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的形式和特点是？

你知道的腐败犯罪的主要特点有哪些嘛？~

1、腐败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今天，不仅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而且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有腐败现象发生，甚至在一些被人们称之为“清水衙门”的部门，腐败现象也日渐突出。
2、腐败主体的文化层次、知识水平越来越高。受整个社会进步的影响，腐败主体的文化层次和知识水平也越来越高，其行为更加“严谨、慎密和高明”。
3、腐败主体既懂经济又懂法律，反调查能力比较强。腐败分子中的大部分法律知识比较丰富，因此，他们从实施违法违纪之始，就注意了将反调查工作同步进行。
4、腐败主体向年轻化方向发展。许多年轻干部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就走向了腐化、堕落。
5、离退休人员和临近离退休人员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一些离退休人员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加上受社会上“一切向钱看”错误思想的影响，出于一种补偿心理而利用余权、“余热”实施腐败行为。
6、腐败主体由单一体向团伙群体发展。这种团伙群体作案涉及的人员多，案情复杂，往往有一案带多案，查处一个带出一串的特点。团伙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密谋策划细致，手段隐蔽，组织诡秘，欺骗性大，不易被识破。一旦被发现，又互通信息，建立防线，转移证据，互相保护，互相开脱。从而增加了查处案件和反腐败的难度。
7、官商合一的腐败主体，危害尤重。这种主体中既有市场经济的主体，又有行业管理主体，还有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主体。这类主体作案或实施腐败行为，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有较长或较深的潜伏期，难识破，危害性大。
腐败现象的行为特点
1、利用政策、法律的断档和空白，损公肥私。一些不法之徒往往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地位，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甚至以闯“禁区”为名，利用政策、法律的不健全、不完善、不配套、不严谨等漏洞，损公肥私。
2、利用“双轨制”，索取非法利益。比如群众反映强烈的“官倒”问题，其存在的基础就是价格双轨制。
3、利用行业特权和垄断地位，弄权勒索。有些独家经营的垄断性行业，如：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又不能满足人们的正常需要的行业，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如铁路、银行、电力、卫生等，其地位和特点为这些行业的个别单位以“业”谋私提供了客观条件。
4、利用各种权力谋私。例如审批权、鉴定权、评优权、专卖权等，收受贿赂，谋取私利。权力和金钱一结合，权力便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权力的商品化、价值化便应运而生。
5、利用职权乱收费、乱摊派。有的擅自把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变成收费项目；有的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转移到下属从事“三产”的实体，搞有偿服务，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对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也是如此。
6、利用资金管理和经济承包中的漏洞，挖蛀国家资财。这种行为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富了“和尚”，穷了“庙”。这种腐败行为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1)信贷中以贷谋私行为严重。除正常信贷外，还有人情信贷，行政命令信贷，有偿(私吃回扣、抬高利息)信贷，让息或无息信贷等等。使大量的资金流失或沉淀，形成呆帐和死账。(2)在经济承包中包盈不包亏。包盈了，个人多得、多分、多奖。包亏了，国家补偿、补亏，增加投资。对承包者无惩罚，不负任何法律责任。(3)借机在多种经营或人员分流办公司中，以所谓经营性、政策性亏损为由，变国家资金为集体资金，变集体资金为个人所有，中饱私囊。(4)在合资或合作企业中让利私分。有的利用招商引资之机，将我方投入的固定资产或基础设施低估低评；对外方投入的产品或设备高估高评；有的帮外商高进低出或购进质次价高的产品或设备；有的替外商出钱出资或担保，主动承担风险；有的通过关系搞假合资、合作，骗取国家减免税费。(5)“小金库”挖“大金库”。有的把全部非法和部分合法资金纳入“小金库”；有的把外部收入或乱收费、吃回扣、劳务费、放贷利息等统统存入“小金库”，领导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7、利用管理不严和监督不力，弄虚作假，骗取各种利益和荣誉。有的虚报产值、利润，浮夸成绩，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有的还编造假项目、假合同、假贷款、假集资，生产假产品等等。
8、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和浪费。表现在：决策问题草率盲目，不讲科学和民主，为所欲为，独断专行；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积极主动解决工作、生产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各种恶性事故时有发生等，这种状况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严肃查处。
9、令不行，禁不止，各行其是等消极腐败行为越来越突出。有些人以开放搞活、简政放权为由，为所欲为，各行其是。他们中有的为了小集团利益、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不顾党和国家的全局；有的钻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空子，超前行动，扰乱整个改革步骤的正常进行；有的打“擦边球”，或另搞一套；有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对违法违纪行为不但不严肃查处，反而包庇袒护。这些政治上的分散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直接削弱和涣散了党的纪律，危及社会稳定。
上述种种腐败行为的实质，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以权谋私的工具。腐败行为出现、蔓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对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有力的监督，对于滥用权力者未能作认真、严肃的处理，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些行为的泛滥。
腐败现象的手段特点
当前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总的趋势是由表层向深层次发展，由公开向隐蔽发展，由简单、原始型向复杂、智能型方向发展。
1、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狡猾。现在的行贿受贿多是单线联系，“二人以上不办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已成为一些人的信条。在贪污案件中利用涂改帐目等“笨办法”贪污的越来越少，而利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先进的通讯设备等科学技术手段，进行伪造、作假等作案的多了。利用职权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少了，采用迂回或以“合法”形式为亲属、子女谋取利益的多了。
2、腐败分子的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过去，腐败现象发生后，腐败分子大多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消极地对抗调查。当前，一些腐败分子的反调查已变成一种积极的、强烈的对抗调查。甚至是犯罪行为。有的实施腐败行为之后，将证据隐匿、转移或毁灭，甚至把脏款、脏物转移到国外；有的与知情人或同案犯进行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有的将主要证人派往外地，甚至派到国外，令其长期不归；有的采用收买、封官许愿等手段，严格控制、笼络案内外知情人；有的利用职权打击报复，迫害举报人、知情人，使其不敢如实向调查机关提供情况；有的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靠山、保护伞，为其减轻、开脱责任；一旦事情败露，就潜逃到国外，逃避法律制裁。
3、腐败分子越来越善于搞感情投资，网络关系。惯用手法是勤打点，施厚礼，联“友谊”。他们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掌管实权的人员，百般殷勤，千般照顾。花国家之钱，编织自己的关系网，建立自己的“保护区”。
以上，笔者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当前腐败现象的特点。但这并不表明，腐败问题已是“不治之症”。而是力图使人们对腐败现象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全面的了解，更加注重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探讨反腐败的途径，严惩腐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特点
1、反腐败斗争的举措不断出台，但尚未找到一条根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2、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尚未真正遏制住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3、反腐败斗争中惩处了一批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但尚未真正对领导层中有腐败行为的人产生足够的威慑作用。
4、反腐败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尚未真正解决相当一部分人信心不足的问题。

1.集体腐败型

　　这种集体腐败不是以个人行为为主体，而是遵循"利益均沾"原则，即建立一个"集体利益共同体"，凡参与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表现形式有集体行贿、集体截留、集体走私、集体骗税、集体贪赃、集体渎职、集体倒卖、集体造假、集体浪费等，总之，所有经济犯罪或违纪的形式都可以以集体的名义进行。这些"集体投资"犯罪或违纪的人，以为可以抱成一团，"串案窝案"，一致对外，分担风险，而造成法不治众。这种情况甚至形成了所谓"法人犯罪案"。

　　2.官家私店型

　　私营的官家店是指由党政干部直接或通过家人亲属间接经营的私营酒店、歌舞厅等行业。从全国范围看，官家私营店多如牛毛。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通过权力和"后门"关系等社会资本和非经济手段，进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从而牟取暴利。以权谋钱是这类官家私营店牟取利润的先天条件。

　　3.执法犯法型
　　
　　据新华社2003年1月电，河北富立玻璃器皿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与原河北省平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于军义、原平泉县小寺沟法庭审判员李胜银联手，假立案、假开庭、假裁决，一连串的造假行为，试图掩盖令人震惊的事实：将700多万元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在执法犯法型罪犯中，最高官位的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1994-1997年间，利用担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的职务便利，曾多次收受贿赂、干预下级公安机关查处不法分子的走私犯罪活动。

　　4.体制漏洞型

　　即钻体制的各种漏洞，炒批文、炒配额、炒车皮、炒双轨制造成的差价，并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在制定、审批、执行的过程中，大挖政策的墙角、大钻管理的空子。从中国大陆近年来侦破的众多腐败案件看，其中相当数量的案子都出在管理的漏洞上，例如首钢第二线材厂一个叫应海明的人，集发料、加工、验收、回购于一身，没有任何制约，他在1971-1994年担任生产科调度员期间，利用工作之便，侵吞、贪污公款高达150多万元。

　　5.隐性灰色型

　　在公有制企业，由于企业自主权扩大，权力集中到厂长、经理身上，分配模糊，"红包"、"回扣"盛行，此外由于企业转制，对经营者实行重奖，经营者（尤其是企业承包者、包工头）与生产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加上其他隐形收入，有的高达十几倍、几十倍、几百倍，个别公司总经理年薪高达100多万元。各种迹象表明，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还在暗中蔓延，数额越来越大。许多贪官都是从收受红包礼金开始逐步滑入犯罪深渊的。

　　6.卖官鬻爵型

　　当今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要想权钱交易，必须首先买通领导干部的老婆、子女、家属、亲戚、秘书等。

　　据2003年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买官卖官腐败问题严重，据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副局长牛凤玉除了受贿之外，还为了升官行贿100万元，被判刑12年。中共黑龙江省绥化地委书记马德向260多名县处级以上官员卖官，聚敛钱财高达2000多万元人民币，被拘捕。

　　7.行业垄断型

　　一些与金融、股票、保险、外贸、海关、房地产、流通部门以及有国家特殊政策保护的行业的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权钱交易，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容易获得私利。

　　8.权色交易型

　　不少官员加速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包养了婚外的女人，即所谓金屋藏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财源保障。于是权色交易与权钱交易便混杂在一起。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以及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就属于这一类型。

　　9.及时行乐型

　　据中新社2000年3月13日报道，辽宁东方证券公司综合业务部原经理黄振江，携带非法所得于1995年6月潜逃哈尔滨，两年时间他与一个女人挥霍250余万元。其间他还包了一个小姐，一周时间7万元，平均每日万元；他还将200万现金埋在哈尔滨市河堤旁，结果被他人挖走，竟不敢报案。海口市振东信用社会计吴乾福，在8个月内侵吞公款720万元，一次他携带贪污的58万现金乘车，钱被抢、人被打，却不敢报案；他是舞厅的常客，靓女走马灯似地换，送女人礼品出手就是5万，聚赌出手就是10万、20万；他还用200万元一次购买4辆豪华轿车，组成车队与哥们儿兜风。

　　10.宗族家长型

　　中央有关部门曾指出，一些基层党组织被宗族势力所把持。原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赵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允忠把本村当作自家的天下，自己成立公司，变成公司的大老板，占有村中四处大院，把集体产业据为私有，甚至购买武器弹药、纠集地痞流氓、任意拷打和盘剥村民。天津市宝坻县有个全国乡镇企业的典型大邱庄。那里曾经产生过一个禹作敏，即那个全国最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他就像这个村的大家长，把整个企业不仅稿成了独立王国，而且更成了"家天下"，并让他的儿女亲戚把持各个部门。他还任意私设公堂，拷打村民或雇工。

　　11.红黑勾结型

　　据有关部门调查，在许多省份地区，流氓犯罪集团甚至有严密组织的黑社会势力，对经济活动有很大渗透，如控制资源、把持交通、垄断市场，哄抬物价、收保护费、做黑白两道的生意等，他们与政府官员、宗族势力、各种不法分子甚至海外黑社会相勾结，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

　　12.家属作恶型

　　据中新社2000年3月13日报道，江西鹰潭市副市长魏时中原来一直很廉洁，为拒送礼，他甚至逢年过节带全家躲在亲戚家中，因为这样做既可以不收礼，又不伤送礼者的面子。但他的妻子侯水娥后来不干了，她对着丈夫嚷嚷："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不搞是傻瓜，有事我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在侯的一再煽动下，夫妻双双接受贿赂，结果案发后魏时中被判刑15年，其妻被判刑4年。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位小其22岁的妻子马玉龙，老夫少妻，韩对马百依百顺。一篇报道这样记叙这对夫妻受贿的情形："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收。"结果韩福才被判刑8年，马玉龙也被判3年缓期5年执行。

　　13.新星堕落型

　　不少原本前程看好的年轻干部，甚至年轻的高级干部跌入经济犯罪的深渊。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市级领导干部，因受贿贪污，被判死缓。原河北省石油公司副厅级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魏沧平，年仅39岁，就因贪污受贿，被判死缓。烈士子弟、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原解放军某师大校副师长张国赢，因参与无锡邓斌43亿非法集资案而犯罪。

　　14.模范变质型

　　一些本来似乎德才兼备的中年干部，终于禁上住金钱的诱惑而堕落。原南京市副市长钟裕辉，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努力刻苦，有过很傲人的业绩，《人民日报》曾专门对他做过报道。但终于没能抵住金钱的诱惑，因受贿而成了犯罪分子。原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城是清代名将曾国藩的后裔，这个1968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的高才生，25岁就设计出中国第二大石拱桥--浒湾大桥，他从养路工、技术员一步一步升至高位，曾是交通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但终于还是蜕变成了贪污受贿分子。

　　15.晚节不保型

　　不少官员甚至高级官员，曾做过很多好事甚至有很惊人的业绩，但在临退休时，却产生了最后捞一把的邪念。中国《民主与法制》杂志专门为这种"最后捞一把"的现象进行了透析，称之为黄昏悲剧，或叫"五十九现象"。这些人都总觉着为党工作一辈子，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于是在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来了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16.财产不明型

　　各种贪污类型最初的直接表现都是财产不明，因为事情没有败露，人们无法定罪。而一旦被查，就会转而成为其他具体类型。

　　17.暴力贪赃型

　　2000年3月中旬，震惊两广的广西隆安县副县长李绍武，涉嫌与县乡镇企业局局长黄仲原策划用36万元雇请5名杀手杀人案，已被广西自治区检察院南宁分院依法向南宁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该案被害人杨丛是隆安县环保办公室主任，为李绍武和黄仲原的朋友，停薪留职后为创办公司，找到李绍武和黄仲原借款。李绍武和黄仲原便加盟与杨合伙办公司共同"捞钱"，并使杨的公司轻而易举地从县乡镇企业基金会贷款540万元。后因利益分配不均，杨丛扬言要到法院告李、黄二人，搞臭他俩，让他们当不了官。因县政府快选举换届了，李绍武、黄仲原害怕当不成官，便密谋找杀手把杨丛杀掉。于是，李、黄二人用36万元从社会上雇请了5名杀手，于1998年8月25日晚，把杨丛挟持到偏僻的地方，用杀猪刀、匕首将其杀死。随后李绍武与黄仲原将不法巨款据为己有。

　　18.公款行贿型

　　公款行贿，有些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更多的是慷"公家"之慨，为自己拓宽道路、日后升官发财奠定基础。如郑州铁路局原局长潘克明，多次令部下进京"谒见"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运输局原局长徐俊等人，将小到水果、麻油、饮料等"应时品"，大到冰柜、金戒指、现金、录像机等贵重物品源源不断地"上贡"给顶头上司，潘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和上面搞好关系"，同时也是在为自己铺路，寻找保护伞。江苏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邓斌，前后非法集资32个亿，轰动了世界。其间，她用公款不断向上司和有关要害人物行贿，并花巨资供某些干部及其家属出国旅游，她用这种现代时髦的"感情投资"方式，收买了权贵者的心，也为自己肆意挥霍集资者的血汗钱铺平了道路。

　　19.内外勾结型

　　一些不守法的洋人、港台人士或海外华人，利用中国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买通某些具有权力资源的人，于是内外勾结，使国有资产大量外流。据《人民日报》2003年1月17日报道，国有郑州仪表厂因前任厂长刘明亮滥用手中权利，与一家私营公司通过虚报注册资本里应外合兼并后，两年中3000多万元国有资产被掏吃一空，200多名职工被迫下岗，而这家私营公司在无力经营后，又与仪表厂签署了分离协议，并注销了自家公司的名号，好端端的一家国有企业就这样被蛀虫蚕食掉，这暴露出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中的严重漏洞及监督制约机制的极度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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