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的内容简介

为什么说金庸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就说一句——金庸总共写了二十多部小说（知名的那种），基本都拍成了电视剧和电影。现在的网络小说号称一年产上百万部，能够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的基本没有，即便是拍成了电视剧，那更多类似于历史的改编而已。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金庸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一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小说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写出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的文化风貌。他还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中表现为多元文化，儒、道、墨、法、佛乃至兵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对这些传统文化金庸都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有赞扬也有批判，有吸收也有扬弃。因此，金庸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常常综合了多家文化的长处，如儒家的仁政、道德、进取入世，墨家的尚侠精神，道家逍遥的人生态度，佛家的慈悲思想等等。而反面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不可救药。更多的则是中间人物，在他们身上或许更能体现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

传统文化的影子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其一，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身份印记，如和尚、道士等；其二：作品中涉及到了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书法、棋艺等；其三：“寓文化于技击”。“武功”中融入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艺术，如“降龙十八掌”中的易学思想和张三丰以书法创武术套路等。这样做，一方面使传统文化有趣易懂，另一方面又提升了“武功”的文化层次，也更有利于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刻地展现人性。

金庸武侠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随着创作时期的不同也有所变化。金庸的前期作品，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中期作品，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分水岭，其中既有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声音，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的行为。《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放在第一位。张无忌放弃明教教主，令狐冲也拒绝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眼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以确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如何做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天龙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部13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
《天龙八部》乃天下奇书。此名源于佛典，为善道八部众生。书中三位男主角皆有佛缘。乔峰救天下苍生于水火，非菩萨不能为也。段誉幼熟经书，宅心仁厚，爱民如子，正是一代佛君。虚竹更是身源少室，自幼出家，虽破戒出寺，但此为前生旧业，非是本心。
有人以书中主角释八部众生。乔峰为天人，当为八部之“天”（即帝释天）。且天人死前有五哀，乔峰正是哀莫大于心死。段誉出身龙脉，当为八部之“龙”。虚竹不才，应为“夜叉”。“夜叉”者，捉鬼之神，实鬼王也。虚竹接掌灵鹫，以宅心神技统领三十六洞，七十二岛诸魔，使之弃恶从善，歼敌保国。善哉虚竹子！“乾达婆”为香神及帝释乐神，当为女子。 “乾达婆”梵语为“变幻莫测”之意，阿朱精于易容仿声，人所难辨。且为乔峰爱侣，当居于此位。“阿修罗”乃世代魔界帝王，总爱与佛辩论。且喜擅动刀兵，与天人争地，害得苍生涂炭，十足一个慕容博！“迦楼罗”以毒龙为食，而死前因聚毒过多，痛苦之极，当为番僧鸠摩智。此人屡次行凶于段誉，结局时全身功散，形如废人。不过此后一心向善，终成一代护法神鹰，实为佛门幸事！“紧那罗”为独角神，历代被少林尊为“护法棍仙”，故此位当属少林僧，应为方丈玄慈。“摩呼罗迦”为大蟒神。赐位游坦之。此君际遇之惨，容貌之丑，性情之怪，武功之毒，皆令人思之蛇蟒。
天：乔峰。龙：段誉。夜叉：虚竹。乾达婆：阿朱。阿修罗：慕容博。迦楼罗：鸠摩智。紧那罗：玄慈。摩呼罗迦：游坦之。
金庸笔下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的福建山歌，他在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读者会觉得非常“过瘾”，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这种“大”是从其他武侠小说中难于得到的。

金庸小说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节的具体描写上的。《天龙八部》中的灰衣老僧在给天下英雄们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难讲出来的。这样的细节非常多，《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做过两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汤”，描写得精美绝伦，令人垂涎欲滴，其中放射出夺目的中国文化的光芒。《笑傲江湖》中的祖千秋对喝酒用杯的讲究，展现了中国的酒文化。还有“梅庄四友”对棋琴书画的痴迷，更是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妙。金庸小说中饶有情趣的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骂人，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

金庸武侠小说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自从金庸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有许多学者关注着金庸小说，解析金庸小说，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一些大学也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或讲座，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学理性探讨。这是因为，金庸既然是当代中国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小说自20世ES0年代问世以来，风靡华人世界已近半个世纪，又是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软件最多的以古代社会侠义斗争为内容的文学作品，还是读者文化修养跨度最大的作家，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金庸：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其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受众之广，几乎无人可比。金庸小说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有人在给20世纪的文学大家排座次时，将金庸列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茅盾之前的老四(前三位是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是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王一川《重排大师座次》，载《读书》1994年第l l期)；不少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给予金庸小说感情色彩浓烈的高度评价，有的认为：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第209页)有的认为：其小说的结构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冯其庸《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浙江文艺出版社，l992年，第2页)，几乎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像金庸那样在小说中将如此广博的知识信息熔于一炉(廖可斌《金庸小说论争集·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有的断言：也许用不了多少年，人们就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新发现一位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发现一部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巨著。(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l992年，第3页)金庸武侠小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代表，完全可以与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相提并论。(徐尚扬《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金庸小说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在思想的深刻、独到方面，不亚于新文学大师的杰出作品，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第209-2U页)，等等。也许正是如此这般热情的评价，才激发了那场对于金庸小说的否定性批判而引发的新闻性远远大于学术性的王金论争。在一些学者们看来，毕竟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属于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如何能当得起这般高的赞誉?毕竟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子虚乌有、离奇古怪的故事，哪怕再高妙、再新奇，如何能入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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