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如何应对水灾：预防和制度细节的完善

古人如何应对洪涝灾害的？~

洪灾是从古代开始就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洪灾斗争的一部历史，那我们的古代是如何去抗洪的呢？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着丰富的抗洪的经验和做法最早的抗洪是在223年，九里堤在成都西北当时这个地势非常的低，然后修建这条堤坝第一是为了保护成都的安全，不让洪水侵犯，诸葛亮作为蜀汉的军师，诸葛亮非常重视这个堤坝。

然后到了唐朝的时候，唐朝的皇帝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法典，叫做唐律疏议，然后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抗洪介绍，然后是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去更加完善的去做然后又过了几百年之后有一个皇帝颁布了一个叫河防令，这个河防令应该是第一部抗洪法规，然后也是明确了划分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并且各个官府都有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然后到清代的时候，那个抗洪的规定得更细致了，河防官吏的职责他们都的都更加明确，然后在监测预警设施完善上也更加完善了，在应对洪灾期间，我国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有七大河系因为河流的广泛，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所以每一朝代都非常重视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

古代也是非常高度重视的对河防韩航运，北宋对于卞河管理不敢懈怠，为了满足航运要求朝廷常常会派非常多的士兵在航运周围的闸口区守护，当河水位增至非常高时，这些士兵将冒着生命危险去上提抗洪，总之来说，古代的抗洪的方法非常多，也是非常重视抗洪的，而沿江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就是靠这些士兵和朝廷去维护的。

夏天连续降雨导致水量不断的增长，最终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两岸的百姓和农田，那么古代的人是怎么治理洪水的呢？

首先第一点，治理水患要知道变通，不能总是根据一种方法去治理水患，每条河流都有不同的曲线，水的深浅，水流的湍急程度，地形的高低都需要亲身去了解实际情况，要经过走访测量，才能彻底摸清河流的具体情况才能制定出有效的防水措施。

古代大禹的父亲治理水患就是通过修筑许多的堤坝，对大水围追堵截，但是大水泛滥之后水势太强，直接将人们耗费精力修筑的堤坝全部冲垮，最后大禹的的父亲治水失败，随后当时的首领，又任命大禹担任治水的首领，大禹上任之后，四处考察地形绘制了无数张治水的地图制定了方案，最后决定采取清理河道，将河道中的泥沙挖掘出来，通过修正沟渠对大水进行分流的方法来治理水患引导洪水分流这种成功的，制服了水患。

明朝时期，黄河泛滥成灾，出现了多次的决堤事件，明朝朝廷多次派人去治理黄河都未见成效，明朝首辅申时行就派遣擅长治水的潘季驯去治理水灾，潘季驯采取了引清水入黄河水的方式减轻了泥沙量，又用缩小河道的方式减少水患取得了显著成效。潘季驯的治理水灾模式开创了新的思路将古代治水工程推到了新的高度，甚至在近代的治河方案也大力借鉴了潘季驯当时治理水灾的思想。

对于中国人所处的气候条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化。”

复杂而独特的气候孕育了中国人，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著名学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就曾这样谈到，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於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

根据他的统计，公元前18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记载的水灾1058起，旱灾1074起，约占全部灾害的40%以强，因而成为中国最为主要的自然灾害。

夏季风无疑是导致中国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重大旱灾也往往发生在夏季。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阎守诚对唐代旱灾的统计，夏旱超过34%。由于夏季是各种秋收作物旺盛生长需要水分最多的季节，降水稍有缺乏就会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所以夏旱往往被称为“掐脖旱”，历来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受旱季节。

在历史上，即使盛世也往往疲于应对强悍的夏天。

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夏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移动的水灾

提到夏天，就不能不先说到水灾。水灾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自然灾害。根据历史典籍，早在远古时代水灾就开始困扰中国人。唐代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中就说，“遂人氏时，天下多水”。

后来到尧舜禹时，号称有滔天洪水。邓拓认为，所谓滔天洪水，不过是因天降大雨而致“九州阏塞，四渎壅闭”。

根据中央气象局1981年编制的《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等资料，1470年至上世纪80年代间，中国洪涝灾害大体以哈尔滨、呼和浩特、成都、广州一线为界限，以东部地区为洪涝高发区。

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之前的大约两百年里，华北平原水灾最为高发，其次是江淮地区及河西以东等地。进入20世纪后，华北水灾减少，江淮地区保持平衡，但东北地区特别是松花江、嫩江流域成为水灾高发区，同时河西、陕南、关中地区成为重灾区。

这时，中国水灾的高发区已经大致以“胡焕庸线”为分界。所谓“胡焕庸线”是指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而从1949年以后看，水灾的东西差异更加巨大，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即青藏高原与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水灾比较严重。

水灾的分布与夏季风所影响的中国降雨分布大体相当。确切地说，中国各地水灾受灾的高峰都是在6至9月，这与中国夏季降雨的变化完全一致，同时与农作物生长周期也完全符合。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到，水灾高峰的出现是与水灾原因---降水和承载体---农作物的变化一致引起的。当然，对于不同地区来讲，又与本地区降雨和农业生产的变化相一致。这也是夏季风带给中国的影响。

但是从历史上看，水灾的分布与降雨也有所不同。以唐代水灾为例，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唐代气候特点仍存在争议，包括“全暖说”、“由暖转冷说”、“波动说”等等。但根据史料，唐代水灾较其他朝代更多。

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资料，发生水灾最多的是包括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及周边地区的“河南道”，其次是关中地区，都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根据气象历史，中国降雨量最多的分别是华南地区、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云贵川地区。而在唐代，这些地区的水灾远少于北方地区。

不过，如果从时间分布上看，自从安史之乱后，北方水灾开始减少，南方水灾增加。比如，包括今天辽西走廊、河北东部的“河东道”的水灾减少了三分之一。辖地包括今天上海、浙江、福建全境、苏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的“江南道”的水灾却增加了50%以上。

显然，唐代水灾分布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很多吻合之处。在唐早期，政治经济中心位于关中，其经济供给区遍及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陈寅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

到安史之乱，战乱使北方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陷入停滞。中国人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加大。根据《吴地记》等记载，苏州人口由贞观年间的不到2万户，增加到唐僖宗年间的12万户。　制度应对夏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中国人的难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天命”曾是中国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邓拓曾这样说道，中国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中国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

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

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邓拓认为，中国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

而“森林之多寡，对于水量之调解，关系至为重大”，他引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无木之荒，不啻无粟。”

上述应对之策均是技术性的，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当时之吏治。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

官吏往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是否需要应对灾害。《明宪宗实录》中曾记载，1470年华北、华东地区的六个府“夏麦已全无收”。结果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

而在预防环节，也经常出现《明会要》所载仓储“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的情况。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严格吏治。《典故纪闻》记载，永乐元年，朝廷要求“凡丰捻之处，于见有官钞支籴谷粟，储以备荒，郡县考满，吏中计绩，以定展最。”也就是说不仅建立储备制度，还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之一。

在明洪武年间，为了防止救灾时官员克扣粮食，规定将每个灾民的姓名和应得到的口粮张贴在公共场合，还要求上级官员“出其不意”下行查验。

应该说，无论从预防还是实施，制度的细节都是中国人应对夏天及其灾害的关键。

清朝咸丰年间黄河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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