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是谁创造的?什么时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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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发源于什么时候?是谁发明的?~

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发表44周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理嘉 [提要]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本人的偏好则最终让步。陈章太认为,这显示了决策层的气度,以及冷静的判断力。当时正值国际关系紧张,英语等西方语言在社会上受到排斥。

政府高层的决定,迅速平息了各种不同意见。当陈章太刚刚进入语言研究领域时,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至此,中国历史上多种拼音方案交错使用的乱象,面临终结。

一道历史谜题

在这种乱象中,冯志伟完成了自己的基础教育。1945年,他进入小学,被规定学习注音字母方案。

这套方案拟订于1913年,共设37个字母,全部从古代汉字中选取部分笔画充当。1918年,该方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

不过,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一统天下。

当时,五四时期由钱玄同等知识分子发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仍在继续,主张废弃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书写汉语。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教育部确认。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苏联开始。当时,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扫除文盲,身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瞿秋白等人与苏联汉学家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新文字派别,被称作“北拉派”,并与“国罗派”发生激烈论战。

如果再加上更早时由传教士创造的“威妥玛式”等拼音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拼音方案让人眼花缭乱。

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舍弃了以上所有方案,另起炉灶。不过,有学者发现,除了标调法不同,这套方案与之前的“国罗”拼音方案,差别并不大。

作为当时公认为最科学的拼音方案,“国罗”为什么没有被新政权直接采用?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多数学者选择沉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评价,在“国罗”和“北拉”争辩的背景下,当时的决策者很难摆脱革命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直接采用“国罗”拼音方案。

而陈章太则认为,当时的决策是冷静和客观的,也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那个时候,这名年轻人因为语文研究与编辑工作需要,接触过许多老辈学者。在他的印象中,大多数学者都积极参与了文字改革方案的讨论,他们的观点,也都“随着国家政权的政策变化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显得很自然,并不勉强。

不过,历史也记录下一些例外。在当时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讨论中,文字学家陈梦家曾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他被划为右派,“下场很惨”。当时,许多大学者都曾写长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

一次方向重立

冯志伟记得,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不久,便风行全国,他自己也很快舍弃了用注音字母拼写的习惯。

不过,与周围其他人相比,冯志伟并不是最狂热的一个。他有许多同学,当时便开始用拼音记日记。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担心这种不区分同音词的日记“以后自己看不懂”。

尽管1958年周恩来在宣布《汉语拼音方案》时,曾经表示,汉字是否会被字母代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汉字拼音化倾向,仍然是一种潮流。在许多人心中,汉语拼音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字母文字。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还不具备作为文字的资格,当时,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继续研究。据回忆,这个研究的最终结果,是编制了一套只在内部发行过的《定型化汉语拼音词典》,通过复杂的方式,使拼音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

不过,这套汉字方案并未公布。由于1977年“第二批简化字”的公布,文字改革委员会一时“声名狼藉”,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结束后,这一状况亟须改变。

陈章太又一次出现在语言文字改革的热闹里。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推动者。

1983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与吕叔湘商量,点名将陈章太从社科院调进文字改革委员会,让他将这个几乎处于瘫痪的机构重新运转起来。

摆在陈章太面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对待汉语字母化的历史思潮。当时,毛泽东“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言论,仍有许多人信奉和坚持。而经过“文革”后的反思,曾经激进地主张汉语拼音化的胡乔木,态度发生了变化。陈章太记得他曾与自己谈话,指出汉语拼音化是“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不可急于求成。陈章太曾在胡的讲话稿中添入“循序渐进”的词句,胡在旁边批注:“很好。”

在这种背景下,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大会”,成为重新确立文字改革方向的重要会议。

这时候,“文字改革委员会”已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改革”的色彩已经淡化。陈章太回忆,这次会议之前,关于拼音方案如何对待,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时代“汉语拼音化”道路,另一种则认为,拼音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不需要多提。

两种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最终,这次会议没有提“汉语拼音化”的问题,只是对拼音方案作了“继续推行”、“扩大应用范围”、“研究解决应用中的实际问题”等决定。

“这实际上是不再提汉语拼音化了,将拼音方案作为文字辅助工具确立下来。”陈章太说。

如今已年过七十的陈章太,至今仍十分怀念当时工作中求实、民主、融洽的氛围。当时,他这个中年“布衣”,与胡乔木讨论文字改革方案,时有争论,胡总是平等相待。

据他回忆,“文革”中,胡乔木偷偷对第一批简化字方案进行研究和反思。他希望在重新颁布简化字总表时,将100多个简化字改回繁体字。陈章太则以“汉字字形应保持相对稳定”为理由,没有接受。

当时,胡乔木发着高烧,两人的辩论从北京一直进行到北戴河。胡的要求从100多字改为20多字,仍然没有说服陈章太。一次,胡乔木躺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与陈争论。说到最后,胡乔木“动了感情”,陈章太却依旧坚持己见。这时,胡乔木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那么我们分别向中央书记处申诉。

“这就是民主的作风。”回忆至此,陈章太感叹说。

这次会议上,有几名老一辈“文改”同志,坚持要重提毛泽东的言论。有些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批他们”,但多数人认为,这只是表达不同观点,应该被允许。

最终颁布的简化汉字表,部分尊重胡乔木的意见,改动了7个汉字。

历史尘埃落定否?

陈章太关于汉语拼音命运的最近一次记忆,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他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工作。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

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

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就连外国人学汉语,也多半借助于拼音。许多人尽管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国专用名词,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经有一项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如今,“注音字母”被作为历史名词,放进语言学课堂,以及字典里不起眼的一页。而曾经被作为国际惯例应用的“威妥玛”式拼音,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为保持品牌效应,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名,仍然沿用威式拼音的拼写。不过,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个拼写方法的来源。他们觉得,把“清”拼成“tsing”,说起话来会咬舌头。

有人甚至担心,汉语拼音的应用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冯志伟就发现,很多人因为长期单纯依靠拼音在电脑上输入,逐渐丧失了写字的能力。“提笔忘字”,正在成为惯见的新病症。

汉语拼音的由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B]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B]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B]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B]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B]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B]”(转引自郑林曦《论语说文》)。
在中国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据说,苏联的一位副总理来中国访问时,曾经向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两国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回答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这样,中国才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未来的改革方向是汉字拼音化
1951年,毛泽东曾经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在我国的学者中,还有一些公开主张“双文制”(digraphia)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张实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双轨制),冯志伟提出首先在计算机通信中实行“文字双轨制”,认为文字书写方式的改革应该先从信息科学做起来。 政府对于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并不干涉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受到国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该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导和研究“拼音化”问题。我国政府这样宽松的政策,为“双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双文制的想法,早在清朝末年的汉语拼音运动中就产生了,后来有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关心这个问题。郭沫若曾经说过:“我们可以预想到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让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渐推广中而让汉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渐归于隐退,汉字的归于隐退,是不是就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学者来认真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
茅盾说得更明白,他说:“我希望,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既能用汉字写,也能用拼音字母写,听报告作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该是多么幸福呢!我并不幻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废除汉字(方块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内或在百年之后还要用汉字,让我们的子孙的一代能用‘两条腿走路’又有什么不好呢?”
郭沫若和茅盾生活的那个时代,计算机还没有普及,他们大约也没有使用过微型计算机,更没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去访问互联网的网络、在网络上自由地漫游,但是,他们当时就已经慧眼独具地看到了双文制的好处,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一定会举双手双脚赞成在计算机通信中首先实行双文制的建议。
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条规定,学好汉语拼音,用好汉语拼音,让汉语拼音在信息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汉语拼音化进程急刹车
8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势,我国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调整。
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指出:“关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应该强调,《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标准。它的制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公布之后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应用。《汉语拼音方案》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个科学实用的方案,我们应当努力推行,而不应当另起炉灶;要想用其它方案来取代,事实上难于办到。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后要继续加强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

刘导生的报告完全没有提毛泽东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汉语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种辅助汉字的工具。

语拼音方案 1955~195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一、汉语拼音方案与汉语拼音运动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从此诞生了,它实现了中国人民自19世纪末以来为之呕心沥血,梦寐以求的愿望。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汉语拼音方案》是近60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要理解这一句话深厚的历史含义,就要从清末民初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汉语拼音运动说起。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我们已经有了用以"范正汉字读音"并借以统一国语的注音符号(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实施),其后,汉语拼音运动为什么又紧接着朝拉丁化方向继续发展?
注音符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它的公布和使用是汉字注音走向拼音化的开端,但是注音符号在当时的人文背景中采用的是传统的民族形式的字母(楷书的篆文古体字),这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不符合世界大多数文字发展的拉丁化趋势,在科技应用和文化交流上受很多限制,另外符号本身也没有彻底音素化,其中有好几个韵母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更小的语音单位,如ㄢ(an)、ㄣ(en)、ㄤ(ang)、ㄥ(eng)、ㄠ(ao)、ㄡ(ou)等。所以,注音符号公布不久,就有人指出读音统一会在字母形式上不选择拉丁字母,而采用从古汉字中取材的注音字母,那是缺乏远见的不明智的选择。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88)中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40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作用。"这个评价无疑是公正、全面的。
当时,面对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种种批评,以及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的呼声,国语统一筹备会根据钱玄同的提案,照章正式成立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由11位委员组成,其中的核心成员是: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
由于赵元任、钱玄同等事先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充分准备,一年之后,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就提交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两年后,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予以正式公布,定名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原注音字母则相应地称之为"国音字母第一式"。
国语罗马字是中国汉字改革汉语拼音化运动中,我们自己拟定的、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套音素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它完全采用了现成的拉丁字母,不用附加符号,不另造新字母,并首先提出了按词连写等问题,就其"文字体系的完整性,符号观点的国际化"来说,"国罗"把清末以来的汉语拼音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周有光语)。但是,"国罗"实际上没有得到认真的推行,它始终没有进入中小学和师范的语文教学系统,因为对汉字注音来说,注音符号已使用了十多年,似乎不需要另有一套在认读和拼写上比它复杂得多的国语罗马字。由于上面没有政府机构积极有效的支持,下面又缺乏社会基础,因之"国语罗马字推行的成绩等于零"(赵元任语)。
"国罗"公布之后不久,社会上就涌现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上海、西安、武汉主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先后成立了不少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在众多的方案中,以"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最有名,流传也最广,甚至传播到诸如法国里昂、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华侨学校。"国罗"、"北拉"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拟订的各种拼音方案,为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判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说,《汉语拼音方案》是近60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二、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和组成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955)之后,为了配合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加快步伐,第二年就发表了供讨论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同时发表的还有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两个草案,经过广泛的讨论,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认真地作了审议和修改,又提交了一个修正草案(1957.11),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正式公布实施。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世界上通行范围最广的26个拉丁字母,方案的设计构思、字母和语音和配置关系及其拼写方法,可以根据方案内容分六个部分来介绍:1.字母表,规定字母的顺序以及字母的汉语音值;2.声母表,规定汉语音节开首的拼写单位;3.韵母表,规定声母之后的拼写单位,一声一韵,前声后韵就构成一个音节;4.调号和标调规则,规定构成一个表义音节必要的组成成分——声调的表示方法;5.隔音规则,规定分词连写时分隔音节的规则;6.省略规则,规定声韵相伴时基本韵母拼写形式的变化。下面依次对这六个组成部分作一点理论上的说明。
1.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表及其增补字母
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表不包括为适应汉语需要而设计的增补字母,只指26个拉丁字母。拉丁字母由于它形体简单、清晰、匀称、美观、便于阅读和书写,便于根据需要增添附加符号,或改成变体字母,或组成合体字母,所以能适应各种语言的需要,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通行的字母。整个欧美大陆、澳洲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亚洲的一些地区都使用拉丁字母,不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的国家也大都有法定的或通用的拉丁字母拼写法。拉丁字母一旦被用来记录某种语言的语音,就成了该语言的文字或该语言的拼音方案的字母,如英文字母、德文字母、法文字母等等。所以,汉语拼音方案中的拉丁字母应该称之为汉语拼音字母。
2.字母表中字母的排列顺序完全遵照拉丁文原有的次序,元音和辅音参差间隔混合排列,这样朗读起来比较好听,序列的应用价值也比较高,因为这是国际通用的排列顺序,便于编码、图书索引等方面的应用,便于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过去,“国罗”没有采用拉丁字母的传统顺序,在字母部分只列声母表和韵母表,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虽然列出了字母表,但在排列顺序中插入原来拉丁字母中没有的双字母(如ch插在c和d中间,rh夹在r和s中间,zh排在z之后),同时又在字母表中取消了在“北拉”中不采用单字母h、q、v,这实际上破坏了国际通用的字母顺序。在汉语拉丁化拼音运动的历史发展中,汉语拼音方案首次完全采用了26个拉丁字母的传统顺序,这对增加方案的流通价值、技术价值显然是有利的。

拉丁字母的读音是以它在拉丁语中的读音为基础的,而汉语拼音方案是普通话的拼音方案,因此必须为字母确定新的包含汉语音值在内的名称音(在字母表内用注音符号加以标注):

从上面所列字母表的名称音来看,五个元音字ɑ o e i u以它们所代表的汉语音值为名称音,如ɑ如o,一符数音者,则以其主要读音为名称音,如i和e。辅音字母(包括y和w)以其所代表的音值拼上元音构成名称音,因为元音是一种乐音,发音响亮,代表元音的字母是一种自鸣母,而辅音字母是一种不鸣字母,因为它代表的是噪音,发音不响亮,必须加上一个元音,拼合在一起发音才会响亮,便于称说、朗读,如字母b读ㄅㄝ ,h读ㄏㄚ,j读ㄐㄧㄝ,k读ㄎㄝ,q读ㄑㄧㄡ。名称音命名的原则既要遵从国际习惯,同时又要考虑它在汉语中的区别能力。例如,n之所以不读ên,就是因为考虑到汉语不少方言n、l不分,一个读nê,另一个读êl,便于互相区别。
汉语拼音方案在字母表之外,又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另行设计了若干增补字母。因为按照传统归用法,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只能代表二十多一点的音素,其中有几个字母音值相同,如c、q和k,x则不表示独立的音素。所以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语音,从字母和语音的配置关系说,一方面会有多余的字母,另一方面却又会有欠缺的字母,如果不补充若干字母就不能满足表示汉语语音的需要。所以方案在二十六个基本字母之外,又用原字母组合的办法增补了四个双字母:zh ch sh ng;用在原字母上添加符号的办法增补了两个加符字母ê和ü。所有的增补字母都不列入字母表,这是大多数采用拉丁字母国家的惯例,为的是共同保持拉丁字母的传统顺序,有利于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
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组成中,为了使音节拼写形式简短,还为zh ch sh ng这四个双字母分别设计简写形式(最后一个借用国际音标)。这几个字母由于手写时影响连写,且不便于键盘和印刷中使用,实际上是不通行的。

2.声母表以及声母的呼读音语音学中最小的发音单位一一元音和辅音的划分是从西方音素制的拼音文字出发的,而传统的汉语音韵学根据中国文字的特点是从方块汉字人手进行语音分析的。汉字的字音在声调部分被划分出去以后,字音的基本结构进一步被分析成声母和韵母两部分,一声一韵,前声后韵,声韵相拼再加上一个声调,就构成一个汉字的字音。所以为汉语设计一种拼写语音的拼音方案,总要分别列出一个在西方拼音文字系统所没有的声母表和韵母表,掌握了这几十个声母和韵母也就是掌握了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组成成分,再配上一个声调就可以读出任何一个汉字的字音。
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表一共包括21个辅音声母,列表如下:

声母表包括不列入字母表可以作声母用的三个增补字母zh ch sh,声母的排列顺序也不同于字母表的元辅音混合排列法,它采用语音学中的发音部位排列法,依次为:唇音b p m f,舌尖音d t n l,舌根音g k h,舌面音j q x,舌尖后音zh ch sh r,舌尖前音z c s。
声母表中拉丁字母下面的注音符号,代表声母的音值,如b和ㄅ都表示双唇不送气清塞音[p]; f和ㄈ都代表齿唇清擦音[f]。而注宵符号右边的汉字则是声母的呼读音,例如汉字"玻坡摸佛",其中的b p m f或ㄅㄆㄇㄈ都是声母的本音,加元音o或ㄜ构成的读音——bo po mo fo或ㄅㄜㄆㄇㄜㄈㄜ,就是声母的呼读音。汉语字音中充当声母的都是辅音,如不加上一个元音构成一个呼读音,声母本身的音值(本音)是很不容易听清楚的。
字母在字母表中要有一个名称音,在声母表中要有一个呼读音,其原因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相同的字母,例如b的名称音是bê(ㄅㄛㄝ,玻),而呼读音却是bo(ㄅㄛ,玻)呢?那是因为字母表和声母表里的字母排列顺序是不同的,添加元音的位置和加什么元音也都不一样(字母表中要考虑国际习惯),用名称音去读声母表会感到不顺口,反之亦然。但是从拼音角度说,名称音是同样适用汉字拼音的,因为它跟声母的呼读音所含的音值是一致的。试比较bê(ㄅㄝ)和bo(ㄅㄜ),ha(ㄏㄚ)和he(ㄏㄜ),jie(ㄐㄧㄝ)和ji(ㄐㄧ)。但是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注音符号声母的呼读音早已成为一种牢固的社会习惯,因而事实上在拼音教学中大家都不用名称音,只用传统的注音符号的呼读音。所以名称音和呼读音的不同,我们可以看作前者只是为了称说字母,而不管它是否充当声母,后者则是作为声母以后的名称。它们可以保留各自的读法,各司其职。

3.韵母表及其说明
汉语拼音方案韵母里的韵母以汉语音韵学的四呼分类为基础,列表如下:

表中第一竖行的韵母统称为开口呼韵母,汉语音韵学把它们看作本韵之音,本韵之前加i则为齐齿呼韵母(第二竖行),本韵之前加u则为合口呼韵母(第二竖行),本韵之前加u则为合口呼韵母(第三竖行),本韵之前加ü则为撮口呼韵母(第四竖行)。
方案根据四呼分类法,按韵头的不同大体上把韵母排成四大竖行,同行大体上也在横行的排列中显示了韵母之间韵类归属的异同,即同一横行的韵母通常总是属于同一个韵类的,例如a ia ua三个韵母,韵头不同,但本韵{韵腹、韵尾}相同,同属一个韵类,十三辙中叫作发花韵;从第五横行开始至第十一横行则依次分属怀来、灰堆、遥条、油求、言前、人辰、江阳各韵。但为求制表整齐起见,第四横行的三个韵母在十三辙中是分属两个韵类的,ie和üe属叠雪韵,e则与第三横行的o和uo同属梭波韵;第一横行的三个韵母也分属两个韵,i和ü同属依期韵,u则属姑苏韵。另外,字母不同于音标,它不能像语音学符号那样分得那么细,而另一方面出于阅读醒目、书写避免混同等要求,却又需要把语音上毋须区别的从字母上加以区分。例如,字母i实际上代表了舌面元音[i]和舌尖前元音[ ]、舌尖后元音[ ]三个不同的韵母,它们不属于同一个韵类,在韵母的四呼分类后两个也不属于齐齿呼,而属于开口呼:韵母。ong和iong从音韵系统看则与eng 、ing、ueng同属中东韵,注音符号的标写形式就显示了它们是四呼相承的同一个韵类。
韵母表中共列出了35个韵母,但并没有包括普通话的全部韵母。根据韵母表下的说明(1)"知、虽、诗、曰、资、雌、思"等七个音节的韵母用i;(2)韵母儿写作er,用作韵尾的时候写成r;(3)韵母世单用时写成ê,那么还应加上四个韵母{-i代表[ ] 、[ ]两个韵母),所以根据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的声母是二十一个,韵母一共有三十九个。
韵母表下的说明(4)和说明(5)分别规定了由i、u、ü开头的韵母,在前面没有声母时的书写形式和iou、uei、uen三个韵母在前拼声母时的省略形式,下面将作说明和讨论。

(转自《语言文字周报》)

最早发明汉字拼音的人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金尼阁于1610年来华,于1618年回欧洲募集了7000部图书带到中国,并转赴晋、陕开教,他在山西结识了精于小学教育的韩云。两人经过半年研究,将成果整理为初稿。在泾阳,他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王征。他们二人,“互相质证,细加评核”,在利玛窦等传教士学习汉字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修订编制成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汉字字汇,时为1626年。人称“利、金方案”。

周恩来1958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指出:“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350多年的历史。1605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1625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尽管此书尚不完备,但它准确地记录了明末的汉语读音;展示了现代辞书的雏形,成为汉字改革的先驱。

网上找的,你参考一下: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
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
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部分海外华人地
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目录
1 历史
2 汉语拼音方案
3 语音
3.1 声母
3.2 韵母
3.3 声调
4 作用
5 汉语拼音化

历史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
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
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
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
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
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汉字笔画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记式
图案式
数字形式
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是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的拉
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

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决定采用汉语拼音
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出ISO 7098号文件。

语音
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分声母和韵母。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套表示读音的符号系统,不
应视为独立的字母。

声母
汉语普通话拼音中声母有21个: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鼻音 边音
清音 清音 清音 浊音 浊音 浊音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双唇音 b [p] p [p'] m [m]
唇齿音 f [f]
舌尖中音 d [t] t [t'] n [n] l [l]
舌尖音 z [ts] c [ts'] s [s]
舌尖后音 zh [tʂ] ch [tʂ'] sh [ʂ] r [ʐ]
舌面音 j [tɕ] q [tɕ'] x [ɕ]
舌根音 g [k] k [k'] h [x]

此外,普通话里还有一些音节开头不是辅音而是元音,如“案”(an),这种没有声母
的称之为零声母。

韵母
汉语普通话拼音中一共有39个韵母。分别是:

单元音韵母 i u ü
a ia ua
o uo
e
ê ie üe
(s-)i, (sh-)i
er
复元音韵母 ai uai
ei uei
ao iao
ou iou
带鼻音韵母 an ian uan üan
en in uen ün
ang iang uang
eng ing ueng
ong iong

其中,只有一个元音或者一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的情况,该元音称之为韵腹,所带的鼻
辅音称为韵尾。两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则是开口度较大的为韵腹,韵腹前的元音称为韵
头或者介音,韵腹后的元音称为韵尾。3个元音或者2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则中间的元
音是韵腹,第一个元音是韵头,韵腹后的元音或鼻辅音为韵尾。

还曾经有人根据韵头把韵母分为四类,称为四呼,即开口、齐齿(i)、合口(u)、撮口
(ü)。汉语拼音的韵母表就是按照这个来排列的。

声调
汉语普通话中有四个声调,四个声调符号分别是:

第一声,(阴平,或平调,“ˉ”);
第二声,(阳平,或升调,“ˊ”);
第三声,(上声,或上音,“ˇ”);
第四声,(去声,或去音,“ˋ”);
汉语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声调,叫做轻声,有时也叫“第五声”,在汉语拼音中不标
调。有些学者认为“第五声”的说法并不确切。轻声虽然能够起分辨语义的作用,但是
通常不列入汉语“四声”之一,因为声调是正常重音音节的音高形式。在音高上,轻音
只有音区特征,声调还有曲拱特征。

每个汉字由韵母和声母配合构成一个音节构成。在韵母上部应该标出声调,为了方便也
可省略。

汉语拼音中标声调位置的规则如下:

若有两个元音,且第一个元音为i、u、或是ü时,则将声调标示在第二个元音上。
其余状况下声调皆应标示于第一个元音之上。

作用
汉语拼音对普及识字以及初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为语源学汉语与其它语言
的比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同过去其它的汉语拉丁化的规则相比,它的规律比
较简单,发音更规范于普通话的发音。它系统地体现了普通话发音的规则。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汉语拼音也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中文输入法。

由于汉语拼音是一种只书写读音的体系,无法取代汉字。完全用汉语拼音写出来的文章
很难懂,因此,它不是一种正式的书写方式,而只是一种阅读的帮助。

汉语拼音化
由于汉字复杂,学习需时,并且不如英文输入计算机般直接,中国文改积极分子为了发
展出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文字,正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分词连写和分化定型同音
词等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为在中国实现一语双文做了很多工作。

自从80年代初废除第二批简化字以来,中国政府采用了以维持现状,追求语言文字使用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主的语言文字政策,目前已经放弃了“汉字拉丁化”的计划

好像是建国后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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