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怎么实现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怎么实现~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提出实施意见。文件指出“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关于农业现代化，社会上一直流行着一种观点，只有赋予和保护农民流转土地的权利，才能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实现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强化土地承包权的产权强度可能会适得其反
很多人认为，为促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必须把农户承包权做大做实。唯其如此，方能令承包户放心地流转土地。受此理念的影响，当前“三权分置”改革的着力点是不断提高农民承包权的产权强度。一是赋予农民土地流转的处分权利，二是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农民的承包权固定在特地的地块上，三是将承包经营权设置为用益物权。这样土地承包权实现了从生产经营自主权向用益物权、乃至“准所有权”的重大转变。在农业经营和土地流转上，中国农民获得了与日本农民基本相同的土地权利。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在土地小规模、分散化占有条件下，如果强化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利属性，会阻碍经营权流转。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随着农民的土地权利日益私人财产化，日本土地流转的困境在我国农村也普遍存在。
一是土地成为农民的私人财产，农民将土地作为保值增值手段，或者作为“乡愁”、家产等保留，宁愿抛荒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在城市化扩张时期，农民普遍存在征地预期，即使不耕种土地也坐等土地升值。东亚社会农民普遍存在惜土情结，土地不仅仅是纯粹是生产要素，还是农民的家产、祖业，还寄托着农民的家乡观念。农民即使不愿意耕种土地也不一定将土地流转出去，这使得弃耕撂荒与土地流转率低并存。2010年日本抛荒耕地面积为39.6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
二是农民成为“二地主”，凭借其强大的土地承包权利提高土地租金，导致“地租侵蚀利润”的后果。我们在上海农村调查发现，每亩土地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益只有1000多元。但当地的土地流转租金普遍高达800-1000元，甚至有的土地租金达到1500元。某村有土地2700亩，土地租金每亩1000元，由于没有人愿意流入土地，只能由村集体和区农委代为管理。甚至有些农民要求地方政府给其安排工作和提供养老保险，否则其不流转土地致使所有农民的土地都无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成为一项保护“二地主”收租的权利，而不是保护实际耕种土地的经营者的权利。
三是农民日益强化的土地权利更加难以整合，阻碍土地集中连片流转。不同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不同，在流转意愿上，有的农民愿意耕种土地，有的农民愿意流转部分土地，有的农民愿意流转全部的土地，有的农民视土地租金高低决定是否流转土地；在流转时间上，有的农民愿意长期流转，有的农民愿意短期流转，还有的农民只是季节性流转。在土地细碎化条件下，农民的流转意愿不同，导致土地分散化流转。由于土地流转不集中连片，不少种田大户因此放弃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我们在湖北沙洋县调查发现，赵某在赵村7组流转土地170亩，涉及到22户，有2户不愿意流转。赵某不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依赖村干部与农民协调各种关系，而且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与没有流转土地的农户产生了很多纠纷：病虫害防治不一致，排灌纠纷，机械过田毁苗等。赵某经营1年就放弃了土地流转，部分土地只能抛荒。
虽然“三权分置”改革强调落实集体所有权，但日益强化的承包权“所有权”化，客观上虚化了集体所有权，使农民集体丧失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统一经营功能。由于土地小块占有，“三权分置”改革强调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反而致使农民的流转权利难以实现。这实际上是陷入“保护农民权利反而损害农民利益”的悖论。并且由于土地承包权做大做强，导致土地租金过高、土地分散化流转，降低了经营者流入土地的积极性。可以认为，“三权分置”改革以强化承包权为手段，反而架空了集体所有权，僵化了土地经营权。
落实集体所有权是出路
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村地区通过落实集体所有权，发挥集体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连片流转。以安徽省繁昌县为例，农民拥有是否进行土地流转的选择权，农民集体根据农民的意愿配置土地资源。愿意耕种土地的农民从集体获得连片的承包地，农民集体将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出去，外出务工农民获得土地租金。农民集体每5-10年重新调整一次，重新集结农民流入、流出土地的意愿。
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而言，重要的不是对特定地块的承包权利，而是返回农村时继续耕种土地的权利。繁昌县的做法是根据农民的不同意愿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这种灵活性与农民需求的差异性和变动性相匹配。需要耕种土地的农民可以获得集中连片的承包地，并且在需要进行土地流转时候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价值化，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并且以后返回农村时可以继续耕种承包地。
经营者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好处，从而真正激活了土地经营权。一是经营者只需要与村集体谈判，不需要与几十上百个甚至上千个农民谈判，从而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二是集体统筹资源配置，解决了农民土地流转差异性导致的土地流转分散化和“插花地”问题，经营者可以获得集中连片的土地。三是土地流转期限为5-10年，稳定了经营者的生产预期。在分散化土地流转阶段，繁昌县一个家庭农场只能经营50亩左右的土地。这既是由于家庭农场主无法与数量众多的农民谈判，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更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流转不集中连片限制了农业经营规模。在集中化土地流转阶段，繁昌县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面积一般在100-300亩之间。
这种土地流转模式的核心在于真正有效落实了集体所有权配置土地资源的权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土地承包者的利益，激发了土地经营者的积极性。这种土地流转模式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土地承包权根据公平原则分配，农民有耕种土地的权利，外出务工农民不耕种土地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实现了土地的公平分配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土地经营权按照效率原则分配，农民集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将农民不愿意耕种的土地流转给规模经营者，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人地分离问题，在农村人口没有完全非农化转移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土地集中连片流转。
农民集体配置土地资源的合法性在于，我国采取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是集体的公共生产资料，而不是农民的私人财产，集体可以根据农民的需求配置土地资源。相反，日本采取土地私有制，村庄共同体或者村社没有配置土地资源的权利，细碎化的土地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以分散农民为主体流转土地难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在土地细碎化且农民具有惜土情结的条件下，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可能会适得其反。繁昌的经验实践表明，发挥集体的土地资源配置功能，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流转，可以更好地实现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三权分置”改革应警惕走入“日本陷阱”，其改革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如何真正有效地落实集体所有权及其土地资源配置功能。

1.什么是三权分置？
“三权分置”是指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这“三权”分置并行。
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可以自主经营种植不违反国家政策的作物。或把承包土地出租、转让给其他人（受让人），受让人不拥有承包权，而是土地的经营权。
2.农民可以获得哪些利益？
《"三权分置"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展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产业化经营等试点”，还要“研究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抵押贷款和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等方面的具体办法”。
2016年8月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提出保地权、稳就业、有社保，这些一个都不能少。农村户口迁移到城市后，不仅可以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医疗保障、就业机制等公共服务，还可以同时保留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依然享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3.政策虽然诱人，但现实很骨感
目前在农村经营土地的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进城务工对他们来说有点难度，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让他们受让土地有一定的难度。
虽然粮价下跌，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提高，但因全靠人力投入，不算自己的劳务成本，每亩地还是有一定的收益。
目前中国粮价下跌，土地的单位种植收益并不高，怎样吸引投资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经营农业，也并不那么容易。
10月底的《瞭望》上有一篇文章《缘何农村多地频现种粮大户“毁约退地”》，提到“在黑龙江、江苏、河南等粮食主产区调查发现，因粮价下跌，自然灾害，流转费用高等因素，部分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面临亏损，种粮积极性受挫，毁约退地等现象在多地上演”。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提出实施意见。文件指出“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关于农业现代化，社会上一直流行着一种观点，只有赋予和保护农民流转土地的权利，才能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实现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 强化土地承包权的产权强度可能会适得其反

   很多人认为，为促进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必须把农户承包权做大做实。唯其如此，方能令承包户放心地流转土地。受此理念的影响，当前“三权分置”改革的着力点是不断提高农民承包权的产权强度。一是赋予农民土地流转的处分权利，二是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农民的承包权固定在特地的地块上，三是将承包经营权设置为用益物权。这样土地承包权实现了从生产经营自主权向用益物权、乃至“准所有权”的重大转变。在农业经营和土地流转上，中国农民获得了与日本农民基本相同的土地权利。
   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在土地小规模、分散化占有条件下，如果强化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利属性，会阻碍经营权流转。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随着农民的土地权利日益私人财产化，日本土地流转的困境在我国农村也普遍存在。

   一是土地成为农民的私人财产，农民将土地作为保值增值手段，或者作为“乡愁”、家产等保留，宁愿抛荒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在城市化扩张时期，农民普遍存在征地预期，即使不耕种土地也坐等土地升值。东亚社会农民普遍存在惜土情结，土地不仅仅是纯粹是生产要素，还是农民的家产、祖业，还寄托着农民的家乡观念。农民即使不愿意耕种土地也不一定将土地流转出去，这使得弃耕撂荒与土地流转率低并存。2010年日本抛荒耕地面积为39.6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

   二是农民成为“二地主”，凭借其强大的土地承包权利提高土地租金，导致“地租侵蚀利润”的后果。我们在上海农村调查发现，每亩土地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益只有1000多元。但当地的土地流转租金普遍高达800-1000元，甚至有的土地租金达到1500元。某村有土地2700亩，土地租金每亩1000元，由于没有人愿意流入土地，只能由村集体和区农委代为管理。甚至有些农民要求地方政府给其安排工作和提供养老保险，否则其不流转土地致使所有农民的土地都无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成为一项保护“二地主”收租的权利，而不是保护实际耕种土地的经营者的权利。

   三是农民日益强化的土地权利更加难以整合，阻碍土地集中连片流转。不同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不同，在流转意愿上，有的农民愿意耕种土地，有的农民愿意流转部分土地，有的农民愿意流转全部的土地，有的农民视土地租金高低决定是否流转土地；在流转时间上，有的农民愿意长期流转，有的农民愿意短期流转，还有的农民只是季节性流转。在土地细碎化条件下，农民的流转意愿不同，导致土地分散化流转。由于土地流转不集中连片，不少种田大户因此放弃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我们在湖北沙洋县调查发现，赵某在赵村7组流转土地170亩，涉及到22户，有2户不愿意流转。赵某不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依赖村干部与农民协调各种关系，而且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与没有流转土地的农户产生了很多纠纷：病虫害防治不一致，排灌纠纷，机械过田毁苗等。赵某经营1年就放弃了土地流转，部分土地只能抛荒。

   虽然“三权分置”改革强调落实集体所有权，但日益强化的承包权“所有权”化，客观上虚化了集体所有权，使农民集体丧失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统一经营功能。由于土地小块占有，“三权分置”改革强调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反而致使农民的流转权利难以实现。这实际上是陷入“保护农民权利反而损害农民利益”的悖论。并且由于土地承包权做大做强，导致土地租金过高、土地分散化流转，降低了经营者流入土地的积极性。可以认为，“三权分置”改革以强化承包权为手段，反而架空了集体所有权，僵化了土地经营权。
   

2. 落实集体所有权是出路

   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村地区通过落实集体所有权，发挥集体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连片流转。以安徽省繁昌县为例，农民拥有是否进行土地流转的选择权，农民集体根据农民的意愿配置土地资源。愿意耕种土地的农民从集体获得连片的承包地，农民集体将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出去，外出务工农民获得土地租金。农民集体每5-10年重新调整一次，重新集结农民流入、流出土地的意愿。

   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而言，重要的不是对特定地块的承包权利，而是返回农村时继续耕种土地的权利。繁昌县的做法是根据农民的不同意愿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这种灵活性与农民需求的差异性和变动性相匹配。需要耕种土地的农民可以获得集中连片的承包地，并且在需要进行土地流转时候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价值化，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并且以后返回农村时可以继续耕种承包地。

   经营者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好处，从而真正激活了土地经营权。一是经营者只需要与村集体谈判，不需要与几十上百个甚至上千个农民谈判，从而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二是集体统筹资源配置，解决了农民土地流转差异性导致的土地流转分散化和“插花地”问题，经营者可以获得集中连片的土地。三是土地流转期限为5-10年，稳定了经营者的生产预期。在分散化土地流转阶段，繁昌县一个家庭农场只能经营50亩左右的土地。这既是由于家庭农场主无法与数量众多的农民谈判，获得足够数量的土地，更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流转不集中连片限制了农业经营规模。在集中化土地流转阶段，繁昌县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面积一般在100-300亩之间。

   这种土地流转模式的核心在于真正有效落实了集体所有权配置土地资源的权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土地承包者的利益，激发了土地经营者的积极性。这种土地流转模式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土地承包权根据公平原则分配，农民有耕种土地的权利，外出务工农民不耕种土地可以获得土地租金，实现了土地的公平分配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土地经营权按照效率原则分配，农民集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将农民不愿意耕种的土地流转给规模经营者，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很容易地解决人地分离问题，在农村人口没有完全非农化转移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土地集中连片流转。

   农民集体配置土地资源的合法性在于，我国采取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是集体的公共生产资料，而不是农民的私人财产，集体可以根据农民的需求配置土地资源。相反，日本采取土地私有制，村庄共同体或者村社没有配置土地资源的权利，细碎化的土地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以分散农民为主体流转土地难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在土地细碎化且农民具有惜土情结的条件下，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可能会适得其反。繁昌的经验实践表明，发挥集体的土地资源配置功能，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流转，可以更好地实现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的权利。“三权分置”改革应警惕走入“日本陷阱”，其改革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如何真正有效地落实集体所有权及其土地资源配置功能。
   

   
   

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分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1）农业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
（2）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3）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前述（1）、（2）、（3）点，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目前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只能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
（4）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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