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的历史发展

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

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粤商、徽商、晋商，也有陕商、晋商、徽商的说法。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清朝时以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为主。

商帮起源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

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

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商帮的基础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主要商帮形成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据专家估计，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单产量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明代在官营手工艺衰落的同时，民营的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苏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的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

政策的变化对明清三大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的强军和30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政策成为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成为了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而在辽宁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商帮衰落

尽管十大商帮曾在历史上风云一时，但由于他们的经营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注定要走向衰落。下面以晋商为例，其衰落自身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其一、沦为封建政府的附庸，商业模式单一。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廷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朝廷，为其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朝廷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其三、墨守成规，思想保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其四、投资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