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理人的田园梦

~ 大理民宿，众人皆知。若论其程度， 旅游 的人扪心自问，难道住大理会首选酒店？

但住在哪儿呢？我在苍山洱海间寻觅。

飞机盘旋着降落，大理在舷窗外越放越大，围绕洱海一圈，白色的带子也越来越宽，那是密密麻麻屋顶的反光。其中的民宿主要分布于夹在苍山与洱海西岸的大理古城，和洱海东北方的双廊。从机场进城，一路向北，必然到达洱海最南端的下关镇。大理古城和双廊是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

“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映苍山雪。”这是作家曹靖华描摹大理美景的名句。但在已成为大理城市中心的下关镇，又赶上冬日，风只能吹动水泥森林，市区里楼宇高耸、尖利的形状，令人总感觉人造的房屋虽不是错误，却像在纸上涂抹错误时，留下的疙瘩。

也许古城里也是一样？于是我向东走，奔双廊， 那里有 最好的风景。高原地区，云普遍走得快，高山下卧一滩翠湖的地方也常有，而苍山洱海之间的云，变化尤其多姿，尤以在宽阔的洱海边，又与苍山拉开距离的双廊是最佳的观赏地。拍摄《生活在别处》的 导演张杨 是最早注意到双廊之美的外乡人之一，他曾回忆，本世纪初，他总到艺术家赵青在双廊玉几岛的家面朝洱海，一待一下午，观赏云和落日。“古城这边下雨，海东仍是晴天，而且只要古城下雨，从双廊看过去的云尤其壮观，等雨水稍歇，又能看到云稍稍散开，从孔里泻下巨大的耶稣光。”

“穿过一条通往海边的极窄的小胡同，甭管胡同多破，走到尽头，你就懂了。”脑海里萦绕着一位在双廊建了十多年房子的设计师初次来时的感受，我下到双廊一侧的洱海边，却难以理解他的震撼。游人如织，商铺几乎占据海边一切开阔的位置，水面上巨大的游轮，甚至有岸边的南诏风情岛一半大小，视线避之不及。狭窄的胡同被400余个大大小小的客栈塞满。我在其中穿梭，寻找那些游泳池能够伸到海上的客栈，却发现伸向海中的是挖掘机的长臂，因生态治理，洱海边超出生态蓝线的部分被拆除。

仍有能够俯瞰洱海的客栈在半山腰，也仍有客栈门口的池塘与洱海平行，从池塘边后退几步，总能找到与洱海一线的感觉。但越是在优美的风景面前，越是令人反思民宿的本质。与酒店相比，舒适标准自不能降，除了硬件设施，其中民宿主人是否有趣似乎尤为重要，甚至如果民宿主人能带着客人玩儿，那简直再好不过。大理以聚集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群闻名，大理古城应是这些人当之无愧的聚集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双廊仍是渔村时，便有自泰国、缅甸一线游玩的欧美嬉皮士到古城混迹。

西去古城。远观与近赏不同，低矮的灰顶白墙与苍蓝的洱海并不违和，且古城中的民宿若非在山上，都是院中小景，一棵树，乃至一盆花，无不展露民宿主人的匠心。我来到古城寻访张杨，一探新大理人圈子的究竟。

“80年代的时候，就本地人尼玛开的MCA最有名。当时有很多外国嬉皮士来到大理，尼玛迎合他们的需求，最先在街边开起酒吧，后来咖啡馆、面包店陆续出现，那里就成了洋人街，人民路都是后话。尼玛本人是画家，MCA起初要做画廊，有一部分空间是展厅，像叶永青、韩湘宁之类的画家 在那里办 展，有时甚至一起当场作画。后来人多了，尼玛就把三个展厅变成大通铺，很多人都特爱住，男女都住在一块儿，非常散漫、自由。”张杨从1998年来到大理，是国内最早一波到大理的外乡人，后来干脆几个人合伙，在MCA后面开起自己的客栈，当作自己的“稿房”。那时他最留恋的就是一大群人坐在人民路边，一杯橙汁或咖啡，整日晒太阳。路过的都是熟人，见面点头、打招呼，像他儿时生活的北京大杂院。“你走下去一条街，手机都能自动连Wi-Fi。晚上吃饭或开Party，随叫随到，一开始只是两三人的主意，最后呼啦啦能来十几个。”

只要这些人在大理，手机一响，社群式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消失，但张杨说，自打人民路街边不让放椅子，古城里就几乎没了他落脚的地方。2016年是古城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地标性的海豚阿德书店因负担不起租金搬离人民路，标志着古城的商业化日趋严重。也是在那时，MCA客栈由外来资本打造成高档酒店，张杨在那里的客栈也随之消失。

我见到张杨时，他在双廊的民宿关门整顿，他正忙着布置古城边的新家。我走到他们曾经晒太阳的人民路上，服装店、小吃店已经把它变得看不出身处哪个城市。唯有站在街中央拍照的新娘，引人默念卞之琳的诗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虽然古城内仍有精致的民宿，但缺了最重要的风景。听闻闲散的人自我转移到古镇周边，我北上到紧挨古城的银桥镇，发现了梳起长发、留着胡子，背着草筐种萝卜的日本人太郎，但没有发现主人在家中等候客人到访的民宿，顺着太郎每月售卖胡萝卜的路线，终于在山下，距洱海不远的稻田间，寻找到了被称为“大理最快乐的人”的民宿主人和他的家。

“他们说我是大理最快乐的人。”40岁的潘良斌见到我时，刚从洱海里游完泳回来，头发还未打理。冬日的大理虽然日光充足，我们也基本是毛衣配外套的装束，他却一件皮夹克敞着怀，里面穿着紧身的健身背心，隐隐现出腱子肉。“我没来大理时就酷爱游泳，露天泳池游了十几年，这边空气这么好，不运动都浪费。”

他火急火燎地回来，是因为我们已用过饭，在他的小院里休息，生怕自己照顾不周。他的民宿独门独院，院中种着棵石榴树，一座小楼上下两层，门口摆茶桌，一层除了客房，就是客厅；二层在客厅上方的位置是竹炕，上面摆有一张小茶桌和两个蒲团；一扇中式推拉门相隔，另一侧是客房。面朝院子的一侧全是玻璃窗，可见院外的田地和远处的苍山。小楼的房梁、木门都打磨过，刷了木蜡油，客厅中的墙是刮去土泥后露出的石头原貌，一看便知是改造的老房子。

“我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琢磨。床是我定制的，床板是当地的木料，床品的布料来自本地，客厅里裱起来的工艺品则是周城的扎染。我希望能让客人在房间里就感受到本地的特色，有客人看着好，还会向我们买。”潘良斌从硬件到软件，逐一细数。“你们洗澡时尤其注意水温。我之前发现，同样牌子的热水器，我在杭州用时三四个人连续洗都没问题，这里忽冷忽热。我找工人修，管子没事儿，后来发现因为在高原，又是村里，电压不稳，只有提前多放会儿水才行。”

潘良斌与我们的交谈，就像他每日招待客人一样。虽然不住在店里，但他每天都要过来。他坦陈自己起初是被家人从杭州带到大理的。

“当时我妻子想来大理投奔她做客栈的弟弟。”潘良斌是扬州人，此前做服装批发的生意，与妻子在杭州买了两套房，给孩子上的户口能上当地很好的小学。他叫自己的小舅子“弟弟”。他记得2012年时，他弟“撺掇”他挤出20天时间和媳妇到云南玩儿，把大理周边有名的城市都转了一圈，本以为只是 旅游 一把，妻子却动了定居大理的念头。“她当时跟我说，在杭州无非为多赚点钱，把小孩照顾好，把房子买好，以后生活能轻松些。但这种想法错了，等以后可以享受了，已经不知道自己成什么样子了。与其以后享受，还不如现在边生活边享受。”

潘良斌被说动了，他本身也厌恶大城市里相互提防的人际关系，和人吃顿饭都要前思后想他人的动机，只是担心孩子上学。半年后，一俟孩子的问题解决，他卖掉了正在住的一套房子，带着妻儿来到大理。“我当时想，到这边肯定需要钱，房子肯定要卖，但要留一套，为自己留条退路。不过要卖自己住的那套，因为如果真回去，另一套还需要装修，就冲那么麻烦，也不能立刻回去。”

见我对他在那时就选择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很好奇，他向我解释，他一开始想跟风在双廊开民宿，既过上舒坦日子，还能有些收入，但那时海边的价格，要么与别家合伙，要么就得一下掏出一两千万，令潘良斌望而却步。那会儿他们满大理跑，在古城外三公里处，通往环海路的必经之路旁，看上了一个面朝稻田的小院。“当时也没想做什么，就想先租下来再说，再不济还能自己住。”

但因没有具体目标，最初来大理的三个月，潘良斌陷入无所事事的境地。小舅子看出他的沮丧，带他去泰国转了一圈，比照泰国的民宿，他觉得这里更适合做餐馆。那时他的小舅子在不远处租了上百亩的地做有机农场，农场里的肉、蛋和蔬菜就是餐馆现成的原料。而因为古城内的中餐馆很多，难以去竞争，他们选择了西餐，曾请过西班牙厨师和翠湖宾馆的大厨亲自操刀。“装修期间，我被我弟拉进他的社交圈，跟香港人学甜品、向昆明师傅学咖啡、拜波兰姑娘为师学插花。”潘良斌重新忙起来，却不再如杭州时那般单调。

餐厅在我们隔壁，有一道门之隔。这是潘良斌后来力争把独栋的院子租到手的原因，民宿小院盖成后，完整的模式才在他心中成型。餐厅与民宿之间的通道正在厨房的位置，又有帘子挡着门，若非住店，外人难以察觉。小院的其中一部分院墙更是厨房的延伸，伸展出一个朝向路边的火锅店。

“院里的人去餐厅吃饭方便，服务员把饭菜端到小院来也可以。客人要吃火锅，我就带着他们去我们的地里摘菜。”他对这样的设计一脸自豪，而在我们谈话间，隔壁餐厅的服务员跑到我们的院子“拔草”，“那是我们自己种的罗勒，做比萨用的”。

我见到餐厅外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潘良斌说，那表明他对自行车运动的爱，新近迷上了皮划艇，准备也放一个在旁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晒太阳、游泳，上午打理餐馆的事，下午就等着朋友聚会。在杭州那么多年，真心朋友只有一两个，这边却很简单，游泳遇到的人加个微信，每天早上相约，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曾经想过在西湖边开民宿，但根本不敢做。别的不说，连交了订金的客人要退房，如何规定不退订金的时限都不知道。”潘良斌清楚，并非所有民宿主人都能像他那般轻松。他背后有小舅子洪嘉明，民宿圈里的人称他“嘉明”，是最早到双廊建客栈的外乡人。

“我哥到这里最大的变化是有文身了。他本身爱与人打交道，大理特别适合他。”我在潘良斌的小院旁见到嘉明。同是扬州人，潘良斌结实、白净，瘦高的嘉明，却晒得黝黑，头发很短，似苦行僧。我与他一同前往潘良斌口中的农场，那是嘉明在2012年时开始租下来经营的，距他哥的民宿百步之遥：

90亩的土地，其中镶嵌一个湖，湖中兀立一个小岛。猪圈和鸡鸭隐在篱笆之外，而鹅在湖中游，湖将农田与草地隔开，有机肥料味道的农田分成小块，每块地插着所种蔬菜的牌子，有马在草地上吃草，湖中岛上住满兔子。

嘉明与我走到草地中央，由此向西，越过兔子岛，裹着云带的苍山即在眼前，背着草筐的太郎就在那半山腰处。嘉明告诉我，每隔一个月，这片草地上就会举行闻名大理的生活市集，不论张杨还是太郎，大理各个角落的人都会来此摆摊或扫货，农产品、料理、手工艺品，应有尽有。

农场、餐厅、市集，我发现嘉明在铺展一个串联起所有新大理人的商业生态，而他告诉我，这与他的来路有关，像来到这里的所有外乡人一样。

“我从高中时代就开始背包旅行，接触环保的事务，满世界地跑。后来家里觉得我不务正业，我压力不小，因为户外时候喜欢住青旅，就想着也开家青年旅舍。便到丽江学习，帮人干活时，下到大理，看到洱海的湖面和蚕豆田，像是江南故乡的感觉，就决定留下来。”嘉明告诉我，那时的双廊仍是渔村，他看到家家养奶牛，种着梅子树，就决定把客栈开到这里。“我的那个客栈最先建的是奶牛房。”

自那以后，嘉明就没断过盖房子，但就像原先双廊渔民不喜欢洱海边的大风，湖边的房子最不值钱。对嘉明来说，湖边的蔚蓝和烈日，纵然令他感到纯粹，当步入而立之年，膝下有人时，他已不再适应年轻时的热烈，反而心向田园，更关心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

为了家人，他想到种不施化肥的蔬菜，饲养自然生长的鸡鸭。农民出身的他，地里的活儿本身也会。“除了90亩，旁边还有100多亩。”嘉明租下现在这片地时，凭借自己的环保知识发觉这片靠洱海的地不对劲。向当地村民了解后得知，这里曾经是与洱海相连的两个湖泊，“文革”期间围湖造田，把湖填掉了。“现在看到的这个湖，是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用9辆卡车、4辆挖掘机恢复出来的。另一片当时填得浅，现在仍是洼地。”与潘良斌不同，嘉明来到农场是为了改建农场边租下的院子，有场地、有田园产品，他还想做一个教育体验的课堂。他家祖祖辈辈磨豆腐，他要把石磨也放进去。

潘良斌在大理的民宿有嘉明浓厚的影子，嘉明嘴上说，既是找他来，总得听些他的，而在外人看来，则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潘良斌的妻子与嘉明一起经营农场，他则单独出来做民宿，看似独立，实际是体验他家农产品的窗口。而当嘉明回到民宿小院时，指着墙外一排低矮的凳子告诉我：“虽然在农村，但你看有没有街边的感觉？餐厅朝向外面的窗口都很小，就是临街小卖部的感觉。”

嘉明面前的路够宽，足够停车，他当时的设想是把这条通向洱海的街都做起来，目前除了他家，却只有另一家酸奶店。去年民宿整治得厉害，海边拆了1800余家，民宿主是租户，人微言轻，个个噤若寒蝉地观望。潘良斌已卖掉在杭州的第二套房，定居下来。嘉明则为了自家长远的生计，将外出赴江浙一带“打工”。

（感谢张晓军、吴颖慧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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