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在统一六国后为何不管用了 秦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

~ 认为商鞅变法的成果，在秦朝统一后就失去了效用，甚至把秦朝灭亡的责任推卸给商鞅变法，是极不恰当的观点，这种观点没看清楚商鞅变法的实质，更混淆了商鞅变法与秦法之间的关系。
估计有人要反驳我，秦法难道不是商鞅变法的具体表现形式?秦法中最重要的几部法律，难道不是商鞅本人主持修订的?
商鞅变法的本质及其历史价值
千万别被一个“法”字误导，把目光全盯在了法律实操层面，而是首先要把握商鞅变法的本质，探究它究竟变了什么。
以我个人观点，商鞅变法这个称谓其实不妥当，应该叫“商鞅革命”!
“革命”不一定指对政权的武力颠覆，凡是相对于原有系统颠覆性的建设，都可以叫革命，它可以发生在一个政权内部。我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过三次革命：汤武革命、商鞅革命和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结构，建立了民主政体，这个大家很熟悉，不细述。
汤武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光是朝代更替这么简单，更主要的是，其社会结构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中国的历史从部落邦联制结构，演化到封建制结构。
支撑封建制的三根柱石，就是周公创建的井田制(经济)、宗法制(社会)和分封制(政治)。周王朝的兴起源于此，败落也源于此。
井田制其实是奴隶制庄园经济的表现形式，它固化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维护的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利益。
宗法制以嫡庶概念将全社会人为分层，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几个阶层，本质上它是替贵族阶层的长期利益，修筑了一道防火墙。
分封制采取王室成员分治地方的模式，将整个天下变成一个“大家族”，形成“家天下”的政治结构，达到拱卫王权，维护周王室共主地位的目的。
封建制在西周初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可到后期出现了大问题：井田制不适应农业经济的规模化趋势，自发的土地兼并事实上摧毁了井田制;宗法制在保障贵族权益的同时，也遏制不住他们向上一个阶层跃进的野心;分封制下的诸侯，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谁都不愿意拿天子当共主。
由此就出现了孔子口中的“礼坏乐崩”，天下一盘沙沙、分崩离析，于是战乱迭起，民不聊生。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天下迎来社会变革的高潮期，所有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没治了，都想开出治国良方，于是“百家争鸣”，“变法图强”。相对于李悝、吴起、申不害等人的局部修补术，商鞅变法则是推倒重建!
那么，商鞅到底变了啥?一句话可以概括：推翻封建制，建立以王权为核心的大一统社会，采取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
商鞅所架构的社会，经济上没了奴隶主对经济的制约和盘剥;全社会只有皇帝一个人享有特权，其他人都叫“编户齐民”，从阶梯型社会关系变成“平等型”;以中央集权直接行使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不再有代理人的存在。
到了秦始皇时期，用一个“皇帝”的标志，与西周的“王”做了个区隔，历史上我们把从秦朝到清朝，叫做帝制社会。因此，商鞅变法的成果管用了2000多年，我们不能把秦朝的灭亡归罪于商鞅变法。
秦法与商鞅变法的关系
秦法是商鞅变法的具体落地政策，可是我们要知道，每一项“务实”的政策，其生命力远没有“务虚”的理论长。政策需要因时、因地调整，可指导思想不能变。
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历时150年，期间秦朝的法律不断在变化。有人说秦亡于严苛的法律，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法律本来就是很严肃的，“苛”是法律不适应环境的体现，是可调整的东西，是特定环境下的说法。
比如说秦法规定，没有身份证明不能住宿，在当时属于先例，百姓肯定一时难以适应，今天也还是这个政策，你会说它“苛严”吗?
再比如说，秦二世修改法律，增加了对农民的税收和徭役，导致天下民怨沸腾，这个秦法的弊端能归咎于商鞅变法吗?
所以，秦法不能代表商鞅变法，它只是践行商鞅变法精神的工具之一，是否恰当取决于当事人的执政水平。就像当今社会，在一片否定社会主义的声浪中，我们为何却能逆势崛起?
二世而亡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
有人把二世而亡归咎于秦法，我不否认，可是未免表面化。
个人认为，商鞅变法后，秦朝在消灭了宗法势力后，过于迷信秦法的万能特性，忽视了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的培养，使皇权变成了无源之水。
皇权不等于皇帝，更不等于龙袍、龙椅，它代表帝国的政治决策力和掌控力。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名字叫皇权，但绝不是皇帝一个人可以驾驭的。
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围绕皇权都有一股或多股政治势力，他们与皇帝之间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让国家决策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
这种结构虽有弊端，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我们都知道，皇帝不是凭能力上位，而是靠出身，皇帝的个人能力，乃至品行的滑坡，几乎是必然的趋势，如果没有政治集团的补充，是不可想象的。
商鞅变法干掉了秦国最大的政治势力老秦贵族，可老秦贵族下台后，谁是皇权的平衡势力呢?没有!政治势力的缺失，才是秦二世而亡的根!
赵高一个宦官凭什么能权势熏天?丞相李斯等人为何就搞不定赵高?秦二世才上台两年，秦朝就摇摇欲坠?简单说，秦二世个人就代表了皇权，赵高又能巧借皇权，个人决策根本没有纠错机制保障，所以帝国脆弱不堪。
客观来讲，这个责任不是秦二世个人能承担的，也不是秦始皇、商鞅能承担的，我们也是从“历史的大数据”才看清：原来，那时候还真没有可以与皇权并驾齐驱的政治势力。
我曾经撰文阐述了自己对秦亡汉兴的认识：秦亡于旧贵族集团(项羽等六国贵族后裔)和新兴士族集团(刘邦、陈平、韩信等)的联合绞杀，最后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兴士族集团，又打败了旧贵族集团，建立了大汉。
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士族集团，从那时候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秦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宿命，它就像一个母胎，孕育了士族阶级这个胎儿。
类似的情况发生于王莽的新朝，这个跟秦朝一样短寿的王朝，成了孕育豪门士族集团的母体。还有短命的隋朝，它催生了庶族集团的闪亮登场。
三个短命王朝，承担的历史使命却如此重要，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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