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制水灾

我国古代怎样防汛抗洪~

一般江河都是筑堤修坝，城市有完善的排水设施，通过排水沟把水排到护城河或是湖泊，以及专门蓄水用的井。古代城市很少内涝主要是江河决堤。

对于中国人所处的气候条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化。”

复杂而独特的气候孕育了中国人，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著名学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就曾这样谈到，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於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

根据他的统计，公元前18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记载的水灾1058起，旱灾1074起，约占全部灾害的40%以强，因而成为中国最为主要的自然灾害。

夏季风无疑是导致中国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重大旱灾也往往发生在夏季。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阎守诚对唐代旱灾的统计，夏旱超过34%。由于夏季是各种秋收作物旺盛生长需要水分最多的季节，降水稍有缺乏就会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所以夏旱往往被称为“掐脖旱”，历来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受旱季节。

在历史上，即使盛世也往往疲于应对强悍的夏天。

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夏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移动的水灾

提到夏天，就不能不先说到水灾。水灾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自然灾害。根据历史典籍，早在远古时代水灾就开始困扰中国人。唐代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中就说，“遂人氏时，天下多水”。

后来到尧舜禹时，号称有滔天洪水。邓拓认为，所谓滔天洪水，不过是因天降大雨而致“九州阏塞，四渎壅闭”。

根据中央气象局1981年编制的《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等资料，1470年至上世纪80年代间，中国洪涝灾害大体以哈尔滨、呼和浩特、成都、广州一线为界限，以东部地区为洪涝高发区。

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之前的大约两百年里，华北平原水灾最为高发，其次是江淮地区及河西以东等地。进入20世纪后，华北水灾减少，江淮地区保持平衡，但东北地区特别是松花江、嫩江流域成为水灾高发区，同时河西、陕南、关中地区成为重灾区。

这时，中国水灾的高发区已经大致以“胡焕庸线”为分界。所谓“胡焕庸线”是指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而从1949年以后看，水灾的东西差异更加巨大，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即青藏高原与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水灾比较严重。

水灾的分布与夏季风所影响的中国降雨分布大体相当。确切地说，中国各地水灾受灾的高峰都是在6至9月，这与中国夏季降雨的变化完全一致，同时与农作物生长周期也完全符合。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到，水灾高峰的出现是与水灾原因---降水和承载体---农作物的变化一致引起的。当然，对于不同地区来讲，又与本地区降雨和农业生产的变化相一致。这也是夏季风带给中国的影响。

但是从历史上看，水灾的分布与降雨也有所不同。以唐代水灾为例，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唐代气候特点仍存在争议，包括“全暖说”、“由暖转冷说”、“波动说”等等。但根据史料，唐代水灾较其他朝代更多。

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资料，发生水灾最多的是包括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及周边地区的“河南道”，其次是关中地区，都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根据气象历史，中国降雨量最多的分别是华南地区、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云贵川地区。而在唐代，这些地区的水灾远少于北方地区。

不过，如果从时间分布上看，自从安史之乱后，北方水灾开始减少，南方水灾增加。比如，包括今天辽西走廊、河北东部的“河东道”的水灾减少了三分之一。辖地包括今天上海、浙江、福建全境、苏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的“江南道”的水灾却增加了50%以上。

显然，唐代水灾分布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很多吻合之处。在唐早期，政治经济中心位于关中，其经济供给区遍及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陈寅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

到安史之乱，战乱使北方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陷入停滞。中国人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加大。根据《吴地记》等记载，苏州人口由贞观年间的不到2万户，增加到唐僖宗年间的12万户。　制度应对夏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中国人的难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天命”曾是中国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邓拓曾这样说道，中国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中国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

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

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邓拓认为，中国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

而“森林之多寡，对于水量之调解，关系至为重大”，他引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无木之荒，不啻无粟。”

上述应对之策均是技术性的，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当时之吏治。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

官吏往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是否需要应对灾害。《明宪宗实录》中曾记载，1470年华北、华东地区的六个府“夏麦已全无收”。结果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

而在预防环节，也经常出现《明会要》所载仓储“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的情况。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严格吏治。《典故纪闻》记载，永乐元年，朝廷要求“凡丰捻之处，于见有官钞支籴谷粟，储以备荒，郡县考满，吏中计绩，以定展最。”也就是说不仅建立储备制度，还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之一。

在明洪武年间，为了防止救灾时官员克扣粮食，规定将每个灾民的姓名和应得到的口粮张贴在公共场合，还要求上级官员“出其不意”下行查验。

应该说，无论从预防还是实施，制度的细节都是中国人应对夏天及其灾害的关键。

　　洪灾告诉我们要学会自救

生活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随时可能发生，也许灾难就在自己身边。例如火灾、地震、山洪爆发、遭人绑架……往往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只不过自救的方法有所不同，有人在灾难面前镇定自如，有人却惊慌失措，可往往差异就在这里。
今年的6月19日至21日，我们居住的城市——美丽的抚州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在6月21日下午18时30分左右，抚河干流唱凯堤突然溃决，突如其来的洪水使家乡14万余人受困。 灾害，把大家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地，大家在为参与抢险营救的官兵干部和群众一起加油，为蒙受惨重灾害的老乡们祈福的同时，也不由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防范“洪涝”灾害这个问题上，不希望悲剧再次降临于我们这片土地。面对洪灾，做为小学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先根据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提供的洪水信息，确定自己这里会发生洪灾，确定好后准备好以下这些物品：1、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2、扎制木排、竹排，搜集木盆、木材、大件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加工成救生装置以备急需。3、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作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或放到高处，票款、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可缝在衣服内随身携带。4、保存好尚能使用的通讯设备。
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在洪水到来时自救？主要有以下六点：1、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2、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3、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4、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5、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避，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6、洪水过后，要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预防疫病的流行。
学会了自救，就能创造奇迹。正如我们这场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以提前三天堵口成功，遭殃十多万人口，却没有一人死亡的记录创造了抗洪抢险的又一个历史奇迹！面对灾难我们有勇气、有智慧、在危险面前我们十分镇定，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因，才使得受灾的乡亲们有机会获救。这使我想起了《玉米人》中的一句话：只有那些勇敢镇定的人，才能熬过黑暗，迎来光明。勇敢+镇定+智慧=自救成功。洪灾告诉我们要学会自救。如果我们每个小学生都学会了在特殊情况下的自救，那么我们受到伤害的程度就会大大降低。 也衷心地祝愿我们每一个小学生都能平安度过人生中的每一天！

疏导法，疏通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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