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记载的中日两国最早的接触是什么时候？什么事件？

中日最早建交是什么时候~

范哗著《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绥。”(注7)这是继班固《汉书》之后，反映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倭奴国是倭人奴国之意，是《汉书》中所载百余倭人国家之一。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这个古代矮人国家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北九州博多湾的福冈市一带。这是日本史学界和考古学家根据下述情况做出的科学结论。第一，在福冈市稍南些的须玖遗迹中发现弥生时代的古坟群，从中出土大量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以及发现弥生时期种植水稻的农耕遗迹，甚至发现炭化的大米粒。(注8)古坟群中有一座盖有巨大石块的瓮棺，日本史学家认为墓中的主人，可能就是奴国的国王。第二，在博多湾的志贺岛发现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金印。一七八四年(日本天明4年)春，在当时的筑前国糟屋郡志贺岛叶崎地方(今福冈县粕屋郡志贺盯)，农民甚兵卫因田地水沟流通不畅，于二月二十三日进行修筑。在挖沟时掘出许多碎石，碎石下覆盖一块两人方可移动的大石移开大石，下有一石室，从中出土一颗金印。该印为纯金制成，上部为蛇纽，下部印面为二点三四厘米见方，刻有“汉委奴国王个五个阴刻篆字。经日本史学家鉴定，该印的大小尺寸符合汉代“方寸之印”的规定：蛇形纽饰也符合汉代授与夷王印章的规定。因此，断定它就是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那颗金印(中国历史学家黄遵宪在日本时曾亲自见过这颗金印)这颗金印现为日本黑田氏收藏。不过也有一些史学家对此结论持有怀疑，双方进行过争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宁西汉墓中出土了汉武帝赐给滇国王的刻有“滇王之印”的金印。日本史学家经过对比鉴别，认为在雕刻方法，字形，蛇纽等方面．都极其相似，、争论渐息，但怀疑之点并末根除。一九八一年二月，在我国扬州地区，出土另一颗汉代金印“广陵王空”。经商京博物院考古部鉴定，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广陵王刘荆的金玺；这颗金印是在公元五十八年授予刘荆的，而光武帝赐给奴国的金印是在公元五十七年，两者相距仅一年。两颗金印的外形大小形状相同，边长均为汉代的一寸，虽然一为龟纽，一为蛇纽，但这符合汉代印纽的规定。(注9)阴刻篆文的篆刻技法，同为“药研雕”，印高及重量两者相差无几。因此，日本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两颗金印的雕刻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日本考古学家冈崎敬，金石学家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史学家大谷光男等认为，“广陵王空”的出土，结束了近两百年来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的争论。(注10)由于倭奴国王金印的出土，福冈市一带是古倭矮人奴国的遗址，便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了。

　　范哗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述奴国的社会状况，也没有记载朝贺时赠送礼品的名单，这对了解奴国的情况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可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在奴国一带进行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欠。综合日本史学界的考古成果，可以了解二千年前奴国的大概情况；今天的福冈平原，大体上就是奴国的版图。福冈平原有两条河流，御经川和那坷川东西汇流于此，正是栽培水稻的适宜地点。从发掘出的农耕遗迹和炭化大米粒可知，奴国的水稻栽植已很盛行，渔猎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平原的中心有一丘陵地带，现在叫作板符台地，站在台地上面可以俯览整个奴国平原。从台地往前约三公里，是现今的须玖遗迹。这个古坟群拥有近千于座坟墓，这样多的古坟反映出当时的奴因人口众多。从墓的形状看，有一般的瓮棺墓和独特的上面盖有巨大石块的支石墓。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般的“弥生式”陶器和铜矛、铜剑、铜镜等随葬品。从墓的形状和随葬品的多少甚至没有随葬品的状况可知，奴国已出现阶级分化。但是从其向汉光武帝朝献时没有进贡“生口”这一事实分析，奴国的奴隶并不多少。由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奴国在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之间进行交换互通往来，而且还经常派遣使节去乐浪郡和汉政权发生接触。这种情况表明；奴国是当时候人国家中具有政治经济影响的先进国家。公元五十七年，奴国国王为扩大同汉政权的联系，派使节去汉都洛阳，与汉政权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但是，据现有史料看，汉政权没有同奴国以南的侯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后汉书》倭侯人传才有奴国是“倭国之极南界也”的记述，据史书载，奴国赴汉都洛阳的使节，自称其官衔为大夫。本夫不是倭人国家官职中的固有名称。大夫这一称谓，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很为盛行，出使各国的使节对方常以大夫相称，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因避战乱而移居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对这称谓及其所反映的身份是很熟知的。倭人国家要和汉政权以及乐浪郡建立联系，迁居该国的汉族人民有可能被起用充作译员或使节的随员。他们就按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使节称谓的惯例；给自己的使节冠以大夫名称。因而大夫的称谓遂成为去中国的侯人使节的通称，但这些使节在其本国的职衔并不称作大夫。




东汉政府与伊都国建交

　　据范哗《后汉书》记载，继奴国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约半个世纪，北九州的另一个倭人国家伊都国也派使节至洛阳，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后汉书》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字，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版《后汉书》东夷传倭条的文字如下：“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里没有提到伊都国的名字，只记为“倭国”。但据宋版《通典》所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土国”，据《翰苑》注引《后汉书》的文字为“倭面上国”这里的上字显然系土字的讹错，因而仍是倭面土国。又据日本史学家木富泰彦所见传入日本的古本《后汉书》的文字也为“倭面土国”。由此可知，范哗在《后汉书》中所记的原文实为“倭面土国”。(注11)据日本史学家的考证，倭面土国即是伊都国。(注12)由于奴国和伊都国在汉代桓、灵以后，已成为日本新兴国家邪马合国的属国，因而在几百年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如魏征的《隋书》、李延寿的《北史》等，都根据邪马台国时期奴国、伊都国和邪马台国已成为一个国家的事实，把前此三个国家的历史捏合在一起叙述。(注13)宋以后的史学家大都遵从唐代史学家的意见，更晚些的史学家在重刻范哗《后汉书》时，甚至把“倭面土国”误认为是衍文而予以剔除。幸而中国的历史家在收集和编纂史书时，保存了原书的本来面目，例如宋刻的杜佑《通典》。更值得庆幸的是中日两国的收藏家们，居然收藏了宋代刊刻的《通典》，使我们在今天尚能看到原书的真面目。

　　伊都国的所在地点，目前日本史学界已有定论，即在今北九州系岛半岛上，福冈县系岛郡前原町的旧恬土村一带。在这一带，些弥生时期的古代遗迹，例如，平原遗迹、井田支石墓、三云遗迹、志登支石墓群等，都是古伊都国的遗迹。在三云和番上两个发掘点中，发现三处直径十米的圆形居住遗迹和方形居住遗迹。从这些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其中有被日本考古学家推定为，公元一世纪左右中国后汉时期的素环刀(刀柄部份成环形)、铁斧、直径约一厘米的透明玻璃玉、管玉、盛食物的杯子等。在日本全国各地弥生时代的居住遗址中，发现这样多的铁器还是罕见的。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遗址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贵人即统治者的居住址。(注14)从遗址中出土如此多的中国铁器；说明这些遗址的主人或者可能到过中国，或者可能同中国有过贸易关系。此外，日本考古学家在平原遗址的古坟群中，发掘了一座古墓。从中出土中国汉镜四十二之面，有四面在白本所有出土的汉镜中是最大的，而且有一面是极其罕见的“内行花纹镜”。（注15）汉镜在日本的古代，被认为是权力和统治的象征，这四面最大的铜镜，象征着墓主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墓的四周绕以方沟在方形台地中央挖方形坑，其中安放宽一米、长三米的木棺。据日本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墓葬形式极类似中国战国时代的墓葬形式，并且认为墓的主人可能就是伊都国的国王。该墓的埋葬时间，大体上在公元二世纪的上半叶，，下距即将出现的邪马合国只有五十年左右，正是伊都国向汉政权献“生口”一百六十人以后不久。从伊都国王一次向汉政权献“生口”也就是奴隶—百六十人看，这个时期，伊都国内的阶级分化已经很明显了。不过，向汉政权所贡献的礼品单中，只有“生口”一项，也说明伊都国的生产并不怎样发展，除生口之外，无其他可作礼品贡献的。但是，从四面最大汉镜看，当时的北九州，特别是伊都国可能是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中最先进和最有势力的一个国家。他自己和汉政权保持着政治和经济即贸易的关系，并且以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和地处交通要道，控制日本群岛各倭人国家同中国的交往关系。这点，在《后汉书》的记述中，也有反映。《后汉书》载：“倭面土国王师升等献生口”(注16)这一“等”字表示：从奴国到伊都国这五个年间，同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倭人国家多了。而且，《后汉书》单独标出伊都国作为倭人国家象征性代表这点表明，他对邻国是有影响的，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九州具有政治影响的国家从奴国到伊都目的变化，客观上显示出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某种发展趋势。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群岛上诞生了邪马台女王国，一个拥有三十几个倭人属国的比较大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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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徐福的故事是传说，不足为信。
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
在天明四年 ( 1784 ) 的一天，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一颗金印，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
随着近年日本越来越犯贱，竟然要否认，还好金印真实性的证据层出不穷，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中日最早交往是在东汉初光武时期。不过那时候的日本人应该是生活在日本的众多原始野人部落中的一个，日本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在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历史老师回答您：
东汉光武帝时期，倭奴国派使臣来华，汉光武帝赠予“汉倭奴国”金印一枚。
这是正史记载的中日两国最早的接触。

野史记载是在秦国时期 秦始皇派徐福乘船出海寻访仙药。同行的还有500 名童男，500名童女和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但秦始皇不久之后暴病而亡。所以 徐福在当地自立为王 生活下来
而要根据正史记载 是在隋朝文帝时期 就与当时的日本国有过交往 在唐朝贞观时期达到了鼎盛 日本在当时派遣了大量留学生来唐朝留学 参观

神话传说中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曾派一名叫做徐福的人出海访求仙山，徐福向秦始皇借了500童男童女，一去不返。有人说，徐福后来到了日本，建立国家，自给自足，徐福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日本现在还有神武天皇的庙。
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1960s，日本有位农民在耕作时挖到一块玺印，上书汉字“汉倭奴国王金印”，证实东汉时中日两国就已有交往。
中日交往的高潮出现在隋唐时期，日本曾先后13次派遣唐使来华，还有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比较出名的有：阿倍仲麻吕，空海等人。李白曾写过一首诗《哭晁卿衡》中的晁衡即为日本留学生，在唐朝做官，官至三品，后葬于唐。还有唐朝时，鉴真东渡，也是中日交往的重要事件。日本古都奈良就是按照唐朝长安城的样子修建的。
明清时期，中日交往陷入低谷。明朝时，大批日本武士，浪人，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戚继光抗倭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清朝实行海禁政策也与倭寇骚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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