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司马光去世时家无余钱，只剩枕边一本书

请问谁能给我介绍一下《碧云缎》这部书呢？~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生于北宋景德三年，卒于绍圣四年（1006～1097），享高寿九十又二。文彦博自幼勤学，与张升（后官至参知正事枢密使）、高若纳（后官至参知正事）从颖昌史炤学习经术。22岁即进士及第，时在天圣五年（1027年）。历任翼城知县、绛州通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枢密副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昭文馆大学士，封潞国公。
文彦博逮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将相50年之久（庆历至绍圣），任官时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文彦博学识广博，文武具备，遇事稳重、冷静，处事果断。时西部边境常有战事，部分将官临阵退却，帝：“此事于太平年间尚属无妨，若遇战争年代，何所济之？平时将权不专，兵法不峻耳”。他主张淘汰冗兵，减省军费。朝中大臣多认为此法不妥，担心削减之兵会聚为盗贼，危及社稷。但文彦博说：“今公私困竭，冗兵是其原因之一。若汰兵有事发生，臣请为国而死。”朝廷采纳了他的主张，大力精兵。
文彦博官河东转运副使时，麟州与西夏相邻，唐朝时修的运饷故道年久失修，迂回绕道难行。文彦博亲率兵众修复故道，使运饷道路畅通，在麟州城中积聚了充足的粮草。时逢西夏元昊率军来犯，看到城中早有准备，遂撤军而去。
文彦博仕途亦有坎坷。皇佑三年（1051年），遭御史唐介弹劾而被罢官，三年后方官复原职。英宗时王安石变法，文彦博在市易和青苗诸法方面有异见，被降级去做地方官。他在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做地方官时处处为百姓着想，平雪冤案，扶助农业，大兴水利，多有建树。故宫博物院藏文彦博晚年行书手卷《三扎帖》就是此时所书的。
文彦博和名相司马光是知己，元丰五年（1082年）由文彦博、富弼发起之“洛阳耆英会”集洛中士大夫老而贤者12人于富弼宅第置酒相乐。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亦记其盛。当时11人皆年逾70，司马光时年64，文彦博坚请他与会，慕唐白乐天“香山九老会”，命司马光序其事，成为千古美谈。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山西夏县人，宝元初进士，大学士，赠温国公，谥文正。儿时破缸救小孩之事广为流传；晚年历19年著《资治通鉴》294卷。文彦博和司马光政见相同。绍圣四年（1097年）章敦秉政，因文彦博和司马光曾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其弹劾，文彦博降职为太子太保，也就在这一年文彦博去世。宋徽宗时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称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人碑，禁止元佑学术。时文彦博已去世10年，司马光去世21年。到了南宋初年文彦博得以平反，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书
文彦博书
文彦博也曾镇压过农民起义，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王则起义，朝廷命文彦博宣抚河北去平息起义军。官兵攻入城中，王则被捕，起义被平息，文彦博因功升官。
文彦博是北宋重臣，宋史本传、山谷集、攻愧集、墨池编等古代文籍中论及他著述颇丰，工诗词、书法。史载文彦博著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惜今已失传。试想文彦博以八九十岁高龄仍可处理政务，文武双全。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有不为良相但为良医之言，文彦博对医药和强身保健之道必定也有很深的造诣。
文彦博有《文潞公集》40卷存世，收入《山右丛书》。其诗词清新豪放，气魄很大，例如《双泉》诗：“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灈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文彦博工书法，宋代大书法家黄山谷对其书艺评价甚高，谓：“潞公书极似苏灵芝”，“笔势清劲，真不愧古人”。文彦博的墨迹理应不少的，但经千年之久，世事沧桑，存世者已是凤毛麟角了。据我考证，其书法在皇家内府收藏的仅有2件。一件是《内翰帖》，行书纸本，纵26.4厘米，横43.4厘米，共71字。此件原为古代大收藏家安岐所有，后归乾隆内府纳入《三希堂法帖》。另一件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行书纸本手卷《三札帖》，此件纵43.6厘米，横223厘米。两件书法之落款均无印章及日期。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中亦缺少文彦博的印章资料，仅录行书“彦博”二字，应该取之于《内翰帖》。
随着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内外有识之士对中国古代书法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时有惊人的新发现，同时也打破了以往认为的珍品均藏皇府，民间少有之说。例如世谓司马光传世墨迹仅得3件，但2000年4月30日香港佳士得拍卖行第334号司马光书法精品，3平方尺估价300万港元，是其为“洛阳耆英会”所书序。因受命而书，笔笔工整，一丝不苟。此件由司马光的后代保存，从未流入内府。无独有偶，本人行医40年，业余亦爱好鉴藏中国书画。寒舍的古今名家书画藏品中有一件文彦博行书长卷《白鹦鹉赋》。此件从未发表过，也未入过内府，一直由文氏族人及历代藏家所收藏，今介绍给同好，期希有引玉之果。
此卷纵49厘米，与《三札帖》相仿，长872厘米。全卷253个苍劲有力的行书大字，每字约12厘米见方，每行2至5个字不等，共64行。全卷由八小段接连而成，纸属古代麻纸一类，纸色老黄近咖啡色，与新发现的司马光墨迹相同。卷末落款“文彦博”三字，无日期，钤二印。上印系白文“文彦博印”，下印系朱文“宽夫”。每印约6厘米见方，印色为深红朱砂色，印文字迹清晰。白文爽利，略粗犷而不失规矩。朱文略似铁线而四平八稳，有宋之古风，当出名家之手。所书之用墨应属上乘油烟墨，虽历千年，字迹已有丝丝龟裂之纹，但总的看来十分精神亮丽。因文彦博身居高位，对于文房四宝的选择自然要求较高。卷尾有纵49厘米、横69厘米的一段题跋，由绍兴俞家骥为文，其老友贺培新书，行书流畅秀丽，一气呵成。题跋中详细说明文潞公《白鹦鹉赋》行书长卷一直由文氏后代保存，至清代由山西官员道寻观察所收藏。长卷之后原有秀多历代名家题跋，因卷子太长，分成上下二卷，上卷即此潞公书法，下卷乃历代名家题记。官员的后代因兄弟分家各得一卷，最终由于家道中落，由在山西做官的俞家骥以重金购得。
千年古物一分为二，至今无法完璧，殊为可惜。俞先生在戊辰年移居北京（按：应为1926年），就在这一年将长卷重新装裱。14年后此卷又被贼人偷去，第二年缉到贼人，长卷归还（按：曾见北京翰海拍卖公司2002年6月29日之拍卖品第一号齐白石在1939年所绘的荔枝蜜蜂图成扇，背页书法系俞家骥之作）。
细察此卷，可见多处虫蚀和断裂接拼痕迹，当揭裱过多次无疑。长卷落款后有收藏印章6方：一方朱文“文原之印”，一方仅剩半印朱文“二泉”，一方朱文“天思山房”，其余3印皆无法辨识。卷子前端也有收藏印章6方，惜无法辨清印文。
文彦博的书法传世只此2件，但是历来研究书法的人士对其在北宋书坛上的地位十分肯定，评价很高。除前面提到的黄山谷的评论外，书法家米友仁等称其书法“翰墨飞动，风格英爽，使人望而畏之。”
内府收藏的文彦博两件书法具无印章及日期，因为是平常书写的翰札，类似书品很多。米友仁在《三札帖》后的题跋谈到他以前即有好多文彦博的书翰。关于这两件书法所书年代，我认为《内翰帖》应该是文彦博80岁左右所书，时知已司马光辞世，所以翰中谈到心情失落，精神痛楚。《三札帖》可能还要晚一些，当在其85岁前后。这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都作了肯定，详情可以翻阅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宋代书法研究》中关于《三札帖》的文章。
经初步研究，本人收藏的《白鹦鹉赋》长卷，当为文彦博75岁左右所书。文公身体强健，文武双全，七八十岁时仍要职在身，各地奔走，甚至亲自参加疏理河道、兴修水利之事，在这段时间创作《白鹦鹉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全篇以白鹦鹉的骄健雄姿、深远目光来寓示为人处世之哲理，借物喻志，叙情畅怀。文公笔墨功底深厚，此件当为一气书成之佳作，每个大字寓方于圆，神姿英爽，笔笔中锋，气韵充盈，或如珠落玉盘，亦如开张强弓。所以黄山谷评论“公书极似苏灵芝”是非常中肯的。
《白鹦鹉赋》长卷未入过内府，故未能广泛地流传研读，有此眼福之人少之又少，比起《内翰帖》和《三札帖》其有很多优胜之处。内府所藏这两件具是文公随手所书文翰，虽书法精美成熟，但系小品短文。而《白鹦鹉赋》长卷是文公精力旺盛时所作，以诗词歌赋来叙畅人生情志，一气书成，翰墨飞动，有灵芝之形神气质。长卷最后落款“文彦博”3个大字更为精美，将相之大气度表白无遗。下面所钤二印篆法超群，配合完美，也可能是目前仅存的文公千年宝爱双印遗珍。当然这些都是本人之肤浅研究，以求教于专业研究之学者。
文公墨宝已历千年，辗转藏家之手。余亦为山西雁门文族后裔，虽有此宝，但心中时存遗憾。因此墨宝之下卷，即有宋、元、明、清历代名人题跋之部分，不知今日流落何处。世事难料，但愿数十年、数百年后上下二卷衔为完璧，此为余之心愿，亦为我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宋代马远《月下把杯图》

国人尽知神童司马光砸缸事，却不知宰相司马光会打包

苏东坡写过一首长诗，里面有这么四句：“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这四句诗写的是打包：朋友聚餐，酒足饭饱，还剩下一些饭菜，扔了可惜，有个哥们儿拾掇拾掇装起来，带回家给小孩吃。

宋朝饭局上也有人打包吗？当然有，司马光就是一个例子。

司马光晚年在洛阳定居，请朋友们吃饭，酒不过三巡，菜不过五味，要是不尽兴，酒可以再来一壶，菜是坚决不再上。他给这种抠门儿饭局取了个名字，叫“真率会”，意思是朋友相见应该真实、坦率、有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别动不动就点燕鲍翅、灌人头马，在哥们儿面前还装土豪，恶俗透了。

要是别人请司马光吃饭，司马光一样主张少点菜，够吃就行。等饭局结束，桌子上一般还剩些内容，司马光“既食而携其余”。“既食”就是饭局结束，“携其余”指的就是打包。

有的读者或许会认为司马光太小气，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他抠门儿，别人请吃饭的时候他又通过打包占便宜。其实司马光非常大方，他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当了几十年领导，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

宋仁宗在世时很喜欢他，赏他的金银珠宝价值百万，他一半送给了穷亲戚，一半捐给了政府。他晚年在洛阳买房，居然凑不够房款，还得靠同事接济。他的结发妻子死了，他又出不起埋葬费，卖了田地才周转得开。

苏东坡给他写挽联，说他去世的时候家无余钱，只剩下枕头旁边一本书。像这么有风骨有气概、视钱财如粪土的官员，现如今已渐少，怎么能说他小气呢？

既然司马光不小气，为什么他请客的时候不多点菜、赴宴的时候又总是打包呢？他这是为了遵守古训、避免浪费。

司马光是儒家，儒家向来就有打包的传统。孔子在世时，虽然不吃火候不恰当的米饭，不吃不合乎时令的蔬菜（反季蔬菜），不吃切得不端正的猪肉，在饮食上有很多臭讲究，但是他提倡打包。

天子宴请外宾，“既食，有司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宴席结束了，要把那些没吃完的猪肉、羊肉和牛肉统统打包，送到外宾下榻的酒店里去。“既食而裹其余，既遣而包其余”。亲朋好友在一块儿聚餐，要把没吃完的饭菜裹起来带回家；父母去世，儿女在墓前用好酒好菜祭奠，祭奠完了要把那些酒菜吃掉，吃不完就打包带走，千万别乱扔，不然死去的父母会不高兴。

可惜除了司马光，大多数宋朝人都把这些优良传统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越是没钱又没文化的市井阶层，越是瞧不起别人打包。

据说南宋时期有位儒生赴宴，见席上半只鸭子没吃完，想打包带走，偷偷用荷叶包起来藏进袍袖里，临别跟人作揖，袖口一松，鸭子掉出来了，遭到众人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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