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主要记载了什么？

吕不韦哪年编完的《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曾载：“《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便是有名的“一字千金”之说。


此书的编纂者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早年通过经商成为大贾，“家累千金”。


庄襄王作了秦王后，拜吕不韦为相，以酬谢其奔走请托的拥立之功。


在秦执政期间，吕不韦不但学习信陵君、春申君的养士风气，还学习信陵君使用宾客著书立说的办法，命宾客综合各派学说之长，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三部分，即《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篇。至今有关它的成书年代，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作于秦八年说。在《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吕不韦说：“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习惯将序作于书作成后，那么，吕不韦自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当然可信。


第二，作于秦十年说。到了汉代，被誉为“良史之材”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吕氏春秋》作于秦八年之说提出了异议。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的《正义》说：“即《吕氏春秋》。”


也就是说《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


司马迁可以用其作《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的吕不韦迁蜀的那一段历史证明自己《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十年后的观点，“秦王（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吕不韦，出文信侯（吕不韦）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而死。”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迂蜀在秦十年之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这又与上所证吕氏之书成于秦始皇六年（即秦八年）之说不相符。


如此看来，《吕氏春秋》作于秦八年说当不该怀疑，因为作者吕不韦总不会像他的书中自嘲的“刻舟求剑”的人那样愚拙，搞错成书年代。而《吕氏春秋》作于秦十年说也有道理，因为地下发掘的史料总屡屡证实《史记》记载的正确性。


再细细看看陈奇猷提出的《吕氏春秋》初作于秦八年，《成于秦十年的（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确也说得不无道理，使人信服。究竟哪一个说法符合历史的真相，这还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

相信有的同学们走到了我这个年纪估计都看过以前的TVB电视剧寻秦记，这里面除了主角之外，有一个人印象深刻。就是与赵政母亲有染的权臣吕不韦。

吕不韦商贾出身，但是此人目光如炬，曾经下过一个赌注，赌在了在赵国当人质的当时秦王的孙子，之后吕不韦就开始了自己作为商人的营销模式，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关系运营，和金钱疏通，来协助子楚上位。
期间吕不韦还利用一邯郸女子在和自己同居之后怀孕，被子楚看上，并献给了子楚，就是这个女子生出了之后的秦王。然后就是吕不韦一点一点的走上权臣之路，一层一层的从安国君到赵政辅佐登上王位。
赵政年幼时登上了秦王的位子，此时的吕不韦早已成为丞相，对于赵政的继位，吕不韦可以算得上是功高至伟。不过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做了一件事，就是找了一群人编写了《吕氏春秋》。
这本书是以道家为本体，兼其他各家思想作为素材，吕不韦想做一本囊括天下万物万理的书。所以里面记载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故事。吕不韦为什么编这本书，也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吕不韦从做商人开始，就不满足自己拥有的，他清楚地知道，钱没了无所谓，只要有权，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同样的，当吕不韦位极人臣的时候，却又想到了更高一层的事情，即使自己身为宰相，即使自己身为仲父。奴仆上万也只是一时之荣耀，此时也根本满足不了吕不韦的野心了，他想名留青史，想被颂扬万年。
第二个是当时出名的四公子礼贤下士，名扬天下，而且四位公子的事迹也常常被传为佳话，此时身为强国秦国的丞相，又是仲父，怎么能被比下去，所以吕不韦就后天补救，强行召集人手编了《吕氏春秋》。
第三个就是吕不韦同样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他明白这样的战乱总会有一个站出来结束，那就是秦国，他想要做这个领头羊，但是首先来讲，必须要做的就是思想上有一个指导，这是执政纲领，是秦未来发展的方向。
但终究因为自己的原因，秦王还是顺了法家，不过不得不说的是这本书给后来的我们研究诸子百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也算是功德无量。
（抄袭必究）

【《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世人评价《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

　　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记载了战国各家的学说,以儒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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