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王安石与苏轼

对苏轼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和苏轼有什么关系~

北宋神宗年间，朝廷想要挽救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便让王安石展开变法运动，后人称为“王安石变法”。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运动，其中就有苏轼。苏轼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抵制和抗议。推行变法前，苏轼指出王安石变法措施太为激进，在北宋社会根本走不长久。
1069年，苏轼曾给宋神宗三次上书谏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其中，苏轼就王安石提出的《贡举法》向宋神宗提出了意见。苏轼认为，王安石倡导的人才选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只重视能力而不注重人品，如果选拔人才按照《贡举法》来选举，那么朝廷上将会滋生很多投机分子。苏轼正面批评了王安石选拔人才弃百姓的利益而不顾。随后，苏轼遭到了王安石等改革人士的打压。但是，这并没有让苏轼放弃，他又给宋神宗上书两次，全面抨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弊端。以《雇役法》为例，苏轼指出，助役钱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对那些投机取巧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仍然能从其中获得大量的利益。如果这一措施实行，只会引发百姓的哀怨。
苏轼三番五次的谏言根本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毕竟只是一位官职不高的文官。苏轼明知道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依然上书提示改革措施的弊端，足以看出苏轼是位大智大勇的人才。不久之后，苏轼遭到改革派的排挤而离开了京城。随后，他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上书给宋神宗，向他说明改革后百姓的生活状态。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唐朝邓州南阳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朝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昌黎先生集》、《外集》十卷等。

王安石人物评价: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敖陶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颜习斋：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蔡东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90]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吕思勉：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毛泽东：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苏轼人物评价:

总评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历代评价: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③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网上找的一篇文章： 　　文人的相争与相亲——从王安石和苏轼的恩怨说开去 　　曾几何时，文人相争似乎已成为知识阶层的一大顽疾，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其实，倘使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一争，吵一吵，不流血，不死人，也与旁人无涉；倘使这争吵无关朝政，无关社会，更与百姓没有干系，争便由它争去，“干卿何事？”但实际上呢，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来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毕竟是“治人”的，起码他们的意见是会对皇帝老儿有影响的。这样一来，他们一争，天下就遭殃了，想不流血、不死人、不引起社会震荡都不可能，尤其是当猥琐小人攻讦坦坦君子的时候，结局就更不妙了。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英宗时的濮议（韩琦、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立马上书反对这项政令。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学问，纵情山水去了。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尤显于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恨不能立马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就连苏轼的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可就在这时候，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仗义执言了。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神情俨然一凛凛侠士！至此，政敌的恨意已全然消磨，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晤谈，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把酒唱和了！王安石从心底里感激苏轼的宽大。他邀请苏轼迁住金陵，以作邻居。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后人都明白，这份盖棺定论，岂止只是用来评价王安石的？！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1.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2.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苏轼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宏博通达的学识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也玉成了苏轼诗歌体裁多样，内容广博，立意新奇，呈现出「吞五湖三江」的气象。他的一生政治讽谕诗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苏轼诗中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念奴娇 赤壁怀古》」他写的绝句《题西林壁》也以富与理趣着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总之，苏轼的诗今存 2700 多首，有着丰富多彩的风格，或雄奇奔放，或富于理趣，或简淡自然。他岁善于运用新奇形象的比喻来描绘景物，阐发哲理。尤其是长篇古诗大多博用比喻，联想无穷，语言流畅，气势奔放。他还善于幽默旷达的笔调，随时生发奇警新鲜的人生意趣，令人耳目一新。这都表现出宋诗重理趣，好议论的特征。他的诗词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旧框框。他和南宋的辛弃疾行成词坛的「苏辛」豪放词派。他的散文，书，画等成就都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去思。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轼喜交游，推奖后进不遗余力，一时知名之士皆归之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有东坡集行世。其词集名东坡乐府，传本甚多，王鹏运四印斋覆刻景元延佑本，朱氏强村丛书编年本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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