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人物生平

关于张献忠的史料，他是一个残暴的人吗？~

大西政权是张献忠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张献忠是陕西人，起义后自号西营八大王。（姚雪垠先生小说《李自成》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强所以部下称西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由安徽入湖广，直取省会武昌。攻破武昌后处死楚王朱华奎。这年他在武昌将称号改为大西王，改湖广会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改江夏县为上江县。大西中央设六部、五军都督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以楚王府为西王府，宫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城九城门也树两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农民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如在武昌派监军李时华主持考试，录取了二十人为进士，授州县印官（即正官）；四十八人为廪膳生，授府州县佐。六十岁的汉阳人陈珏还中了状元。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


张献忠还将楚王府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同时扩大自己的军队。经过张献忠的系列安抚及整饬，武汉三镇秩序井然，开始恢复生机。湖广布政司中共有21人州县归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在武昌呆多久，此时李自成也在襄阳称王，与张献忠的矛盾加剧，同时左良玉也准备进攻武昌，张献忠便离开武昌向南进攻，进入湖南，武昌不久便被左良玉攻占。此时的大西政权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政权规模也不大。


旧史籍中，关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多有诬蔑不实之辞。如《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承认：“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蜀碧》卷三也说:“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这些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

离开武昌后大西军向南进攻，首先攻下咸宁、蒲圻，八月攻下湖南岳州，八月二十五日攻下长沙，明宗室吉王与惠王逃往衡州。张献忠追到衡州，桂王、吉王与惠王逃窜，张献忠便分兵略地，占领湘赣大部。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是与人民的支持有联系的，张献忠在长沙的檄文就说：“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并将杨嗣昌的家产“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在衡州“不戮一人”，在常德“不妄杀人，唯宗室无得免者”于是出现了诸如“献忠自湘潭山中拔营向萍乡，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袁州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字于门，造册迎贼”，“峡江邑人执知县以待贼”等情况。

但湘赣也不适宜大西军立足，向东南进军也不容易，在桐城就投奔张献忠的汪兆龄建议“江南未可图”“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采纳了这条建议。

明末的四川正是贪官污吏横行的世界，有史料称：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矜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至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撼天沮地，泣鬼愁神。怨气结为氛畛，乐土转为恶域。”四川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人民掀起了遍布全川的“除五蠹”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向川东门户夔州进发，部队号称六十万。由于明军川东的力量薄弱,大西军轻易攻下万县，四月又从万县出发，以“澄清川狱”为号召直指重庆，六月破重庆，杀明瑞王朱常浩及明朝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七月初四大西军从重庆进攻成都，一路上先行招降牌招降各地，不降才发兵进攻。把顽抗的明军士兵剁去一只手，让他们通告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

大西军进展神速，八月已经到达成都，此时成都已经得到北京被李自成攻破的消息，人心浮动“兵懈城守，民怀去志，多携家口辎重日夜出奔，内外一空。其守兵潜遁者，亦以万计”蜀王朱至澎与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束手无策，甚至想出了决都江堰以固城防的主意，八月七日张献忠开始攻城，用火药炸开城墙攻入成都，蜀王自杀，很多明朝高级官员被杀，张献忠派兵四出，占领四川大部。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为西王府，仿照明朝制度建立政府。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裁断政事，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京畿道御史为齐之奂。将大西军编为一百二十营，各营设总兵为统率。孙可望为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是大西军主力，中军王尚礼、前军白文选、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水军独立成军，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在成都进行军事管制，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大西政权还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

行政措施上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做工精巧，被许多人当作装饰品；出版了新的历书《通天历》；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天学国师”等。张献忠还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这些措施说明张献忠已经准备以四川为长久的根据地

虽然大西政权似乎已经稳固，但张献忠却连续犯了几个重大错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大西政权的失败：

第一，没有重视明军的残余势力，张献忠撤离重庆时没有部署多余的兵力防守，结果八月马乾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夺取了这一重镇，不久南明建立，任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樊一蘅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在纳溪设立幕府。地主武装群起响应，如川东曾英、川南杨展、川西曹勋等，其他小股地主武装“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他们对大西官员“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而张献忠却忙于同李自成争夺川北，忽视了明军这一重大威胁。

第二，忽视了生产，大西军虽然采取了如严格的保甲法稳定社会秩序，却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恢复生产，而随着地主武装的崛起，大西的控制区域缩小“其威令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遇县耳”。广大农民锝不到安全保障，纷纷外逃，如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人民的外逃使得大西政权控制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其恶果很快表现出来。

第三，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说过，大西军能取得胜利是与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但张献忠建立政权后却脱离了群众，产生了天命思想和偏听谗臣的做法，这从他立“圣谕碑”及宠信汪兆龄可以看出来。

第四，出现了滥杀行为，有人说张献忠最初无意杀戮，是在地主武装蜂起的情况下“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但大西军在进攻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时不分好歹，实行”除城尽剿“的政策，认为“ 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者俱良民，乃免死”错杀了不少无辜。又如张献忠在成都开特科时，某些士子“杀监兵数百”“黑夜造反，震惊都城”。王尚礼立即“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按理说事情可以完了，但张献忠一怒之下，将剩下士子定性为“诸逆”并杀之，这都属于滥杀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很坏的影响，使得大西政权更加孤立和困难，如“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后来也有后悔的表现，可惜为时已晚。

大顺三年，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和各路敌人的围攻，张献忠决定退出四川，起初准备从水路下湖广，但遭到明军的堵截而失败，不得已从川北去陕西。但大西在川北的将领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已经投降了清军，带领清军进攻大西军，当大西军到达西充凤凰山时，有探兵报告发现清军踪迹，张献忠不信，自己带了很少的人马去打探情况，结果中箭而亡，年四十一。清军乘机猛攻，失去主帅的大西军人心涣散，被清军攻破营寨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大西军溃退后形成了四将军掌权的局面，后来大西军为了获得南明的支持而废除了大西国号，大西政权遂成为历史。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吾，号敬轩，明末民变首领之一，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主要割据于四川，曾建立大西政权。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历史记载显示其人曾经进行过多次对平民的大屠杀，后兵败被清军所杀。

最有名的就是 七杀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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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献忠起义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明朝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自号“八大王”。 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 。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自用，后自成一军。因张献忠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 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见：张献忠桐城之战
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大部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张献忠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其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 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富户杀的一干二净。
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进攻。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 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农民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农民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崇祯九年（1636年）初，农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同年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被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攻进河南时一举占领许州，杀了左良玉的哥哥。 次年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
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均连遭挫折。
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 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参见：张献忠声东击西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朝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 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 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张献忠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农民军的力量。农民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农民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农民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农民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 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农民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农民军陷于困境。 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正是因为我的存在，朝廷才重用你，你的部下乱杀无辜，朝中早有人看在眼里，如果我不在了，那么离你死也不远了。” 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农民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农民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农民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面对军令，从总督到将帅。再到士兵。几乎是无人去执行。 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农民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 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私通农民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参见：张献忠破明襄阳之战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农民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 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农民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 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农民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 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农民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 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想把他的部队改编成自己的部队，张献忠不愿意，而李自成反而想要杀他，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 这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农民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农民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农民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农民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农民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农民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 张献忠处死楚王后，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把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统统拉走，用了数百辆车子也没拉完。 发银六百余万两，召集各地流民。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 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带书给他，表示不满。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 张献忠面对这种局面十分害怕，考虑去向。 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
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农民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 十月，农民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发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说明农民军对官绅恶霸的无比憎恨。
在农民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 。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 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农民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明朝四川总兵秦良玉率兵来战，亦被农民军击败。农民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农民军俘获并处死。 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农民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 。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 。八月初七日，农民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 “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 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 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 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 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 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 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大顺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农民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
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劝谏他不要乱杀， 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 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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