大事业，而不愿意做细小的事情。
　　与此同时，科学理性的缺失，也是我们民族素质的一大弱点。所谓科学理性，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就是“知性”，这是西方人的优良传统。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智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努力掌握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推动人类不断进步。在自然科学方面，无数重大的发明创造都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从蒸汽机到电子信息，从宇宙探测到纳米技术，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习，洋为中用。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权力的科学分析，认识到权力必致腐败的公理，精心设计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用民主和法治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腐败，发展了人类的政治文明。这都是科学理性的力量。科学理性注重实证的方法，注重经验事实，注重人的现实性和物质性，在操作层面上尤其注重规则、标准、程序和细节。反观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重“仁性”、“艺术性”，而轻“知性”。中国古代信奉“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与天相知的生命境界和安顺和乐的社会理想，重视人际之间的纲常伦理秩序，而不语怪、力、乱、神。我们的先贤圣哲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样极其宽泛而抽象的层面，缺乏细致深入地科学分析研究。中华民族尽管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制作烟花爆竹；尽管发明了指南针，也只用作观测风水，没有派上更大的用场，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在社会制度方面，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传统的仁德政治，信奉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排拒民主和法治。在封建专制政治下，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危行言逊，哪还有创新意识？哪还能产生科学？“中国问题”的专家罗素指出：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不幸的是，中国文明中一向缺少科学。
　　受传统文化影响，时至当今，在我们的国家事务中，仍然存在粗略空疏，不切实际，许多大政方针无法落到实处的问题。比如国家颁布了宪法，却没有设立宪法审查制度，致使许多宪法条文无法有效地贯彻执行，违反宪法的行为也得不到纠正。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实行监督，但是具体如何监督却没有设定程序，使得这项工作难以全面开展。再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或发文或开会，均表示要保证法院、检察院必要的经费开支，防止受利益驱动，维护司法不公，但是具体如何保障司法机关的经费开支却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结果始终保障不了，各地司法机关还得搞利益驱动，为钱办案，使公正司法成为纸上谈兵。在国家机关管理中，也严重地存在职责不明确、工作任务和标准不具体、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人浮于事、滥竽充数的现象极为普遍，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工作质量差、效率低。有的地方领导工作方法仍然简单，往往只是开会、发文件，不管下面贯彻执行得怎么样。长此以往，党的执政能力如何提高？
　　另一方面，受我国现行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制约，国家机关中人浮于事、好大喜功、不干实事的现象也很普遍。从选人用人制度看，各级机关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大多由上级领导集体或个人选拔任命，即使由有关体现民意的机关通过或会议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也是事先经由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考察审批后提名为候选人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元化领导的作法仍然发挥着效力，因而养成机关干部目光始终向上的习惯，时刻关注上级领导机关尤其是上级主要领导对自己的评价，言行举止以上级领导满意不满意为标准，爱做表面文章，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再从机关管理看，普遍实行着粗放式的管理，缺乏精细科学的管理办法，工作人员的责权利不明确，奖罚标准不具体，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工资待遇主要以资历和级别为依据，评先评优靠的是人际关系和领导的印像。这样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必然助长工作作风漂浮、学习流于形式、谋人谋官不谋事的官僚习气，何从谈起重视细节？
　　近年来，随着新儒学的推动，涌起了一股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并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究竟有多少东西值得复兴？是尊卑贵贱的礼仪习俗，还是歌舞升平的文学艺术；是乐天安命的人生哲学，还是专制暴政的皇权统治？真令人匪夷所思。新世纪新时代，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日新月异，我们再也不能陶醉于“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童话中沾沾自喜，而要实实在在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振兴”与“复兴”体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振兴”是向前看，重改革开放，重发展进步；“复兴”则是向后看，重继承传统，重和谐稳定。我们固然要追求和谐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但更需要追赶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发展中求稳定和谐。谈到发展，日本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面镜子。前资本主义时代，日本人向中国学习，在艺术和礼仪上得到进步，国家趋于稳定，经济却十分落后；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转拜欧洲人为师，重视法制，发展器物文明，国家逐渐富强起来；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败国的小日本成为美国的“被监护者”，政治、经济制度全盘美化，国民励精图治，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短时间内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们提倡学习日本的经验，并不是要主张全盘美化或全盘西化，而是提醒国人从地域和人口大国的自我骄矜中挣脱出来，正视我们当前所处的落后地位，大胆地学习汲收人类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六大提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关键是要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革故鼎新，消除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的保守落后成份，积极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崇尚法治，扩大民主，完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和公正的选人用人机制。对个人来说，就要像汪中求先生提倡的那样：做事不贪大，做人不计小，从大处着手，从小事做起，拒绝浮躁，用心把每件小事做细、做好，把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执行到位，在实践中训练和养成审慎严谨、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唯其如此，才能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才能把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才能逐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随着各个朝代政治的变化来看，细节的表现有过极端的例子，如孝，为了体现个人的道德水准，古时很多人在父母去世以后有挂孝三年的传统，所以有些人就有挂孝十年二十年的极端方式，终日孝服装扮，以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这是有目的和为自己利益而发生的不正常现象．
历史上的士大夫就曾经遭遇过一些尴尬，清谈在曾经成为这些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从不谈论政治和敏感话题，说话滔滔不绝，但又不知所云，还把这种清谈的水平高低看做是个人的成就．
儒家思想是有排它性的，”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第一个思想，学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终结，从此进入漫长的黑暗．任何细节都是次要的，只有政治和利益．

当然，看看中国古代科学家推算圆周率和天文学就知道了，拿小竹棍算的。。。

当然 看看历代皇家御窑厂做的瓷器就知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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