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军起义因瘟疫而起，压倒东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导语：黄巾军起义依托瘟疫而起？天灾还是人祸？瘟疫是压倒东汉的最后一颗稻草吗？张角神话自己，皇帝佛系治理

稍微了解一点中国文学和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约公元2-3世纪间的东汉末年，曾出现了天下三分，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人们往往将三国时代的开端定义为汉灵帝时期爆发的黄巾军起义；而仅仅历时一年的黄巾军起义，为何能成为压倒东汉刘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背后的诸多历史背景和缘由却很少被提及。

比如，桓灵之际，在汉朝统治的中心，京师长安，连续多年出现的地震、瘟疫、洪涝灾害往往成为了人们在评述这段历史时的“漏网之鱼”；尔后的历朝历代，大多数文史专家将目光过多投射到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一预设的立场中，反而对涉及生命、疾病的问题选择性地忽略。

《三国演义》想必耳熟能详，第一章“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写到了黄巾军的首领，巨鹿郡人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的故事；张角入山采药时，遇见一名蓝眼睛、孩童样貌的老者，老者自号“南华老仙”，赠予了他一本《太平要术》后便化为一阵清风而去；据传说张角得到《太平要术》，习得其中呼风唤雨、驱雷策电的“神力”，自号为“太平道人”。

张角借瘟疫神话自己

而此时，张角所在的河北冀州郡正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死伤者无数，于是张角带着徒弟五百多人，用自己调制的特效药物“符水”为人治病，这里的符水，大概就是当着患者的面，将符咒燃烧后的灰烬放到预先调制好的中草药之中，借以满足张角的“神人”形象，同时，张角纠集起一批武装力量，自号“天公将军”，从而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军事起义运动。

情节中的“路遇仙人”，《太平要术》、呼风唤雨的“神力”等等，可以肯定，是张角为宣传自己而采取的舆论手段，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张角本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懂些传统药学的江湖郎中，赤脚医生罢了，能获得众人追随，自然是通过一系列传销式的清洗思维手段。

而作为一个身无长物、位居社会底层的一介巫医，江湖术士张角和他的“太平教”，却能在东汉末年动摇已有四百年国祚的“大汉天下”，使得中央政权分崩离析，其背后，则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张角所处的，是东汉桓帝、灵帝两位皇帝执政的时期，这两个皇帝所在位的时间前前后后一共四十年，而就是这四十年间的频发的灾害以及统治阶级的毫无建树，作为不当，雪球越滚越大。

《汉书·孝桓帝纪》中记载了汉桓帝即位后，汉朝国境范围内出现的诸多灾害：汉桓帝即位第一年二月，荆州、扬州出现了小范围的饥荒；四月，京师长安发生“地龙翻身”，也就是大型地震。同时，各郡各封国出现洪水泛滥灾害；九月，长安再次发生地震。汉桓帝二年九月和三年六月，长安又发生了两次严重的黄河水患。

汉桓帝为抗瘟疫改年号，效果甚微

即位之初汉桓帝就面临了天灾人祸的三年，于是汉桓帝改年号为“和平”，以期天下太平。然而这样的举措却没有起到一丝作用；七个月后，山东梓潼山爆发山崩。第二年年初，京师又爆发了大型瘟疫。这场瘟疫范围极广，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由西北部的长安，一路传播到了位于东南的九江、庐江等地。瘟疫在长江中下游、鄱阳湖流域肆虐，民生凋敝。于是汉桓帝将使用了仅半年的年号“和平”废止，改年号为“元嘉”。

而瘟疫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不久后，京师又发生了大型旱灾，位于中原的梁国、任城等地出现大范围的饥荒，甚至出现了百姓只能人吃人的惨象。一年后的秋天，半数大汉国境又发生了蝗虫灾害，并且黄河洪水暴涨，大量农户无法生存，食物无法得到保障，房屋也被河水尽数冲毁，只得成为流民。其中，位于冀州的流民最多，数字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十万户。

汉桓帝时期，中央政府主要由一群太监把持，而汉桓帝则笃信执迷于佛学，常常置身政务之外，太监执政下，卖官鬻爵，贪腐之气盛行，官府之中，多为酒囊饭袋，尸位素餐之徒。每每有瘟疫发生，汉桓帝则或下罪己诏、或大赦天下、或改变年号以平息所谓的“上苍之怒”，而不是将时间花在积极施救赈灾，进行灾祸的反思，对二次灾难发生的有效控制上。

汉桓帝死后，并没有留下子嗣，于是群臣迎回河间王的后裔刘宏即位，也就是汉灵帝。汉灵帝即位第二年，又爆发了瘟疫；汉灵帝面对灾难，重复了汉桓帝的举措，大赦天下、频繁修改年号。

就在张角在巨鹿掀起黄巾军起义的前一年，夏，天下大旱；冬，瘟疫横行，这样的大环境，给了篡逆者可乘之机；如有心人张角，便找准时机，扛起了“苍天死，黄天当立”的大旗，打着天命的名义和旗号进行反叛活动。而仅仅就在“黄巾军起义”被平复的第二年，瘟疫又起，叛乱更是频发，煊赫了四百余年的大汉王朝，彻底走向了末路。

在大型自然灾害面前，单凭人力确实难以控制，然而利用天灾散布谣言以满足自身利益，掀起叛乱以满足个人需求，这又是更深层次的灾祸了，东汉末年横行的多次自然灾害，可谓既是天灾，又是人祸。

经久不衰的地震、瘟疫肆虐，并且总是发生在位于国家心脏位置的京师地带，这样的灾害确实难以提前预知，且东汉年间的医疗水平也处于较为原始的水平，更谈不上什么有效的预防机制了。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东汉朝廷的朝廷统治者汉桓帝一心向佛，国家灾祸面前，作为统治者的他却当上了妥妥的“佛系青年”，汉灵帝也是如此；天灾面前，桓、灵二帝，不是大赦天下，就是变更年号。若是稍微有所实际作为，也不至于太监把持朝政，使得政治权力寻租、腐败滋生，若是官员管理得力，能够在灾害发生之时有效施策，那么灾害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亦不至于到最后掀起全国范围内动荡。

苏轼建立北宋版“雷神山”医院，抗击瘟疫

无论在什么时期，灾难只能敲响警钟，而无法阻碍时代的进步，积极施政，强力抗击，精准施策才是灾祸发生时的可取之道，譬如在北宋元祐四年，杭州发生严重的疫情，而当时主政杭州的，正是那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发现瘟疫后，苏轼一面向北宋朝廷上书请求援助和救济，一面又在杭州建立起了“北宋版”的雷神山医院，安乐坊用以安置病人，同时请来众多医药专家研制药粥，并派遣诸多基层工作人员和医生四处奔走，对于不同的患者施加以不同的诊疗手段，一时间治愈了很多感染了瘟疫的人。

苏轼的经验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且在之后长期的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积极运用。可见，灾害并不可怕，迎难而上，处理得当，则可以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击天灾，虽有牺牲，然而正如毛主席所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自然灾害永远不可能打倒不断进步的人类，饱经自然灾害的东汉王朝是不幸的，而一路披荆斩棘、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却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