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是什么？怎么形成的

魏晋风度是什么？怎么形成的~

所谓“魏晋风度”一般认为是魏曹芳正始年间到东晋灭亡这近200年间名士们表现出的风度。“风度”是指魏晋时品评人物的词语。据《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记载与“风”有关的品评词语有“风貌”“风操”“风力”“风流”“风采”“风神”“风韵”“风格”“风骨”等等。这些都是从汉末到晋品评人物的术语。

推动了魏晋风度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
首先是社会变革和选官制度。门阀世族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中所起的统治和主导作用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具备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当时的选官制度互起作用。比如曹操先后在建安十五年春颁布的《求贤令》建安十九年冬的《赦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建安二十二年秋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这三令对当时人才选拔的思想起到了很大巅覆作用。特别是第三道令中：“今天下无有得至德之人……..或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三令的发布，标志着当时的社会道德思想上的重大变革，其意义并非只限于在人才选拔上，儒家道德观念也在此濒临破产。
其次，上层社会的个人行为的影响。上面我们说了曹操任人唯贤对魏晋风度的影响，但是曹氏对儒家三纲五常的破坏也不只在于此。正如傅玄所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这是晋人对曹氏父子的评价。曹氏父子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由于他们的好法术，慕通达导致天下礼教崩坍。《曹瞒传》中说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戏弄言诵尽无所隐。” 曹操这种不治威仪不拘小节的性格也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曹丕《世说新语》说：王粲病逝，掩埋之后曹丕对吊唁的人说，王粲生前好听驴子叫，我们每个人都叫一声来缅怀他吧！说完就学着驴子叫了起来。于是王粲的墓园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世说新语》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主角是孙楚）曹氏父子的特立独行，放荡不羁并不是个案，他们给魏晋风度起到了风向引导作用，但真正推动历史的在于它对魏晋社会思想的冲击。如果我们把曹氏父子的行为看作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颠覆，那么生活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竹林七贤嵇康则是对虚伪儒家伦理道德的反抗，而阮籍则是一种不配合，东晋的风度又是在前人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的模仿了。
再次，玄学出现，道盛儒衰。生活在正始年间的何晏和王弼相继注述《老》《庄》，立论以“天下皆以无为本”玄学由此产生。这时在曹操和仲长统等人的斗争下，神学已被逐出了哲学范畴。在玄学家的话题里已经没有了鬼神的踪影，只有圣人，圣人也只是人而已。何说圣人与人无同，“（圣人）无喜怒哀乐”王说“（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这都是人们对于个人精神的一种自省即我与自我的觉醒。到了王戎他说：“圣人忘情，最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是对魏晋风度产生最好的诠释。圣人可以忘掉普通的感情不为情所累，天下真正能理解感情的人正是我们这种还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专注于七情六欲并受其煎熬。正是因为都不是圣人他们能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情欲放浪形骸。正如冯友兰在《论风流》一文中对这种感情的描写：“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有情有欲超越自我才有情和欲的解脱而表现出的个性张扬。西晋时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名教表示否定，崇尚自然，行放浪形骸之事。在其《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到“仁义”“谦让”皆“非自然之所出”，并指出儒家的传统观念是对人性的扼杀“六经以抑引为主，而人性以欲为欢”又为魏晋风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在当时这样说出的言论是要付出代价的。先是嵇叔夜的“每非汤武而薄孔周，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与山巨源绝交书》）再到嵇康之死。玄学的第三宗的向秀目睹了好友嵇康的死偏向于中立，郭象与其说是对玄学三宗各观点的总结和发展不如说是对统治者的妥协，甚至是利用道教来为儒生自居的司马氏的统治服务了。对魏晋风度未起本质推动，但是他们却为后来东晋的魏晋风度风格转换起了铺垫作用。至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才趋于和谐统一。

原因大致是自从后汉以来朝廷内部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后期的党锢之祸，黄巾军之乱和随之而来的三国时代则是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报国之心。他们对战乱的恐惧，对社会的失望导致一些文人撰文予以批判，而朝廷则采用“九品中正制”开始对官员采取一定的控制，这些因素导致当时的名士们逐渐脱离了公共生活，摒弃了儒家的准则，纷纷转向追求道家的自由意志，形成清谈之风。
再者，那时候文人的骨气很硬，对于政府提倡和推广的儒家经典和一元化注释很反感，这也是魏晋文人推崇老庄哲学的原因之一

魏晋风骨又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指中国建安时代（196年-220年）作品（即建安文学）中慷慨悲凉、刚健明朗的风格。
汉朝建安年间，三曹与建安七子等诗人继承《诗经》及东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朝末年的大动乱、大分裂， 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
建安文学具现实性，反映汉末社会动乱的实况，作品内容充实，表现慷慨悲凉的特色；建安文学亦具抒情性，表达作者个人理想，及其拯物济世的抱负，言辞恳切，有刚健明朗的特色，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其诗歌，大多情感基调慷慨悲凉，语言简练刚健，自然明白而流畅，成为后世诗歌推崇的榜样。
建安文学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文心‧风骨》：“《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又如初唐陈子昂反对六朝华靡虚弱的文风，提倡追求汉魏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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